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其中儒家思想是核心。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该了解儒学。
儒家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的。孔子于春秋末期创立儒家学派，提出“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一整套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战国时期儒家分成八派，主张性善论的孟子学派和主张性恶论的荀子学派是最主要的两派。至汉代，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而神学化，并由民间的一种学说变为官方的统治意识，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思想在魏晋时受到玄学和佛教的挑战，一度衰落，但它的纲常伦理观念有利于封建统治，影响仍然很大。唐代孔颖达等人作五经正义，儒学再度被罩上耀眼的光环。到宋代，儒学吸收佛、道思想，更加完善和哲理化，称为理学。后来理学发展为心学，成为明代的显学。清代又出现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儒家思想的理论形态虽然不断改变，但有其共同的基本特征。我们应从儒家的演变、发展中，进一步认识儒家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哲学模式，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先秦儒家伦理
（一）孔子与先秦儒家学派的初创
在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即先秦）时期，产生了强烈的人文意识，一些学者通过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体验，形成各具特色的学说。一时，百家争鸣，蔚为壮观，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基本格局的基础。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之一，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孟之学为其学术代表，主要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他幼年丧父，过着贫贱的生活，青年时做过会计和牛羊管理人。他非常好学，曾学习过音乐，对古代的典章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大约30岁时，开始私人讲学，这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51岁出任鲁国中都宰，后来升任司空、司寇。因不能实现政治思想，在54岁时离开鲁国，带着弟子游说列国，14年间，到过宋、卫、陈、蔡、齐、曹、郑、薛、叶、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各诸侯国君主都不采纳他的主张，等其再回鲁国时，已68岁了。
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并系统整理了《诗》、《书》等古代文献。依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把记叙鲁国史的《春秋》加以删修，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论语》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的孔子言行录，载有孔子与弟子间的谈话，是后人研究孔子的基本资料。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的名称，早在商代就有了，是对一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称呼。这种人员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和接待宾客，与这两项职责相适应，需要掌握那些与迷信掺杂在一起的古代天文知识和礼仪规则。在宗教与政治合一的时代，儒的宗教职责与政治职责是分不开的。但春秋时代的儒，已经不再是与政治结合的神职人员，而成为以传授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出仕于朝堂，能够为公卿尽其忠顺；入居于家中，可对父兄尽其孝悌；遇事尽量按“礼”的规定约束自己，不饮酒乱其本性。孔子具备春秋时代儒的修养，也做过儒的事情，但他不是普通的儒，是一个有政治思想且学识渊博的儒。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教育家。教育是孔子一生的主要事业。他依照“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办学，把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吸收到自己门下来，在几十年中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儒家学派。孔子从事教育事业近半世纪，有弟子三千，兼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不少弟子经学习之后，从事政治或教育活动，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人。孔子的教育事业，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和贵族世袭官职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孔子死后，儒家分成八个派别，称为儒家八派。子思、孟子两派有承继关系，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自宋代后被尊为儒家正宗。荀子为代表的一派，与子思、孟子的思想有差别，当时也有很大影响。在后来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常常兼用荀子儒学和孟子儒学以统治人们的思想。
（二）孔子的天命观和仁、礼思想
在西周宗教思想体系中，天的观念是西周全部历史观念、伦理观念、政治观念以及自然观念的基础。人们崇拜的天是活灵活现的人格神。在他们的观念中，天的命令是准确无误的。孔子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天命思想，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他认为自己担负着承继古代文化的使命，而这使命是天赋予的。但是，孔子对“天命”的态度模棱两可。一方面，他一生孜孜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很不以“天命”为然；另一方面，当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处处碰壁，追求落空时，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又相信起天命来了。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又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显示了他思想的丰富性。
