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入北京的那一天起，多尔衮谕兵部道：“今本朝定鼎北京……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就宣布北京是清廷以后的统治中心。为了缓和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多尔衮打着为明臣民报君父之仇的旗帜，大造满汉军民共同反对农民军的舆论，并且申明军纪，“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来北京时，“途中明将吏出降，命供职如故”。一到北京，更着意拢络和留用明大小官僚，来稳定清廷对北京地区的统治。多尔衮谕兵部道：“檄文到日，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其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册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至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又说：“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多尔衮谋划逐步地组成一个由满清贵族地主和汉族地主阶级中的降清派相结合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避免引起惊扰，对于明诸王的爵位，也不遽加剥夺，留待以后清除。晕头转向的明官僚豪绅一见有官可做，就放下了心，很快改变出城迎接时“相顾失色”的阴暗心情，向清廷靠拢。明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户部右侍郎王鳌永、兵部添注右侍郎金之俊和锦衣卫左都督骆养性等，都往清廷投职报名。多尔衮命以原官任职。曹溶、柳寅东等也接着投降了清廷。这些明官僚降清后，打消了复辟明王朝的念头，并且谋求获得清廷的信任。他们对清廷的情况了解得甚少，连有没有皇帝也不清楚。五月四日，沈惟炳和骆养性向多尔衮上劝进表，希望多尔衮即皇帝位。据记载：“摄政王不出，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笑谓惟炳曰：‘吾国自有主，此摄政王也，何劝进为？’”沈惟炳等一听，“惭而退”，自认为是碰了一鼻子灰，却不知道这是对了窍。这次跟随多尔衮入关的主要人员，如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都企图拥立多尔衮为皇帝。多尔衮不肯这么做，是怕引起满清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并非毫不动心。这份劝进表尽管成了废纸，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在多尔衮主持下的北京政府的信任，连不附多尔衮的范文程也会认为这是明官僚愿意臣服清廷的表示。多尔衮看到降清的明官僚肯对清政府表示忠顺，为了扩大对明封建士大夫的录用，减少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对立情绪，下令为崇祯设位于帝王庙，从五月六日起，“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四展舆情”。对于崇祯的吊死，多尔衮说：“我虽敌国，深用悯伤。”
