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是长城的终点，国内著名的雄关重镇。它“依山阻海”，地高险要。有镇城一座，周八里，城高四丈一尺，砖土砌成，“京师以东最号高坚”。镇城东靠长城边墙，边墙外筑有东罗城，有城门与镇城内相通连。东罗城高二丈三尺，东门面向辽左。西罗城与镇城的西城相连接。北翼城靠北水关长城边墙，在镇城北二里。南翼城靠南水关长城边墙，在镇城南二里。镇城南十里是大海，北三四十里是九门口，即一片石。西罗城外有石河流过。明末关内“商贾辐辏，五方杂处，若都会然”。本地明军这时并不多，但城上设有各种火炮的装置。吴三桂将他统领的关宁兵和夷丁约五万人防守关内镇城，兼守北翼城和南翼城，令乡勇三万余人分守东罗城和西罗城，提拔臧国诏等为都司。豪绅地主马维熙和刘克礼等分任乡勇措饷总理和协理。在大队农民军近逼以前，吴三桂的一部分军队在永平一带活动。四月十三日早晨，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步骑六万人出正阳门，刘宗敏和李过等从征，随行的有明太子、永王、定王和吴襄等。牛金星和李牟（一作李岩）等领老弱兵士万人留守北京。宋企郊和百官送至金水桥。
农民军离开北京城时“长歌而出”。经过天津西，山海关道防御使张若麒和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黎玉田，巡抚山海、永平右命都御史李希沆来迎接，李自成大喜，取天津海运粮输送永平供军食。张若麒仍奏荐吴三桂，并随李自成前往山海关。十六日，农民军前锋至永平（今卢龙县），与吴三桂兵接战，互有胜负。十七日，李自成大队人马到达永平，明蓟辽总督王永吉丢弃明兵，领三十骑间行南下。
吴三桂军队退守山海关。十八日，李自成在永平调集农民军十余万人。永平至山海关一百七十里，农民军于廿日抵达山海关前。李自成怕吴三桂东逃，出奇兵二万骑，从一片石口北出往东，突东罗城，形成从东、北、西三面合攻山海关之势。李自成又派唐通去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为了对抗农民军的进攻，由“乞师”走向了降清的道路。他派杨坤等递交多尔衮的“乞师”书说：“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京师也。
不意逆贼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姦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
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间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国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这封信是以明将身份写的，由于明廷已经覆灭，他的措辞有点混乱，先说他代表我国（明王朝）来“泣血求助”，后又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既已“亡国”，又何能再代表“我国”来致书。但他的中心意思还是清楚的，明廷虽亡，仍可恢复，他站在复明的立场上，乞求清廷出兵，同他“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这种交涉属于明、清之间的关系，他并没有表示降清。吴三桂得不到明太子，希望“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间或有之”。过去明廷把女真族当作“属夷”看待，不肯承认清政权，和议时皇太极愿意对明廷有“尊卑之分”，还达不成协议，现在吴三桂代表“我国”将清廷升格为“北朝”，与“我国”处于平等地位。他又代表“我国”向清廷提出出兵的酬答条件：“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究竟怎么裂地，没有具体说明。这封“乞师”书可能含有投靠清廷的意思，但不明显。多尔衮在十五日领清兵只走了五里路，便在翁后停下来不进，因为他碰到了杨坤等“乞师”人员。据《渖馆录》记载：随军朝鲜“世子使译官徐尚贤微探于阵中，则范文程密言曰：‘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遣副将一人、游击一人来言……（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有山海关独存，而力弱兵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对于这种大事，多尔衮自然需要计议一番。多尔衮首先是非常兴奋，他不但了解了关内情况，而且知道吴三桂想来合兵，这样清军击败农民军的可能性就明显地增大了。