“天命”是虚的，而礼乐则是现实的。礼起源于宗教仪式，用以表示对神灵和祖先的敬意。在宗教政治时代，作为祭祖的礼必然具有国家政治制度的意义。“礼”就其实质而言，是肯定和维护宗法主义等级森严的秩序的。因此，礼首先指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伦理道德规范。《礼记·曲礼》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很明显，他鼓吹的“礼”是用以维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关系的。
孔子关于礼的言论相当多，他是拥护周礼的，但他所说的礼，在范围和含义上与西周有所不同，表现出对古代思想的改造。其一，补充了周礼。西周“礼不下庶人”，孔子打破了这一传统，主张“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其二，孔子所说的礼的基本意思是礼仪、礼制，突出了现实政治的含义，崇敬鬼神的色彩被淡化了。
孔子重视礼，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仅要求学生们知道礼乐条例，更要求学生们理解礼乐精神的实质和现实作用。他认为礼乐的作用是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的，这正是前代圣王之道的精神实质所在。统治者依礼办事，才能更容易“使民”，并使统治阶级内部各安其分，避免冲突。而士阶层依礼“事君”，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恭敬地执行自己的职责，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些必定会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春秋时代的新观念，指一种美好的品德。孔子之前的《尚书》，只在《金滕》篇一处出现“仁”字，即周公祈祷代武王而死时称“予仁若考”，而《论语》中的“仁”字则出现一百次以上。孔子竭力用“仁”这一范畴解决广泛的问题，以仁释礼，仁礼结合。他这么做，从政治作用看，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从修养主体看，恭、宽、信、敏、惠是实现仁的具体要求；从血缘关系看，孝悌是为仁之本；从人我关系看，忠恕是为仁之道。
孔子的仁是包罗从德的最高观念到一般的道德规范的范畴，仁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仁与传统的孝和德也有关系，孝和德包括在仁之中，每一种美德都是仁的必要条件，全部美德的总和构成仁。如他所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如果一个人能称得上“仁”，那就是完美无缺的了。所以，一个人违背了任何一项道德要求，都可以被指责为“不仁”。仁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安民。他强调了孝对于治国的意义，把孝纳入仁的思想体系。孔子同样突出了另一个道德范畴——德的政治含义。崇德尚文，反对武力征伐是孔子针对霸道盛行的春秋社会提出的政治方案，从理论上来说，德自然包括于仁的思想体系之中。
孔子仁学思想的特点，一是服务于国家政治，二是植根于血缘基础，三是强调伦理本位，四是重视主体能力，五是抑制个性欲望。总之，他把“仁”作为儒学的基础范畴，探讨人的价值。做一个完善的人，是孔子自始至终的理想，早期儒学也因此被称为“人学”。
（三）孟子的仁政说和性善论
继承孔子儒学的两大主要派别——孟子之儒和荀子之儒，分别从人性“性善”和“性恶”的角度，探讨了“人”的本性，成为先秦儒学人情化的代表。
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邹城）人，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他曾游说齐、魏、鲁、邹、滕、宋等国，做过齐宣王的客卿。但是，他的学说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得不到当政者采纳。晚年，他与弟子万章等人埋头著述，有《孟子》七篇传世。孟子被尊为封建社会的“亚圣”，是儒家学派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思想家。
孟子受业于孔门，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其仁政主张、性善学说、“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的观点，都与孔子思想有渊源关系，并对孔子思想有新的发挥。
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主张的“德治”和“仁”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还不是政治学说。曾子主张以哀怜之心执行刑罚，开始将“仁”扩展到政治领域。孟子进而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提出“仁政说”和“性善论”，反映出伦理本位的人本主义思想，从而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学说，在经济关系方面主张“制民之产”，反对横征暴敛，使百姓能够生活下去，以保持小生产的相对稳定性。在政治关系方面则是一种道德政治的理想，也叫做“王道”，与之对立的暴力政治则被称为“霸道”。他不但认识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而且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倡导“以德服人”的王道，劝诸侯君主“以德王天下”，着眼于争取民心，“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的道德政治思想发展了古代的“民本”思想。根据《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他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并举例说：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只要施仁政于民，教之以忠信，便可以用棍棒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在孟子看来，依靠道德使人民服从，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像七十子归服孔子一样。他还说，商汤统一天下时，先向东方进军，西方的百姓就不高兴；先向南方进军，北方的百姓也不高兴，都希望商汤先来到自己的地方，人们盼望商汤的心情，就像久旱盼望大雨一样。