他要汉族官僚地主和人民把仇恨放在农民军身上，而不要抗拒清军。多尔衮指派降清的明官僚曹溶、朱朗等若干人，在服丧期间到崇祯墓前去哭临三日，任命明左庶子李明睿为礼部左侍郎，负责拟谥号和设祭问题。清廷将崇祯谥为怀宗端皇帝，周后为烈皇后。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北京近郊二三里内汉族人民全部撤走，让清军驻防，又“虚燕城之半驻满洲兵，尽驱汉人出城”，目的在加强对清政府的保卫工作。因此在为崇祯服丧和“哭临三日”期间，城内汉族人民也落了泪，这泪水主要是为被驱出城而落的。但逃避在外的汉族官僚地主却或远或近地闻出崇祯墓前设祭时散发出来的香味了，他们知道清廷将加强对自己的笼络工作，纷纷从各处窜出来，到清廷去投职报名，要求恢复和任命自己的官职，清廷也竭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其中不少是经大顺政府任过职的明官吏。明前山海关总兵高第降清，明宣府巡抚李鉴杀害农民军首领黄应选等来降。多尔衮在六日下令：“故明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十四日，征明前大学士阉党分子冯铨至京，以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三河县人民在薙发令下后掀起抗清斗争，昌平州、红山口和天津等地都发生汉族人民的反清活动。多尔衮派军队前往镇压和“安抚”，并一度停止推行薙发，令“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直指使柳寅东降清后任顺天巡按，他向清廷启道：“近见升除各官，凡前朝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流品不清，奸欺得售，非慎加选择之道，其为民害，不可胜言，是所当亟清其源也。”多尔衮看了后回复柳寅东道，“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太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副予刑期无刑之意”。多尔衮看到这时清廷对待明官僚的政策应当是以广招徕，掌握一大批人，安排各种职位，打开清廷的统治局面，不能苛求，否则这些明官吏怀有疑惧之心，不肯来供职，那么北京清政府的各衙门就缺了不少官吏，地方官也派不全了，这对于清廷是不利的。只有到安顿就绪之后，才能考虑到剔除“奸欺”之徒，澄清吏治的问题。明官僚投职报名的人数是不够用的，多尔衮又鼓励在职明官吏推荐旧官僚，如降清后的顺天巡抚宋权和吏部左侍郎沈惟炳等推荐了若干人，都得到嘉纳。多尔衮还派人到各处去搜罗访求，到天津去的人员找到躲在那里的党崇雅、张端、高尔俨、戴明说等四十三名官僚士大夫和一万七千多名逃海难民。
党崇雅等明官僚回到北京，清廷一一予官。清廷行文到各抚按，要他们访求和推荐境内“隐逸贤良”，把一些闭门闲居的官僚地主都推出来任职。多尔衮后来虽提到了不要贪官酷吏和货郎杂流，但基本精神不变，仍然是希望将各方面的明官吏都详加搜罗。经过五月份这一番招徕和任职后，许多部门官职的空缺逐渐填上，虽然还差一些。这些明官僚薙发垂辫以后，“是月终旬，长安市上仍复官盖如云矣”。五月，清廷占领“燕京迤北居庸关内外各城，及天津、真定等处”，并纳姜瓖降，准备招降唐通，将清廷的统治势力伸入到晋北地区。李自成率领农民军退出北京以后，取道保定、定州和真定转向山、陕。一路上，李自成回想山海关之战前后的情景，如同从一场恶梦中惊醒过来一样。他想不到吴三桂把清军暗地引来了，这一仗明明要赢，结果却大败了。李自成想到四月初宋献策的星卜。离开北京还不太远时。有人来对李自成说，城里未及撤出的农民军正遭到明官僚豪绅们的杀害，李自成想马上回城去救，可是回城的道路已被清军和吴三桂的军队切断了，李自成只得忍痛继续向前驰去。五月一日早晨，李自成领兵抵达涿州，从北京逃回的明前大学士冯铨率乡兵守城，“炮石齐加”，农民军不能迅速攻下，下午离去。过了一会，清军和吴三桂的军队追至。为了对付追兵，农民军且战且行，曾在保定阻击吴三桂的军队，在庆都与阿济格率领的清军作战，然后奔向定州。定州豪绅地主乘农民军失利之际，杀害农民军派任的州官董一阳。当清军和吴三桂军队到达定州附近时，负责断后的农民军果毅将军谷可成和左光先集合了一群饥疲的农民军，与清军和吴三桂军奋战于州北十里的清水舖。谷可成英勇牺牲，左光先坠马逃免。吴三桂凶残地用谷可成的首级遥祭吴襄。河北、山东和晋东北都发生了明封建官僚和贵族地主的叛乱事件。四月二十八日，农民军追击反叛的明副总兵金斌兵至天津，天津明官僚豪绅将城门紧闭，拒绝农民军进城，并且用大炮轰击，农民军只得退回北京。顺天节度使宋权在五月初降清后袭击密云等地农民军。