总觉得自己没有青春期。就算有，一个字即可以概括：闷。
可能跟离家比较早有关。那时候的小学是五年制、六年制并存，我读了五年，刚十一岁，离开家了。自此，我就一直生活在别人的家里，然后是别人的城市、别人的家乡。好在我后来明白，其实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寄居者。但当时，在十一岁，在我还没学会跟他人沟通、跟世界交好的时候，我就开始面临着一个必须独立存在并与外部协调的问题，这加重了我的紧张感和压力——我不由自主地竭力显得乖巧懂事。我不大愿意得罪人，也不愿显得有个性，像被在不同杯子里倒来倒去的水，总保持跟容器高度的贴合。
同样，情感表达也是我的弱项，不会撒娇，就算对家里人也不会，更谈不上吐露心事；对游戏与娱乐缺乏热情；对享乐有罪恶感。好在，这些都不算啥，表面上可好了，我体格强健，有说有笑，除了一个人时，会感到憋闷。
这样，在亲戚家的小村子，以及所就读的那个规模很小的联办初中（由几个村合办），到后来所考上的小中专，我所能做的好像就只有一件事：读书。一种无意识的权宜之计与排遣之道。
看看，书放在那儿，多好！一本打开的书，倒扣着，特别像瓦房的屋檐，令人生出藏逸遁形之心，似乎可以寄身其下，看风雨飘摇，殊觉安稳，乃至可以终身依傍——到现在都是这样，我终身最爱的朋友与亲人就是书！
书的好坏深浅不论，从亲戚家订的《外国文学》《民间文艺》到妈妈订的《雨花》一直到邮电学校的那小得可怜的图书馆，有什么看什么，不挑，还抄了不少书（抄得最多的应当是泰戈尔与聂鲁达，那时的趣味，很《读者文摘》！）；还做长篇大论的读书笔记，最记得读《巴黎的秘密》《基督山伯爵》等厚书时，因为里面的人物、事件比较纠结，我就挨个儿地替人物做年表、做故事线、做家族谱系等等，把书里所有的伏笔啊，呼应啊，关节点啊，等等，全都标出来，做成表或图，错了用橡皮擦掉修改，特别较真，像在进行一桩壮丽宏大的事业……整个青春期，没有早恋，没有对口红的尝试，没有舞会狂欢，更没有闪闪发亮的月下初吻。总之，好似一部法国闷片，说起来都要让人打哈欠。
稍微算得上有一些戏剧感的细节，发生在我工作后的一个黄昏。
其实，从学校毕业到进入职业，本来是另一个临界点——完全世俗化的日子开场了，菜场、干洗店、租碟屋、水果摊、阳台上不需浇水的仙人球、门卫老头模糊的笑容。这按部就班的慵懒生活也许本足够淹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奇怪，写小说的念头似乎正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苗头。
我第一个工作单位在南京偏北方向的某一个三十层的写字楼里，从办公室向外俯看，可以看见东北方向的小半个南京城，看到正下方各种各样的人，看到他们的头顶：小贩、警察、公务员、失恋者、送水工、餐馆侍者、经济学教授等等，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方向坚定，匆匆忙忙，像奔流不息的水一样冲洗、腐蚀着整个城市。那是个黄昏，光线半明半暗，天空中垂挂着造型古怪的浮云，把视线从天空往下移动，当我看着他们，看着那些跟我一样的人群，看着他们的头顶，像在大海中那样起起伏伏，强烈的焦灼突袭心头，如惊涛拍岸。
——我知道，我看到的其实是一种假象：所有那些人，并不真像我所看到的那样，不，在目光所及的外表之后，他们还有另外的感情和身世。每个人都有一团像影子那样黑乎乎的秘密，像镣铐那样深锁内心。对了，就是那些深沉的秘密，就是人们身后长长短短的影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像是积蓄多年的火山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迫切地想要贴近他们的心肠，感知他们的哀戚与慈悲。这就需要一个合法的工具，好在，它在那儿！正是它：小说！它就是一台高倍的、夸张的乃至有些变形和癫狂的望远镜与取景器，将会给我以无限刺探的自由、疯狂冒险的权利。
正是这个平淡而致命的黄昏，在1998年，我二十五岁，小说，它如闪电来袭、惊雷响起，我繁闷而紧张的青春期，像一个漫长燠热的午后，结束了，我找到了走出窄门、通往外部的途径。生理与心理上的青春期结束了，而文学的青春期开始了。
坐到电脑前，打出了我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寻找李麦》，就在那个被圈点过的黄昏，它来了。
（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