这封信提高了多尔衮对胜利的信心。多尔衮决计改道向山海关进发，派学士詹霸、来袞先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去山海关。当然怀疑也会有。《明季北略》说：多尔衮“途遇三桂使者疑之，与英，裕二王计曰：‘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耶？且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在抵达山海关附近时，多尔衮存了预防意外的心。虽有一些疑心，但多尔衮宁愿将它看成是一件实事，不肯放弃机会。他不仅要同吴三桂合兵来击败农民军，还要乘吴三桂的困难来迫使他投降，消灭明王朝的剩余势力。十六日，他带着杨坤等行军到西拉塔拉，给吴三桂写了复信，说：“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若今日则不复出此，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今伯（指吴三桂）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多尔衮在信里表明他率清军南下的目的是要“底定国家”，即占领明王朝的统治区域，而不是与业已覆灭的明政权修好，吴三桂不能谈什么“我国”和“北朝”，以明将身份来同清军“合兵”，只应“率众来归”，向清廷投降。如果吴三桂同意投降，“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这是多尔衮重申过去清廷对吴三桂封王的条件。多尔衮打发杨坤等奔回山海关。
他率领清军南逾古长城，于十九日到达锦州。第二天行至连山。吴三桂收到多尔衮的复信时，农民军大队人马已到永平，逼近山海关，同他以前写“乞师”书时的情景大为不同，眼看山海关大战即将展开，时间非常紧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再说多尔衮的封赐条件也符合他的愿望，于是吴三桂就卷起复明的旗帜，露出投降派的面目。他一面再派游击郭云龙等带着书信出关，去催促清军速至山海关：一面于十九日传令关辽两镇诸将和豪绅地主聚集于演武堂，“誓师拒寇”，廿日，“祭旗，斩细作一人，与诸将并绅衿歃血为盟，戮力共事”，对抗农民军。郭云龙等于廿日赶到连山送信给多尔衮，信上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抑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这封信唱的就是降清的调子了。信中还有“为我先帝”这句话，不过是掩饰之词。吴三桂为了同意多尔衮对他的招降，将“泣血求助”改为“承王谕”，又将“合兵”改为替清军“诱贼速来”，更为明显的是他不再说“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而说是“京东西可传檄而定”，“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这是和多尔衮“底定国家”的说法相契合的。至于他对多尔衮的称颂之词，就不用说了。吴三桂业已成为降清派。多尔衮一见吴三桂肯降，率清军星夜进发，越过宁远、沙河，一昼夜行二百里。于二十一日傍晚到达山海关附近。只见农民军火炮猛烈轰击山海关，关上吴三桂军也用火炮向东还击。多尔衮“疑不敢进”，驻营于山海关东二三里许的欢喜岭。吴三桂遣人去联系清军，往返达八次之多。清军全部到达，共十四万骑。在清军尚未到达之前，农民军于二十一日从三路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北路农民军进击北翼城，“日夜狠攻”，吴三桂军处在“呼吸存亡之间”。东路农民军攻打东罗城，守城的“乡勇”头目感到“孤当贼冲，危急劳瘁”。关于西路农民军与吴三桂军交战的情况，据地方志记载：“两镇官兵布阵于石河西，大战自辰至午，忽西北角少却，寇兵数千骑，飞奔透阵，至西罗城北，方欲登城，守城兵用炮击之，又遣偏将率兵还剿，尽歼之。寇营望见气夺，不复来战，相持竟日，遂收兵。”为什么农民军攻西罗城不利呢？因为吴三桂军先表示伪降，引诱农民军登城，然后突加反击，农民军受了一些损失。但数千骑被“尽歼”是不可能的，吴三桂的一个偏将能率兵多少人，可以消灭这么多军队，这场石河西的战斗以“相持竟日”而结束。山海关的南面是大海，吴三桂不能从这个方面退走，所以农民军没有对南翼城发动攻势。