山东地区农民军力量薄弱，叛乱事件也较多。四月二十九日，明前游击高桂纠合了百余人，执杀泰安州农民军派驻的防御使等数十人。农民军首领郭升自兖州来援，攻下泰安城，杀死高桂。随从高桂叛乱的豪绅地主或自杀，或被处死。明贡生马元騄、生员谢陛率众杀害德州防御使阎杰和州牧吴徽文，从狱中放出明庆藩宗室朱帅锨，奉他权称济王，向四境散发反动文告。在农民军向畿南撤退途中，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凌驷在临清发动叛乱。凌曾赞画李建泰军中。李建泰投降农民军后，凌逃至临清，由商人出资募兵三千，于五月六日“权知州印”，八日擒杀农民军防御使王皇极等三人。明副总兵王国栋领兵相会。凌传檄山东，招诱山东、河北土寨归附，与德州谢陛呼应。明工部右侍郎张凤翔逃出北京，到东昌，“亦倡士民起兵”，杀害农民军官吏。青州是明衡王朱常封地。五月八日，衡王率诸生反乱于青州，城“内外军民人等忿勇将闯贼发来伪官贼兵尽杀死”。
衡王后来向福王政府请徙内地。济宁乡官潘士良，曾任明刑部右侍郎和防漕总兵张文昌会合乡兵攻陷济宁城，执杀农民军防御使张问行、掌旅傅龙和降农民军的明兖西道佥事王世英等，“余贼登城楼，悉焚杀之”。晋北地区，降农民军的明大同总兵姜瓖五月反叛于阳和，乘农民军大同守将张天琳不备，于十日袭取大同。张天琳被害。姜瓖投降了清廷，仍用崇祯年号。农民军失去晋北的重要据点。在这种不利形势下，李自成为了抗击西追的清军和吴三桂降清军队，五月五日在真定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战。据记载：李自成“屡败而愤，勒精骑依山而阵，大呼曰：今日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于是纵兵大战，自辰至酉，互有杀伤”。清固山额真谭泰、准塔等率兵和吴三桂军轮番出战，来疲困农民军。当时“东风大作，黄沙蔽天日，贼阵屡开屡合，旗偃复立，马蹶复起，殊死斗”。李自成被敌兵射中肩膀，坠马，农民军扶掖上马。李自成还营，农民军稍退。夜晚，李自成所居民舍，被人放火焚烧，“贼移营，终夕数惊，拔营而去”。农民军越过固关，进入山西。清军和吴三桂军至固关不进，吴三桂和清英王阿济格一道回北京去了。李自成到山西后，各处失利和反叛事件继续发生。山东兖州防御使刘浚、府尹高某、推官董某和汶上、鱼台等知县，率农民军从十里闸渡河而西。十六日，明军追袭，执杀刘浚和汶上李知县，囚其余府县官吏。农民军在清河口，为明巡按王燮、总兵丘磊击焚船只，不得渡而退。徐淮防御使武愫过宿迁，向制将军董学礼借兵二千至沛县，传檄徐州，取军民册，声言将取淮扬，明徐州副将刘世昌等弃徐州走淮安。“土贼”程继孔也出兵协助武愫。武愫至徐州，屯兵城外，在二十五日为明巡抚路振飞、巡按王燮等潜约城内明兵将所擒。武愫送南京惨遭磔死。河南明官僚豪绅在李自成真定之战以后。纷纷反叛农民军。明睢阳参将丁启光，密会归德知府桑开第和举人丁魁南等，计擒农民军派任归德府同知陈奇、商丘知县贾士俊、拓城知县郭经邦、鹿邑知县孙澄、宁陵知县许承荫、考城知县范隽、交邑知县尚国俊等。除郭经邦病死外，其余都送南京杀害。多尔衮在姜瓖降清后，派人送信给驻兵保德的唐通招降，信中说：“若先期率众归顺，则山河带砺，与国同休，自有诸王公侯之典例在”。告诉他降清的最低赏格。九月初，唐通带着保德、岢岚、永宁、丛州、河曲等州县的土地投降清廷，被清廷封为定西侯，让他领兵去进攻陕西。李自成在五月二十二日至平阳，派兵分守山西诸关隘，抗御清军的进袭，并下令发关中兵进攻汉中地区。这时传来豪绅地主的流言：“河南全境皆反正。”李自成感到吃惊，立刻召集重要首领来商量对策。制将军李岩自请领精兵二万去平定河南各州县，这一请求没有得到李自成的允许，反而招致杀身之祸。《明史》说：“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这段话包含三个问题，第一，牛金星对李岩的大忌，第二，李岩被杀的理由，第三，李岩被杀的影响。李岩被杀的理由，各书记载大多与《明史》类似，认为是牛金星进谮言，说李岩“雄武有略”，“假以大兵，必不可制”等。有出入的记载，如《国榷》则认为是李自成先提出对李岩的怀疑：“李岩有枭雄之姿，穷而归我，苟予以兵，俾其得志，难制矣”，牛金星从旁赞和，并建议杀掉李岩，李自成同意执行。不论是牛金星进谮言，还是李自成对李岩表示怀疑，都出于他们对李岩的不信任，他们并没有抓住什么足以处死李岩的确凿罪证，李岩被杀的理由是很不够的。为什么牛金星对李岩“大忌”呢？李岩并没有“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也不是对“士大夫无所拷掠”，这是《明史》记载失实之处，即使有这些事，它们与牛金星何干，为什么要遭到牛金星的“大忌？”