孟子继承孔子的伦理思想，其主要贡献是把伦理范畴与性善说联系起来，作了比较深刻的探讨。仁政学说的基础是性善论，孟子想着重说明人们的道德修养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们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与生俱来，已包含着仁、义、礼、智“四端”的萌芽。人们经过后天的努力，将“四端”发扬光大，仁义礼智的品德就会像火一样燃烧起来。“四端”是孟子伦理思想的主要范畴，是处理“五伦”关系的规范。“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五伦”不是平列的，主要指君臣、父子关系；“四端”也不是平列的，主要是仁义。追求礼义仁智，必须以义为荣，以利为耻。孟子特别强调仁、义，原因是他认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其着眼点主要还是政治关系。与孔子的伦理思想相比，孟子将仁、义并称，明显地提高了义的重要性。他又明确地把礼作为“节文”，即仁义的形式，而不再像孔子那样讲“克己复礼为仁”。孟子的这些论述，反映了时代进步的潮流。
孟子还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及与之相应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他把心、性与天联系起来，沿着孔子的思路，发展改造殷周传统的天命思想，形成一套伦理化的世界观。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这段话已包括孟子在世界观方面的基本环节、修养方法和修养目标。
孟子讲的心和性，指善心和善性，心与性实际是一回事。尽心、知性就是保持和发展善心、善性。他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是人心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叫良知、良能。例如，两三岁的小孩知道爱戴父母，长大后知道恭敬兄长，就是这种“良知”、“良能”。人有良知、良能，说明人性生来是善的。但先天的善并不牢固，也不完满，只能说是善的萌芽，所以叫“善端”。如不努力保持和发展先天之善，便可能受积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而失去它，变得与禽兽无异。
尽心、知性、知天作为孟子世界观的几个链，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肯定人的作为，实际内容就是“四端”、“五伦”的道德意识。孟子把尽心、知性与知天、知命相联系，说明他多少吸收了传统的天命论。他的世界观在许多地方是矛盾的，如既讲君权天授，又讲君权民授，而天授是虚的，民授才起实际作用。他还认为，圣王贤相是尽心、知性、知命的先知先觉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指贤臣）”（《孟子·公孙丑》）。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到道德境界，主张人的积极有为的活动，这是孟子思想的特色，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他把这一点过分地夸大，以为只要反求诸己，专心致志地向内心追求，就会得到一切，而从精神上获得极大的幸福和快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就夸大了道德意识的作用。
（四）荀子的隆礼重法和性恶论
荀子（约公元前313—约前238），名况，字卿，战国末年赵国人。早年游学于齐，三度为稷下学宫祭酒。此后，他被楚相春申君用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免官，居兰陵授徒著书终生，其著作由后人辑为《荀子》32篇。荀子尊崇孔子，又广泛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成为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但他没有能够完成统一思想的历史重任。
荀子属于儒家的重要代表，但是较为激进，既主张“隆礼”，又要求“重法”，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派别有着明显区别。
荀子在战国生产力和科学都有较大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其学术主张适应于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的要求，也适合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的需要。他提出“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理论，比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天命思想。这是对先秦天人关系争论所作的一个很有科学价值的总结，在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理论在他的《天论》篇有系统的论述，《礼运》、《王制》、《富国》等篇也从不同侧面作了发挥。
他明确提出，天是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他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有可被认识的性质。“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以上说明，他在承认客观事物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前提下，承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他不仅承认事物发展有客观规律，而且强调主体能动作用。
与孟子的思想主张不同，荀子主张“性恶”论，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著名观点。其“性恶”论包括三个环节：一是把人性恶规定为先天的自然性；二是认为人性与社会道德规范不相协调；三是主张“化性起伪”，即通过人为努力转化所谓“恶”的人性，获得所谓“善”的品质，使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从“性本恶”出发，他认为经过学习和教化，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实现矛盾的转化。
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是战国时代的两种人性学说，其差异在于：“性恶”论强调“性伪之分”，是以“天人相分”思想为基础的；“性善”论强调天赋“四端”，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的。“性恶”论否认天赋道德观点的存在；“性善”论承认天赋道德观点的存在。“性恶”论以人类物质生活作为研究人性的出发点，认为社会纷争****是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必然结果；“性善”论以先天道德观念作为研究人性的出发点，把社会纷争****的原因归结于道德观点的丧失。由此可见，“性恶”论较之“性善”论，包含了更深刻的内容。当然这两种人性学说也有共同点：两者所说的人性都是先天具有的人类本性，而不是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性，因而都是抽象的人性。两者都在探讨人的本性，虽然把人性问题的研究局限在“善”、“恶”评价上，但都把“善”、“恶”看成超历史的范畴。