有些记载提到一片石之战，说吴三桂军与农民军“大战于一片石，日暮方罢”。守东罗城的豪绅地主马维熙在九月上清廷的揭帖中也说他“独有一片石杀贼全城军功”。讲的过于简略，不知具体战况。一片石在山海关镇城北三四十里，是长城的缺口处，农民军从这里绕过长城去进攻东罗城。吴三桂军在一片石出击农民军，可能是想阻塞农民军往东罗城的一条通道，而马维熙夸大其词，认为自己参战就有“全城军功”。《清实录》和《清史稿》记载二十一日清军与农民军唐通部队交战于一片石，唐通败走。这种记载是不可信的。因唐通曾在辽东地区与清军作过战，他发现清军到来，败走后立刻会报告李自成，李自成便会重新布署这场战斗，至少在廿二日大战时，李自成不会突然发现有清军突阵。一片石之战是二十一日白天进行的，清军在傍晚时方到山海关附近，离一片石还有三四十里，在时间上也不符合。激烈的战斗是二十二日。这天清晨，吴三桂带了豪绅吕鸣章等五人，从农民军炮击的隙处，驰至欢喜岭去见多尔衮。欢喜岭的空气有点紧张，因为多尔衮并不那么信任吴三桂，惟恐他“心不诚”，要他“立誓煞水神前”。据后来吴三桂说，誓言是：在击“歼”农民军后，凡明统治区“所有”，都归清廷。多尔衮又令他薙发。吴三桂称臣。空气和缓了。多尔衮对吴三桂一行说：“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这段话表明多尔衮同意为他们报故主之仇，但不是恢复明王朝，因“今为一家”，他们已是清廷的臣民了。吴三桂离开清营回关，“忽报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农民军取得了初步的战绩。清军也在这时开赴山海关。多尔衮认为这次战役关系重大，全部用满洲兵出战，清英王阿济格和豫王多铎各领万骑，多尔衮自领三万骑前来，其余清军驻欢喜岭不进。吴三桂带着诸将和死士迎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和关中门入关。城上竖起白旗。吴三桂军队来不及薙发，用白布系肩为标识。
多尔衮进入镇城内，在关上望见农民军“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对左右诸王、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护军统领等说：“流贼横行久，犷而众，不可轻敌。吾观其阵大，首尾不相顾，可集我军鳞比，伺敌阵尾，待其衰而击之，必胜。努力破此，大业成矣，勿违节制。”吴三桂奉命将他的关宁精锐部队全部开出关门，与农民军作战。而清军“蓄锐不发”，在一旁观战。战场又在石河西，这是一块平野，离城数里。其中红瓦店（红花淀，或红花店）附近是大战的中心地区。李自成不知清军到来，仍认为只是与吴三桂打仗。农民军连营而进，金鼓之声震荡百里。“三桂，宗敏兵合战皆死斗”。《国榷》记载：“自成挟太子登高冈立马观战，贼众我寡，三面围之，三桂兵东西驱突，贼骑亦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吴三桂军陷于农民军的围攻之中，不能突围，优势显然在农民军方面。双方“苦战至昳，三桂几不支”，吴三桂军发生“师噪”，这是溃败的前兆。这种战况如果继续下去，清军不上阵，李自成就能把吴三桂军击溃或歼灭在石河西。自然吴三桂也是按照多尔衮的意旨来做的，多尔衮“令桂居前，清兵居殿”，如果清军不来，吴三桂肯定会采取以防守为主，相机出击的办法，而不会这么死打硬拼。多尔衮一看吴三桂的军队招架不住，他根据这一阵格斗来判断，吴三桂确是真降，不是诈降，农民军经过反复攻战后，虽占上风，但有伤亡，消耗了很大的体力，达到了他“待其衰而击之”的目的。多尔衮于是下令满洲军队在阿济格、多铎等率领下分左右翼出击，“三吹角，三呐喊”，这时正值刮起大风沙，“兵贼不辨”，农民军看不清对面情况，等到风停，清军已进至阵前，冲击农民军的中坚。李自成按辔高冈之上，看见白旗一队绕出吴三桂军队的右方，万马奔腾，他挥手令后军速进，攻击来敌。这时突然有一个和尚跪在李自成的马前说：“彼白旗者，非关宁之兵，必建州兵也，大王急避之，白旗兵锐甚，所至莫能当。”这个和尚是什么人，不能知道。在双方大战之际，一般老百姓，包括和尚等早就避开了，他居然跑到阵前向李自成进言，颇为特别。不管他本意如何，他这一番话是起了动摇军心的作用。李自成策马下冈而走。这已经是下午，清军突阵的是精锐满洲兵三万骑，加上吴三桂的关宁兵五万人，不超过农民军的人数，虽然清军的全部人马（大部分没有出动）和吴三桂军队及乡勇加在一起要比农民军的人数多。