也说不通。《国榷》说：“李岩心轻自成。及败奔……李岩等心知无成，怏怏不得志。”如果李岩确有此表现，那就难怪李自成对他不满，但这还不能说明李自成到了要杀掉他的地步，也不能说朗牛金星对李岩的“大忌”。有些记载多少提出了一点可供研究的材料。如《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岩。以文雅有知识为刘宗敏等所亲重，牛金星妒之”，“宋献策见闯贼无远度，意久属岩，深为叹惜”。《明季北略》说李岩被杀后，“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金星）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小腆纪年附考》说宋献策对李岩‘极与善。密说曰：‘十八孩儿之谶，得毋为公乎？’岩虽不敢应，然殊自喜。牛金星闻之，因侧目。”上引有些记载表露出牛金星与李岩的矛盾是牛金星与刘宗敏矛盾的一种反映，而涉及的问题又不止这一点，宋献策也是牛金星“侧目”的对象之一。这次李自成杀李岩这员大将，完全没有同其他重要首领商量过，连刘宗敏也不知道，只是由李自成单独作出决定，这不合农民军传统的民主合议制度，有点异乎寻常。事后刘宗敏听信大骂牛金星敢擅杀两大将（李岩等），须诛之”。这实际上也是间接地批评了李自成。牛金星、李自成以李岩“雄武有大略”，“难制”为理由而杀他，即使不是借口，也不会是问题的全部内容。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农民军屡败以后，已处在敌强我弱的状况。李自成应当考虑的是怎样加强阻止清军进攻山、陕地区的力量，而不能像三月进入北京时去想一统天下的问题。当时河南地区，尤其是豫东一带，农民军的力量很薄弱，让李岩领兵前往，巩固那一块阵地，多少可以牵制清军西攻的兵力。如果李岩真是“雄武有大略”，到河南能拉起一支大队伍，阻拦清廷对河南进兵，不管李自成对他是不是“必不可制”，他将来会不会割据一方，他都能对李自成保卫山、陕地区的斗争起积极的支援作用。李岩被杀后的影响，据说是：“文武不和，军士解体，不复能军”。李自成就谋回西安。实际情况自然不会到“军士解体”、“不复能军”的严重程度，但消极影响也确是存在的。在山海关战后，南京成立了福王政府。农民军进入北京时，江南非常空虚和混乱。李自成因一直纠缠在吴三桂的问题上，派不出一支大部队南下，错失了占领东南地区的良好时机。史可法在四月一日从浦口缩回到南京，由北上“勤王”一变而为“择君以定南都”，对北都是不敢过问了。择君的事搞了一个月。迁延这么久，一方面是对象有些难定，一方面是大官僚还要看一看，“犹疑北变风影，踟蹰未即决”。当时明太子没有消息，崇祯的亲叔父惠王在广西。道远难至”。
“亲而且近”的是从河南逃至江淮的福王，他是明神宗的孙子，崇祯的叔伯哥哥。其次是潞王，他是明神宗的侄子，崇祯的叔父。潞王南下时尚拥有不少赃款，可以携宫眷随行。福王穷困潦倒，孑然与数人流离飘泊。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派倾向于立潞王朱常淓，认为福王朱由崧虽按伦序当立，但他的表现太差，不能立。东林党人曾反对过老福王继位，还怕小福王算这笔账。钱谦益和雷演祚对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昔时觊觎王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必翻三案以报私仇，视吾辈俎上肉矣。”吕大器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移喋史可法，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史可法同意这种看法，并转告给反东林派的代表人物马士英。