与“性恶”论密切相关，荀子在社会思想方面提出“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人类）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他还具体地讲到礼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要求：君要“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臣要“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父要“宽惠而有礼”，子要“敬爱而致恭”，兄要“慈爱而见友”，弟要“敬诎而不苟”，夫要“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妻要“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荀子·君道》）。
与“性恶”论密切相关，荀子还提出了“礼法”并重的政治思想。从孔子提倡以周礼治国以来，礼治成为儒家的重要政治主张。荀子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对道德和法律的互补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主张“隆礼重法”，强调礼在为人、做事、治国方面的作用，认为礼是法的根据、法的总纲，而法是礼的体现、礼的确认。如果只讲礼义，不讲法度，只重教化，不重刑罚，就不足以维护统治。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他还把“建国诸侯分土而守”作为礼的主要内容，表明他仍然主张分封制，其政治思想没有脱离儒家礼治的基本立场。
荀子的礼法思想既继承了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又具有法家法治思想的因素，这使荀子成为政治思想上从儒家到法家的过渡人物。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发展了他的政治思想，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二、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
儒家学说经历代学者加工改造，并与其他学说相斥相吸，丰富了自己的内容，经过社会的选择，完善了自己的形象。最后，终于凝聚为民族精神的主体内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对我们民族的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价值倾向以及社会心理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属于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型文化，其政治原则是从道德原则中推导出来的。伦理学说与政治学说融为一体，它又可归属于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文化。其核心是古代哲学，它的产生和发展、思维内容和方式，无不与趋善求治的总目标相联系。换言之，中国文化属于“政治—伦理型”，古代哲学受制于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等的基本特征。古代哲学的特点可作以下概括：关心现实政治，重视人际关系；具有博大体系，流于经学态度；高扬主体意识，着眼伦理本位；偏重直觉方法，富于辩证思维。
将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君民相维的政治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是整个中国文化系统的共同特征。中国文化具有早熟性、独立性和内向封闭性，强调群体观念、向心观念和中庸观念。其基本精神是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入世进取心理为基础，以礼教、名分、道统为中心，以人文主义为内核，极少宗教色彩。其主导思想是民族精神，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一是担负历史责任，注重整体利益；二是崇尚气节，正道直行；三是求是务实，自强不息；四是讲求道义，关心他人；五是贵和持中，宽忍平和；六是豁达乐观，以道制欲。中国儒家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作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曾对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许多糟粕，如官本位、轻科技等，给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儒家学说与其他学说相斥、相吸，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儒道两家的外在特征，分属阳刚和阴柔；人生态度则分属进取与退守、入世与出世，前者倾心于庙堂参政，后者钟情于山林隐居。知识分子大多热衷于参政，失意时才肯退居山林，他们在台上是儒家，在台下是道家。儒家重群体，肯定现实，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事业；道家重个体，抨击君主、鄙弃物欲、诋毁文明。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正统，释、道只起辅助作用，必然向儒学靠拢。道教思想也对宋明理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受其影响。
（一）儒家的理想人格
儒、道、墨、法四家各自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儒法人道显赫，道墨天道昭著，儒道重义轻利，墨法强调功利。先秦四家在争辩中互相吸收，经过糅合，添以新质，凝聚成炎黄族类的理想人格。具体地说，道家引导人们离开名利场，作精神上的逍遥游；墨家的视野，绝不出小生产的范围；法家要维护中央集权，钟情于法、术、势的运用，不会鼓励人们开拓思维空间；世俗化、人情化、伦理化的儒家，以维护既存秩序为己任，在汉以后成为正统。佛教是舶来品，原主张“沙门不敬王者”，为在中国立足，被迫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本土文化靠拢，在高于一切的皇权面前低下了“不敬”的头；道教吸收了道家神秘主义的内容，以道术迎合统治者。封建王朝利用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使其在维护统治方面相互补充，发挥整体合力作用。
