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要推行崇让，最好还要归隐林曦，淡泊明志。
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后，拥戴他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在官场上流行的是，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和官位。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尤其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像灰尘那样被轻蔑。所以，大官身兼十几个职务，实际是一职也不管，很多重要的事情，错误处理占十之八九。
晋朝初期，每个人想方设法挤破脑袋进入官场，门阀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级。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
人人都想去做官，这肯定是种不好的现象，先不说有没有这么多的职位，即使创造一些出来，那也会导致人浮于事、官多于民的局面。何况现在很多官员已经是不做事的了。
那么朝廷该怎么办？应该有一种怎么样的舆论引导？应该通过什么方法予以改变？身为侍中的庾峻忧心忡忡。庾峻，出身于魏晋名门颍川庾氏，庾氏在汉末三国时期为世代服膺礼法的传统儒学世家。他十分看不惯眼下淫邪的风俗和颠倒的是非。
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向皇帝上书《上疏请易风俗兴礼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针对当时的风俗热衷于仕进，礼让的风气衰微，应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学会礼让，最好是归隐山林。通过这种方法平静人们内心浮躁的世界，减少尘世的纷争和人性的攀比，同时也使他们懂得真正的谦让是怎么回事。
第一，要改变一个现状，不能为人而设官职。我听说黎民百姓的品性，人多但是贤能的人太少；分设了官职，则官职少而贤能的人又太多。因为贤能的人多而增设官职，则有碍教化；因为没有过多的官职而放弃了贤能的人，则不合大道。
第二，不一定要人人去当官。所以圣贤的帝王治理天下，因人的品性，有的让他出仕，有的让他隐居，所以有在朝做官的人，又有在山林隐居的人。在朝为官的人，辅佐君主，教化天下。在山林隐居的人，穿着粗布衣服，也都是揣着宝玉有才能的人。两类人，正如人有股肱、心膂，是不可分的整体。
第三，要肯定隐者的地位。隐者分好几等，最高的隐居在丘壑田园，它们的品节高于众人。次一等的他们轻视爵位，远离官场荣辱来保全自己的志向。最低一等的不去做官只接受爵位，虽然没有功绩却能知道满足。他们的清洁高尚足以让人遏制住贪污之心，他们的隐忍退让足以平息鄙俗琐细之事。
第四，要认同隐者的作用。所以在朝为官的人听说他们的节操，而对此感到高兴，将要接受爵位的人都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们感到羞耻。这就是山林隐居的人和回避被过度宠爱的大臣们的可贵之处，连先古的帝王都赞扬这些人。他们的节操虽然违背入世的原则，但德行符合圣主的主张；他们的行为虽然违背朝仕的原则，而功绩一样有利于国政。所以一方面朝廷上有很多贤才，另一方面在野的人也多有君子，这是先古的帝王所要发扬的。
庾峻还指出，如果不革除百代帝王的弊端，仅仅致力于拯救社会的政治，文人竞相凭智慧而努力，武将依靠力量而争先。官高了，而心生不满；事业成功了，他要求会更多。另外国家没有依据才能任官的制度，升降无章，普天之下的人，能进不能退。如果让一部分官员离开了官位而居东野，那么对父母来说，你是慈爱的，对别人来说，你是孝顺的，何乐而不为呢。
庾峻的奏章，很有文采，亦很有思想，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美文。他深刻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一方面鼓励士子积极投入仕途奔竞，以防止其国家机器的老化；另一方面又害怕仕途奔竞会激化本阶级的内部斗争。所以他提倡一种主动退让的超脱精神，务使庙堂与山林若即若离，出仕与隐遁若断若连，当权与在野保持适当的距离，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无疑是一个最合乎统治阶级理想的原则。这把一体两面的双刃武器逐渐为统治者所认识、掌握，成为稳定封建社会结构的有效调节器。
史书并没有记载司马炎有无采纳庾峻的建议。不过在我看来，采纳的可能性不大。出仕还是隐居，靠行政手段和外部干预是比较难实现的，它更多取决于人的内心世界。更何况在魏晋以前的传统观念中，隐与仕是对立的，出与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或隐于林泉之下，或仕于朝廷之上，是两条难以交叉的人生道路。尽管社会上普遍接受隐高于仕的价值观，隐士就是高士，仕进者就是俗人。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人甘愿做俗人，甘愿不高尚，只求做官将来能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金钱、地位、美女。
《世说新语》卷二十五“排调篇”所记谢安事就足以说明这种世风：“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己，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晌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座，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可见，在魏晋人看来，隐于仕在精神境界、志趣和人格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因此，魏晋人不管是否曾出仕过，一旦归隐，就坚决地告别了仕途。庾峻在这份奏章里也提到，“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嵇康也曾经说“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都反映出仕与隐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跨越的。
同时，人们在仕与隐之间的选择往往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仕与隐、道与势、名教与自然还一度出现过针锋相对的阵势，有人曾想调和二者，提出“出处一情”的口号，但这种努力无疑是徒劳的。做官的一般不会轻易归隐，隐者也一般不会轻易出来做官，虽然也有人隐而又仕，但毕竟是少数，而且是得不到舆论肯定的。
还有一点，为什么说司马炎没有采纳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如东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一段叙述士族的罪恶行为，他感慨：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西晋五十年的短暂生命史，外在表象是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有关，其内因就是风俗政治败坏、国家治理腐败不堪！
再回到开头，不要热衷于仕途，那就不竞争吧，索性每天归隐田园谈玄论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庾峻的儿子庾敳估计受到父亲的启发，开始由儒入玄，相对于家人的儒家传统，庾敳则较为时尚，他的思想明显受魏晋流行的玄学影响，从小好读“三玄”《老子》《庄子》与《易经》，任陈留相时，也模仿起阮籍，办公桌上摆满美酒，从早喝到晚，从不过问县衙里的公务，结果被太尉王衍所欣赏。这无疑是在捞取另外一种政治资本而已。后来，庾峻的孙子辈庾亮、庾冰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