马士英主张立福王朱由崧，因为他昏聩，易于控制。这一派中的阉党分子更乐于利用朱由崧，来排斥史可法代表的东林党人势力。在答复史可法时，马士英假意的说，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实则他在勾结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和太监韩赞周，联合靖南伯黄得功、总兵高杰和刘良佐，往迎福王于淮安，乘舟南下。刘泽清也改计以从。四月二十七日，马士英派兵拥福王至仪真，史可法和诸官僚被迫出迎。马士英达到了他拥立福王的第一步。庸碌无能的史可法束手无策。他本来可以联络左良玉来进行反击，左良玉与东林党的关系接近，左的部下又多不满马士英。左良玉是南明最大的实力派，只要他支持史可法，福王到南京也难以即位。但史可法不会这么做，抑压武臣已成为明文臣的通病，史可法不可能让左良玉到南京来建定策功。这样一来，史可法只好接受马士英的胁制。五月一日，福王入南京谒明孝陵，君臣议论他监国登极的问题。史可法说：“太子存在未卜，倘北将挟以来，奈何？”诚意伯刘孔昭立刻说：“今日即定，谁敢再移。”于是福王在三日监国，十五日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当福王到南京的消息传到武昌，左良玉的部下对左良玉说：
“天下事皆当关我公，今南中立君，挟天子以坐诏，我辈宜乘其未定，引兵东下可也。”左良玉与南京方面没有任何联系，不肯贸然东下，拒绝了部下的建议，自愿属于西藩。到明年四月，左良玉以讨马士英为名率兵从武昌东下，“海内望是举久矣，无不喜其来，而悲其晚”，已经无济于事了。在五日入阁的大学士是史可法、高弘图和马士英。七日，姜曰广和王铎并入阁为大学士。但十九日，史可法就被迫离开南京，到扬州督师去了，马士英掌握了福王政府的朝政。福王政府在六月六日由高弘图拟词，谥崇祯为烈皇帝，庙号思宗，周皇后为烈皇后。明年二月，福王政府根据忻城伯赵子龙的建议，改谥崇祯为毅宗正皇帝。福王即位是个不祥之兆。因为老福王朱常洵在洛阳被农民军剁成肉酱，福王缒城裸身而逃，怀有对农民军的切齿仇恨。他在监国哀谕中说：“既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图必报。”在即位诏中说：“三灵共愤，万姓同仇，朕凉德勿胜，遗弓抱痛，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乘李自成新败之际，福王政府在各地发动了对农民军的攻击。南明军队除在徐淮一带俘获了农民军防御使武愫，在河南俘获了归德同知陈奇等一批农民军官吏，还在鄂北由左良玉遣兵攻陷了德安、随州等农民军据点。山东临清和济宁的明军击破农民军于油坊寺。马士英派和史可法派以及其他官僚之间尽管存在着矛盾，但他们共同认为应将进攻农民军作为立国大计。
原左都御史刘宗周以草莽孤臣自称，在五月八日上疏福王政府道：“今日宗社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史可法在十五日发布的檄文中说：“当此义旗西指，三军不问室家，人怀翦逆之心，士奋同仇之气。昔少康仅有一成，终缵夏王之绪，光武不阶尺壤，犹燃汉鼎之灰。”史可法知道农民军已退往山、陕，所以提出“义旗西指”问题。马士英也把进攻农民军作为“恢复”的计划。由高弘图建议，经姜曰广、马士英和史可法同意，福王政府在十一日宣布设立江北四镇。这四镇是：“东平伯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安，经理山东一路；总兵官高杰辖徐、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总兵官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史可法到扬州督师，居中调遣。当时四镇兵在江北到处攻杀掠夺，“小民不恨贼而恨兵，甘心从逆”。有人对史可法说：设四镇“是犹使狼守户，虎来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不动摇手足矣”。