儒家追求的“天下大同”是理想的世界，“大同”出自《礼记·礼运》。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能圣必然贤，贤则可通圣。对统治者而言，以圣王为追求目标和行为典范，其榜样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对士大夫和庶民而言，则以贤君子为追求目标和行为典范，其榜样是孔、孟、萧何、诸葛亮、曾国藩等。“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内圣指内在修养，对善的领悟，对道德的把握；外王指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使天下道一风同。
三纲八目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的修养功夫。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德是根本，亲民是手段，知止是界线；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由小到大、由个体到群体的修养方法，构成一套完整的封建政治哲学体系。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与“和为贵”，修养途径是穷独兼达、正己正人，既要积极进取，又要洁身自好。它要求人们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遵循伦理本位。在封建社会，父慈、子孝、妇从的家庭伦理观念是君仁、臣忠、民顺的社会伦理观念的缩影。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这种由国到家再到身的训导，其层次由高到低，由宏观到微观，强调治国必先修身，着眼点在于教化百姓，从整体效应看待个体修养。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由身到家再到国的训导，其层次由低到高、由微观到宏观，强调修身才能治国，着眼点在于加强个人修养，从个体修养求得整体效应。
二是怀抱经世之志。以重政务为特征的经世思想，经过历史积淀，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知识分子怀抱经世之志，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有深沉的爱国激情和浓厚的社会忧患意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重立德、立功和立言，客观上促进了历史的发展。
三是注重道德修养。无论是儒家的诚意正心、格物致和、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还是道家的少私寡欲、修道积德，佛家的超尘绝俗、去恶从善，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至于宋明理学讲的“存天理，去人欲”，更以修养为实现道德的理想途径。就是古代文论、画论中的主张，也无不寓物论道。这种道德人本主义，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地位，极大地促进了人们重情操、讲修养的自觉性。
（二）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封建社会中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从而避免了整个社会陷入宗教迷狂。儒学提倡用世进取、兼济天下，讲究修齐治平，即使是在佛教、道教极盛的南北朝和隋唐，依然起着支撑整个社会的主导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无神论倾向，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积极的影响。儒学具有重视气节、操守的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
但是，自汉儒家成为正统以后，便以维护既存秩序为己任，以约束个体思想为着眼点，其思维模式两千多年没有根本变化，必然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挑战。多种思潮相互激荡，在传统思想与现代文明、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许多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五四时期有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反传统的态度，为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一是功利主义，排斥一切与富国强兵无直接关系的人文精神及价值；二是全盘西化，简单否定传统文化。
代表时代前进的潮流，并对儒家文化进行扬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西方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二是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产物，并给传统文化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目前，我国开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是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去除其糟粕，进行改造更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需要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将吸收容纳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起点，成为中华民族特色之所在。
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既有相冲突的一面，又有相契合的一面。对它的历史地位的承认，必将使它起到现实作用，这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求是务实的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将鼓舞人们不畏艰难曲折，朝着理想境界迈进；中华民族贵和持中、正道直行的精神，对于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定有着积极的意义；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会启发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传统文化中平均平等的思想，将强调维护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总之，科学地扬弃儒家文化，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有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有助于实现祖国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