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时，我们还必须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中国的社会发展以及国民文化素质的培养所具有的意义。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圣贤作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激励人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操守，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从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这在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习近平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中国传统文化总是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崇高地位，注重人的主体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总是指向人、指向人生，故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儒学、道学，还是玄学、理学、佛学，都是人学。
因此，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就必须以人为核心，把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有关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建构的精神，以有益于解决高工业技术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不少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充满了敬仰之情：莱布尼兹艳羡《易经》的“天行健”；孟德斯鸠赞赏中国政治科举制度对血统世袭制的超越，为“柴门”、“寒门”奋斗者开辟了“通达之路”；歌德推崇中国话本小说中的世俗人格；叔本华看好宋明理学家的人格方式；海德格尔认同道家的生存方式。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则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也经常引述老庄的言论，他将“自我实现”者的精神状态称为“道家式”的。而英国著名作家格林曾这样热烈赞颂过中国人的人格价值与人格理想：
我被中国人吸引了。特别是他们那宝贵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钦佩他们远大的历史观，他们固有的彬彬有礼的行为，他们对友谊的特大度量以及他们对朋友的忠诚（他们永远不忘记别人做的好事）。我佩服他们民族的无畏精神和他们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原则的坚强决心。我欣赏他们深沉而热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常常隐藏在容忍的品质之中。我佩服他们那自然而文雅的礼貌，对老年人的尊敬和对年轻人的关切。他们文雅博学而又天真无邪，经常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愉快。如果我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和遇到一个真正的危险时，我情愿要一个中国朋友和我站在一起，而不要其他任何人。
当今世界不少有识之士，全心关注中国文化，我们更有责任继承和发扬这份辉煌的人类文明遗产。中国古代哲人以其特有的聪明智慧对人生理想境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给我们留下了一座极为丰富的思想宝库，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发掘和批判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人生理想境界论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对人生的热爱。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表现出对人生的乐观旷达的情怀。如道家所主张的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与宁静恬淡、清心寡欲的心理境界，就取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超然宁静的审美态度。而崇尚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敢为天下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哲人在强调弘毅进取、积极入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同时，也提倡一种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
儒家哲人认为：“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这样，人的行为与人生态度都必须遵循“仁”道的原则。而“仁”道的基本内容就是亲亲，就是对人生、对生命的热爱。即如《中庸》所说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亲”，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友爱自己的亲人。同时，还应由“亲亲”而“仁民”，即将人生相亲相爱的孝悌之情，推及他人、社会，甚至宇宙。由“亲亲”，即由亲子顺亲的血缘情感出发，最终实现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相亲相爱、和谐统一。这才是儒家哲人所追求的“仁”，这也才是最高的人生理想境界。《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朱熹注云：“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由仁民到爱物，将诚心仁念施及宇宙天地、自然万物，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热爱生活，这才是传统文化的精神。
正由于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泛爱众生，所以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乐观旷达，胸襟开阔，心情愉快。孔子热爱生活，对生活始终抱着一种乐观、活泼、超然、平淡的态度。由于热爱生活，所以他知足无忧。《论语·述而》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时，也正由于热爱生活，所以孔子又能以天下之忧为忧，影响及后人，遂成为中华民族所推崇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人生态度、人生价值观与人生最高理想境界。
热爱生活，重视感性生命，所以即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孔子依然“乐亦在其中矣”。也就是说，只要能畅游生命，达于生命之本，就能心情舒展、愉悦，即使只有粗茶淡饭能充饥，能够喝点水，把手臂曲起来当枕头舒服地睡觉，这样的人生也就足够了。