史可法无法变计。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三镇经理的都是河南地区，河南是农民军和明军犬牙交错的分驻地区，三镇兵经理的对象自然都是农民军。刘泽清一镇经理山东一路，这时山东也是农民军和明军争夺的场所，清军还未南下山东。福王政府要刘泽清经理的自然也是农民军。与敌视农民军的态度相反，福王政府对清军和降清派吴三桂采取求和和颂扬的方针。南京方面听到山海关之战和真定之战的战报，刮起了一股大捧吴三桂的不正之风，将降清派吴三桂粉饰为击败农民军的英雄。五月二十六日，督师大学士史可法至扬州，报吴三桂破“贼”，宜济饷十万石。二十八日，马士英又奏吴三桂败“贼功”。福王政府根据他的建议，封吴三桂为蓟国公，世袭，驰赐坐蟒一、丝八、金二百，命户部发银五万两、米十万石、责成淮抚海运至天津。其有功吏卒，等吴三桂开列升转。刑部侍郎贺世奇将吴三桂誉比古代名将，说：“刑赏宜慎，如吴三桂奋勇血战，李、郭同功，拜爵方无愧色；若夫口头报国，岂其遂是干城。河上拥兵，曷不以之敌忾，恩数已盈，勋名不立，冒滥莫甚。”疏中一面称颂吴三桂“奋勇杀贼”的功绩，一面讽刺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人。民间出现了一些颂扬吴三桂的野史小说。吴三桂早就降清了，与南明福王政权已成敌国，在南方也有传闻。但福王政府，从史可法、马士英到一些文武大僚们，都对吴三桂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士英在二十九日奏道：“恢复有四因。曰：吴三桂宜即鼓励接济，则总兵金声桓可使，因三桂款建，使为两虎之斗。主事马绍愉，当陈新甲时曾使建，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曰：江北诸将，淮上之师，可收山东，合吴三桂。徐寿安庆之师，可收楚，豫，合左良玉。如刘洪起、沈万登、李际遇等皆可联络。曰：左良玉如复荆、襄，则有窥秦之势。如驻武昌，则自阳逻、麻城、固始、颍、宿、徐，可与江北指顾相联。其副总兵卢光祖多筹略，乞宣谕与高、刘诸镇分信联合。曰：赵光远补四川总兵，不尽其用，宜改敕印，授以招讨，经略陕西，招集边丁属夷以塞蜀口，复汉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马士英想利用吴三桂来与清廷议和，并且诱致吴三桂用军力抵制清军，“使为两虎之斗”，再派马绍愉去同清廷谈和议的条件。这是马士英主持下的福王政府的一种如意算盘。一句话，对清廷主和，对农民军主战。吴三桂是多尔衮驱使下的一员清将，怎么还能与清廷构成“两虎之斗”呢？“鼓励接济”吴三桂是白费心思和钱财。多尔衮已决定要“底定国家”，占领整个关内土地。福王政府派使臣去议和，不过是求和，并且肯定达不到求和的目的。马士英胡说“主事马绍愉，当陈新甲时曾使建，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他把事情完全说颠倒了。崇祯十五年时，明廷在清廷心目中还是一棵大树，所以陈新甲派马绍愉去沈阳，清廷愿意谈和，并议定以宁远东双树堡为界。只要明廷肯派大臣来订约，和议就达成了。从当时形势来看，同清廷议和对明廷是很有利的，是上策，可是被破坏了。现在清廷占领北京地区，南京是清廷的攻击目标之一，虽然它忙于进攻农民军，暂时还不会去动福王政府。福王政府没有抵抗清军的力量，也就没有议和的条件，求和只能松懈自己的战备，向清廷表示自己的虚弱，完全是下策。马士英想联合吴三桂来收复山东，是梦呓。李自成在五月下旬遣兵进至汉中地区，明总兵赵光远已投降了李自成，还授什么招讨、经略。左良玉的军力可以使用，但不久，左良玉就同马士英斗开了，水火不能相容，这条“恢复”之计也成了废话。福王政府不能缓和对农民军的敌对情绪，克服内在矛盾，增强自己抗清的力量，而是采取向清廷求和，对农民军进攻的政策，压制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竭力把斗争的矛头都集中到山、陕农民军的身上，为清廷进攻农民军创造了有利的形势。这种政策是自掘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