农民军如果能继续死斗，支持到日暮收兵，便不致大败，但久战后的疲乏，清军突阵造成的惊扰，使农民军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对于下午的战况，有两种略为不同的记载：“自成策马而走。诸贼畏令严，故未退。忽尘开，见辫发而甲者，咸惊呼曰：‘虏至矣，虏至矣’，拉然崩溃，坠戈投弓，自相蹂践，死者数万人”。“自成鞭马走。诸贼斗良久。令严酷，杀伤者多，莫敢前退。羽箭落黄埃中，叫噭若雷鸣。贼众奔溃，坠戈抛弓，自相践数万人”。前一种过于突出清军的出阵，说农民军一认出对面是清军，就惊呼起来，立刻“拉然崩溃”，自相蹂践”，失去还击的能力。这不会是事实，因为农民军从未与清军交过锋，不应出现这种失常现象。
有的记载虽说双方只打了“一食之顷”，形容其速，并未否认农民军进行过抗击。后一种没有提到农民军对清军出阵的惊呼，但说农民军与清军“斗良久”，将领号令兵士坚决战斗，后来才奔溃了。
这可能比前一种记载距离事实要近一些。清军乘农民军疲乏之际，实行出其不意的夹击，“以逸待劳，遂大克捷”。农民军溃败以后，清军和吴三桂军队“追杀二十里”，农民军将领死亡十五人，刘宗敏身负重伤，损失辎重无算。李自成率骑兵数千急走永平，各首领和散走农民军也乘夜回到永平。山海关战后，多尔衮立刻承制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赐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袋、弓矢等物，以马步兵各万人属吴三桂，下令关内军民皆薙发。这一仗不仅沉重的挫败了农民军，而且促成了清军与明封建统治阶级降清派的结合，给农民军带来严重的后果。李自成在永平集合了农民军几万人，有一些溃散的兵士没有到永平归伍。这次战死的农民军人数达几万，其中有若干是非正式军事人员，“间多协从，以及近乡驱迫供刍粮之民，非尽寇盗也”。廿四日，清军与吴三桂军追至永平。农民军因日夜战斗奔走，“疲极”，李自成无法再整军大战，阻击了一阵，就放弃永平，下令班师。先奔回北京的农民军，带来兵败的消息。有人问他们李自成的情况，他们回答说“不知”，于是城内谣传李自成已经阵亡。归降大顺政府的明官僚纷纷把门口粘贴的官衔洗涤掉。农民军几万人在还京途中，于抚宁、宝坻等处都受到清军和降清的吴三桂军的追击，在抚宁被吴三桂军抢去骡马二万匹和很多淄重。吴三桂的军队一直追到通州，在榆河接到多尔衮的命令，要他只管西追农民军，不得进入北京。吴三挂请求入京，不许。北京城内的一些明官僚、地主大商人以及少数居民不了解情况，传言吴三桂要入京“为先帝服丧，拥立东宫”，都密制素帻。李自成遣人先入北京，令礼政府榜示各官，速备登极仪物。二十六日，礼政府颁令车驾将还，草登极仪注。那些涤门的明官僚又在门口标上自己的官衔。农民军在薄暮时陆续入城。廿七日午刻，李自成带着明太子还京，从德胜门入东华门，风尘满面。礼政府右侍郎杨观光、少詹事兼掌院学士何瑞徵、光禄寺少卿李天经、李元鼎和鸿胪寺官上表劝进。刘宗敏说：“若不正大位，即求还关中，不可得也。”李自成决定从速登极。李自成派农民军在崇文门、宣武门外修筑战斗工事。清军和吴三桂军队到达北京附近。李自成命刘宗敏、李过、李岩连兵十八营拒敌，以唐通为先锋。廿八日，礼政府上仪注，定明日即位。农民军在城外接战。唐通被吴三桂参将冯有威刺伤坠马，刘宗敏被清军射伤落马，他们都由农民军救回。农民军连战不捷，又退回城中坚守。
降清派头目吴三挂领兵抵城下。李自成令两个农民军挟住吴襄上城，大呼吴三桂投降。吴三桂的兵将射杀挟吴襄的农民军，李自成大怒，立刻杀掉吴襄，将他的首级悬挂在旗竿上，又尽杀吴家三十八口。战斗继续在进行。由于城内缺粮，城外又没有援兵，李自成和众首领都感到难以固守北京，准备等登极后马上退出这座都城，返回陕西。由大顺政府授职的明官僚惊惧万状，不知所措。经过农民军首领们的商量，宋献策密令国子司业薛所蕴等愿意出城的官僚们立刻离开。熊文举、龚鼎孳、涂必泓等在二十九日领到兵政府的出城信票，但他们当天并没有走，在农民军离城以后，才混在人群当中狼狈走出平则门。出城时，他们穿着短袄敝裤，用幅绢蒙住妻妾的头，龚鼎孳的妾因为长得美艳，还抓了一手泥抹在自己脸上，怕人注目。他们跑到荒郊野外，经过古寺榛莽，都“席地号叹”。四月二十九日，这是北京历史上的一个光辉日子，一个农民领袖在这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登极仪式早已准备就绪。上午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接受群臣的朝贺。刘宗敏扶创而至。