中国传统文化人生境界论的突出特点是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中国古代哲人所构想与设计的人生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佛教，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美与真善的和谐统一。就儒家人生理想而言，所追求的是“求仁得仁”的圣人境界，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重生意识。这种圣人境界就是《易经·乾卦·文言》所描述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与天地合其德”强调人必须与天相认同，认为在人与自然、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的浑然统一的世界中，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人应充满着向上的精神，并由此精神培养，产生出对生活、对生命的珍惜与重视，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故而可以说“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在儒家哲人看来，尧、舜、禹等都是达到这种理想境界的人。达到这种境界则可称为“圣人”，为人们所仰止景止。故而，这种人生理想境界又被称为“圣人气象”和“圣人范式”。
在儒家哲人看来，重视人生，就必须热爱自然，热爱社会与他人，所以“与天地合其德”的人生理想境界的核心内容就是“仁”。如孔子就认为，“仁”的境界之所以是一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就在于“仁”的实现是本于天理的至理、至德和至善。所以，“仁者”也就是“圣人”。《论语·雍也》说：“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仁”的基本精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体说来，“仁”既是自强不息，也是助人有成，是人己兼顾，是对他人的尊重，是由己及人，是以自己为起点，从我做起；“仁”既包含情感上的爱与物质上的扶助，同时更注重道德上的提高。仁者对他人的爱助，其目的在于使其成为有仁德、有成就的人。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者，也就是极高人生理想境界的实现。同时，儒家哲人还强调指出，“仁”的具体表现则是“爱人”与“爱物”。即如孟子所指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仁民”就是将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的相亲相爱之情推广到人与人之间，并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爱物”则是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及到宇宙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亲相爱，浑然与物同体。
孟子认为，人的形体与无限的生存时空相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只要人能让自己“直养”、“配义与道”，以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的精神意志达到“至大至刚”的境界，那么，就能使人超越形体与生存时空的有限，而与宇宙同呼吸。能达到这种人生理想境界的人，就是“圣人”，也就是“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得志与民由之”，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达到“至大至刚”境界的具体表现。孟子认为要达到这种人生境界，就必须要“反身而诚”，恢复人先天的善端本性，摒弃各种物欲的诱惑，以形成充溢着刚性之“力”的“浩然之气”，使人自身和贯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浩然正气相互融合，并熔铸成一种真力弥漫、生机勃勃的内在精神，从而使人超越有限的时空的束缚，达到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这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说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人要达到“与天地同流”，其关键就在于作为个体的人对作为整体的人的本质的体认。人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个体是小宇宙，天地则是大宇宙，因此，“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孟子这种对人生理想境界的揭示是有其当代意义的。它能增强我们对人生的热爱，增强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让我们通过内心体验，认识自我，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社会与自然，保持一种健康、乐观的人生态度，追求并实现最高的人生理想。
所谓“反身而诚”，作为审美意蕴上的启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灵体验方式和对人生本质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作为人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人生理想境界的建构活动实际上是人对自身本质特性的一种自证自悟，自我解脱，或谓自我观照和自我体验；是要恢复本心，以合天人，要“虚无恬淡，乃合天德”，以回归自然，拥抱天地，融身大化。所谓“反复而诚，乐莫大焉”，这里的“诚”，就是指诚明本心；“反身而诚”，则是指人通过对道德意识的自我体认，以及对实践经验的内心体验，以完成从心理学到哲学、美学境界的超越；体验自我，发现本心并把握本心，来达到天人合一的极致人生理想境界，从而悟解宇宙万物生命的奥秘。人们只要通过自我体认，“求仁”、“由己”以归复“诚明”的本心——内在生命，那么就能够让内在生命之光照亮天地万物，领悟到天地万物生命的微旨妙谛。
从自然属性来看，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本体都是“气”。“万物之始，皆气化”（《河南程氏遗书》卷五）；气化之在人与在天，一也。天地万物与人都是由元气所演化与生成的。“元气化为万物，万物各受元气而生，有美恶，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小，万万不齐。”（王廷相：《雅述》）由“气化”说来看，人的意识的本性也来自自然，并且，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个体修养活动的内心体验，乃是“一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庄子·达生》）的全身心灌注于其中的感悟与穿透、超越活动，它倾注着人的生命，既是人的精神在总体上的圆满具足的感发和兴会，也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它能使道德主体在一种生命的挥发中把握自己的本心，认识自我，并以此体验到自然生命之道与宇宙精神，达到与宇宙自然相通相感，相参相配，领悟到“气陶化而播流，物受气而含生”（杨泉：《蚕赋》）的生命创造的乐境。
总之，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哲人实际上给我们设计了很高的人生理想，它强调对内心仁德的自觉，肯定主体精神的伟大和崇高，要求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应终生不懈地努力，要以天下为己任，不怕任何挫折和磨难。孔子的弟子曾经说得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以说，达到“仁”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圣人”、“大丈夫”。他们爱仁以德，立人达人，忠孝信义，宽信敏慧，智勇刚朴，心胸坦荡，有浩然之气，对社会、人生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这种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中所表现出的奋斗精神与献身态度，对于当今那些极端个人主义者，那种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的不良风气，无疑是有其匡正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