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三个月过去了，时间到了公元一九九七年的十二月。渭北高原的冬季这一年来的早，卤阳湖西段的卤泊滩早早地变成了白茫茫的霜冻色。尽管刘天臣的芒硝场还在出芒硝，但魏县长多次考察已经思考如何更好利用这滩涂。张木胜和王百锁照例干着既往相同的苦力。这个冬天，因为女儿去汉中上师范学院，儿子又在党木上高中，家里就刘天臣夫妻两个加上下吉雇佣的一个老年单身汉，处在北滩边上，距离村里又有一些距离，处于安全考虑，刘天臣到渭南狗市去买了一只小黄狗，是关中地区非常普通的草狗，二十块钱成交。买回后，刘天臣把狗白天栓起来，晚上放着，这样有什么情况的话，狗能给人提醒，也能给人壮胆。刘天臣给狗起名字叫：黄。这就是关中方言的特点，就这一个字，发音二声。
张小军到徐州上大学，是第一次出陕西。法学专业是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系新设立的专业，第一届是法96，就一个班，二十多个学生，第二届就是张小军这届，叫法97，全班也总二十多个人。全班二十多个人里，大概江苏省生源占到60%以上，山东生源占30%，其他地方基本都一省一个学生。陕西就张小军一个，河北就吴守刚一个，东北就王志科一个，河南两个女生，一个汪迎军，一个蒋知春;山西就程琳一个，也是女生。北京密云一个男生，上了不到一个月就主动退学回北京了，不知道啥原因。
生源的地域结构是一个方面，还有生源的城乡结构，农村出身的学生占到80%以上，非农村出身的学生比例大概20%。这种地域差异、城乡差异，在生活习惯、经济水平、行为观念等各个方面，往往出现剧烈的冲突。那时大学宿舍没有空调，一个宿舍六个学生，在报道之前学校就已经分配好了，但分配并没有考虑到这些细节方面的差别。
到中国矿大去的学生，排除主力生源地江苏、山东之外，其他各省的学生，基本每个在当地县城都是拔尖的。毕竟中国矿大也是全国211重点院校。这些学生到徐州后，都必须面对新的学习环境，新的同学关系，新的师生关系，和新的个人发展规划。
对张小军来说，这也是新环境下的新挑战。如果说孝通初中他的视野就是本乡的同学的话，那都是农村孩子，生活习惯啥的，都一样，谁也不会笑话谁;如果说到尧山中学他的视野是本县城的城乡出身的同学的话，那区别就是县城和农村生活条件差距，都是一个县城的，都吃凉皮，都吃肉夹馍;而到了大学阶段，同学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北方也有南方的，有干旱地区也有多雨地区的，如此大的差距，使得他必须去适应和面对。因为这里至少要进行四年的系统学习和训练，这里也是他人生改变命运的重要跳板。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班级除了城乡、地域、习惯差异之外，经济实力又有极大的差异。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每个同学家庭背景和父母收入结构不同，这些都会在日常的相处中形成冲突。对张小军来说，他来上学前，母亲到处借钱，都没有凑够5000块钱;父亲还在每天日复一日地和王百锁干着劳动报酬最低、劳动强度最大的苦力，妹妹还小，爷爷已经七十七岁，这一个五口之家，他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和压力，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汉中师范学院，刘玲的处境相对优越的多。一方面她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好，这个相对好，就是在汉中师范学院这个主要生源来自陕西的范围来说，也是相对好的;另一方面同学都是陕西人为主，生活习惯、地域背景、卫生条件等各方面的相似度几乎是相同的，差别就是省内的差别，或者是延安和商洛的差别，整个差别的幅度就框定在这个范围内了。
刘玲一上师范学院，同班的男生陈官印就看上了她，展开了追求。开学第三周的周五下午放学，陈官印约刘玲到图书馆楼前的操场走走，陈官印对刘玲说：
“刘玲，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很喜欢你。我父母是部队上的干部，就在咸阳。我喜欢当老师，所以我报了师范学院。我的理想是汉中师范学院毕业后，就回咸阳，到中学教书。家里在咸阳早就买好房子了。我舅舅就在咸阳教育局系统工作。我能和你交往吗？”
刘玲看这眼前的陈官印，一米七五的个头，标准的关中汉子，脸庞清秀，上身穿黑色夹克，一条牛仔裤，一双耐克球鞋，手腕上一块日本西铁城的机械手表，头发很整理，这一看就是城市大院长大的。从心里说，刘玲不反感这样出色的男孩，甚至是有些喜欢的。陈官印家庭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好，和他谈朋友的话，起码汉中师范学院这四年生活费能省一大笔。但刘玲一直喜欢有志向的男人。她感觉，一个男人从小把自己的未来，就定位为一个中学老师，似乎不符合她的价值观。当然不是说中学老师不好，任何一个岗位都是有价值的，只是刘玲希望自己喜欢的男生，能有更远大的理想，视野不局限一个村，一个县，一个省。
想到这里，刘玲很友善地微笑着对陈官印说：
“谢谢你。我有男朋友，在江苏上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我们就当一般同学相处吧。也祝你能找到更合适的交往对象。”
刘玲想，张小军就是经济上太贫穷了一点，其他方面，是符合的。
但贫穷也是一件令人感到不自豪的事情。和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前相反，人们羡慕和尊敬经济能力强的人。在国家特殊的十年时期，谁是贫农谁光荣。一九九七年的中国大地上，任何油罐车省份，人们的思想都能统一起来，那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观念会发散到任何一种组织形态中。张小军家太穷这一点，其实也是她内心深处不够自豪的弱点。
陈官印追求刘玲失败后，全班男生都知道刘玲有一个在重点大学读书的男朋友，蠢蠢欲动者就干脆死了心。这倒给刘玲四年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这四年她和宿舍的武文婷、姚迎春成了好朋友，几个女生约定一起努力考研。考研虽然再辛苦几年，但出路更有质量。
巨大的经济压力迅速传到了张小军的妹妹张小叶那里。张小叶读书和哥哥一样出色，已经初三，正常情况考取重点高中不成问题。但是，十六岁的她看到母亲为了哥哥上学到处借钱借不到的事，她便决定，和班级中那些学不进去的同学，一起去广东东莞打工挣钱。那时去东莞打工，刚去一个月可以挣到五百块钱。自己生活等留一百块钱，就可以还有四百块钱。四百块钱可以给哥哥每个月两百块，给母亲每个月邮寄两百块。张小叶从小印象中，父亲张木胜就一直打苦工，没停过，又挣不了多少钱，家庭境况始终难改。张小叶对张天凤说：
“我和同学一起到广东去打工，念书供我哥一个就行了。”
张天凤也没说什么。这样的家庭，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一个十六岁的女儿，还没成年，就要接力棒地扛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张天凤也逐渐感到，张木胜也已经四十七八岁了，干苦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个家庭当前的现金流来源，也只有牺牲一个孩子的将来，来换取另一个孩子的发展。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比比皆是，这也是无奈之下理性可行的正确选择。有一年，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把这种取舍放大了，求援队只能救一个，是救女儿还是救儿子，这个课题引起了全国巨大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