奏鸣的不仅是朝贺的乐曲，而且还有城外的战鼓。李自成追尊七代相妣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赦书称大顺永昌元年。由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代行郊天礼。这个即位仪式也是一个告别的仪式。农民军即将出行，要向城池、街道和所有欢迎过农民军的居民们告别，要永远离开这座宏伟壮丽的都城了。下午，农民军把大量硝璜、干草等引火物运进各处宫殿，同时张贴告示，通知城内百姓出城避敌。李自成留农民军几千人最后离城，其他束装待发。二更时际，宫中火起，太庙、九门城楼、农民军居住的原明贵族官僚宅第以及城外草场，皆起火。到了五更天，李自成带领大队农民军出了阜城门。刘宗敏躺在担架上抬着走。明太子和山、陕籍大顺政权官吏随队而行。左光先和谷可成领二万骑殿后。降清派头目吴三桂望见城内起火，知道农民军要走，立刻率军队绕到城西去进行追击，在芦沟桥到固安途中，冲散了一部分农民军，掠夺了不少妇女和辎重。明太子也在这时失散了，永王、定王都不知去向。落了一阵大雨，城中火熄。曾被农民军用刑追赃、尚未受职的明御史曹溶，乘城中无人主管之际，窜出来，自任西城巡视，在城隍庙供崇祯牌位设祭。参加祭礼的有经大顺政府授职为兵部右侍郎的梁兆阳，谏议大夫孙承泽，弘文馆修撰高尔俨等。直指使张懋爵、柳寅东、朱朗等，各自为巡城御史，组成了一个临时的管理机构。
北京又落到明反动官僚豪绅们的手中。大批城民离城外逃，“扶老挈幼，西奔者络绎不绝”。在这个临时管理机构的主持下，城中仇视农民军的士民受吴三桂传言的影响，用木石将街巷填塞，拦截和擒获未及撤离的千余农民军。
对他们进行了极端残酷的屠杀。多尔衮在五月一日到达通州。吴三桂已领兵向畿南去追击农民军，但北京城内继续流传吴三桂拥明太子入都的谣言，说吴三桂“从贼中夺太子以入，入即太子嗣位”。许多明官僚豪绅都信以为真，有些人甚至自鸣得意，怕追究降“贼”问题的明官僚则忐忑不安。有的记载说：“明太子在三桂军中，传谕京师。西江米巷商人闻之，乃合赀为三桂家发丧，具棺衾殓之。”这当然也是流言。明太子的下落姑且不论，他这时有权力能传谕京师吗？显然不能。这种流言在城中也被人当作实事。五月二日，原明吏部左侍郎沈惟炳、锦衣卫左都督骆养性，约会诸臣哭临崇祯于午门。骆养性忙着备法驾迎接明太子还都。三日，沈惟炳、骆养性和户部右侍郎王鳌永等领众出朝阳门，用法驾卤簿去迎接明太子。有骑兵数万人到来，“臣民望尘伏道左，止辇升舆，则胡服颀身，臣民相顾失色”，原来迎到的不是明太子，而是清摄政王多尔衮。关宁兵疾走入城，城上尽立白旗。多尔衮在万余清骑兵的簇拥下进入明宫，居武英殿称制。王鳌永想谒见多尔衮，一到殿前，看见上下人等都坐在地上，他又悄悄地溜出来。不用为崇祯服丧了，“都人各去其素帻”。一大批留京的明官僚纷纷向南方逃窜，有些明官僚如张端、高尔俨、党崇雅等离开北京，跑到天津等地隐藏起来。为时四天的明官僚豪绅的统治，随着明太子还都谣言的消失，顷刻瓦解了。清廷开始统治北京。在多尔衮入京以前，北京城内归降或未归降大顺政权的明官僚以及大商人很多为降清派吴三桂击败农民军的消息喝采，对吴三桂将拥立明太子的谣言更是广为传播，他们把复辟明王朝的希望都寄托在明太子和吴三桂的身上。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他们知道吴三桂已经降清，明太子生死不明。这些反动官僚们感到复辟明王朝的希望是落空了，又对吴三桂非常不满起来。明官僚杨士聪也是不满者之一，他在降清门生方大猷的帮助下，六月携家回到南方。当时南明官方和私家著述都为吴三桂大肆吹捧，杨士聪泼了他们一盆冷水，发表了一通对吴三桂和山海关之战的评论：“呜呼，吴三桂西不能制寇，东不能制虏，姑静俟焉，以待虏寇相遇，徐观鹬蚌之持，亦未为大失也。乃束身归虏，予以复仇之名，使得藉口阑入。一战再战，寇则西遁，而京师为虏有矣。且东宫二王，祸不旋踵，吴襄被戮，殃及全家，揆之忠孝，有何当焉？坊刻不察，而沾沾三桂之功，吾不知其有何功也”。杨士聪站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责怪吴三桂不能“静俟”时机，“以待虏寇相遇，徐观鹬蚌之持”，坐收渔人之利，恢复明王朝的统治。他认为吴三桂“束身归虏”和“一战再战”，不仅无功，而且对明王朝“忠孝”有亏。这在南明官僚士大夫当中还是少有的议论。杨士聪不了解吴三桂事先并不知道清军在九日南下。如果吴三桂获得这个消息，在王永吉的参议下，他可能会像杨士聪设想的那样去做。历史的面貌于是又会发生另一种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