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部门，最可怕的落后，恐怕莫过于管理体制的落后。
中国的科技，长期运行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轨道上。这种体制给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的利弊，中国的科学家们自然是深有体会，也最有发言权。“ 863计划”由于是中国的高技术发展计划，它代表了当今世界高技术的发展潮流，因而与过去那一套旧的管理体制，显然无法适应，甚至格格不入。于是，“863”计划的管理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新的模式，什么新的管理机制，便成了能否举起863这面旗帜的关键。
在朱丽兰看来，中国的科技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就是创新。因此中国的“863计划”，也应该而且必须走一条战略创新的道路。若是在技术上没有创新，那就只有一辈子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作为领导，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领导，应该有创新意识，也必须有创新意识。因为世界日新月异，变化神速，作领导的若是不具备创新的能力，在工作上没有一点新招，就不配做领导，更不配做统率国家高科技发展方向的领导。如同有人所言：“当官不创新，不如去歌厅”。但在朱丽兰的理解中，创新又不应该仅仅是技术的创新，同时还应该是组织的创新，管理的创新，领导的创新；而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并大胆使用人才，则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长期深处时代科技前沿的朱丽兰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当高级的知识人才拥有了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时，这个国家才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这个民族才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当今世界，人才对推动社会、推动历史所起的巨大作用，已显而易见，且越来越突出；人才问题已被世界诸国提到了战略的高度，许多国家为争夺人才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甚至有的还不惜血本，展开了人才争夺大战。中国虽然经济不发达，科研经费很少，但拥有12亿人口的世界大国，人才却是最大的资本！那么在金钱不够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人才这个特有的资本，如何将人才的使用问题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次上来加以认真对待，则不能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因此，为了使“863计划”能够得以顺利实施，为了让科学家们的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也为科技体制的改革探索一条新的出路，国务院和科委的领导们经过反复认真的思考，在充分借鉴国外高技术先进管理办法和吸取我国60年代搞“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863计划”确定了一个新的管理机制：“专家决策管理制”。
所谓“专家决策管理制”，即指“863计划”管理的主体是专家，而不是政府部门。一句话，过去搞科研是政府部门说了算，现在搞863，无论是项目还是研究经费，要由专家来决策。对此，一位记者打过这样的比喻：各个领域的专家好比是一批“种地能手”，国家把一大笔经费交到他们的手里，由他们自己去选择最优良的“种子”，找出最好的“土地”，种出最好的“粮食”，然后再投放到市场，参与国际国内的竞争。
“专家决策管理制”是中国科学界在改革开放中创立的一种新型的管理体制，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的情况下率先出台，无疑是一个颇具胆识的创举。这种体制的确定，打破了我国几十年来始终完全由政府部门决策的旧体制，它使中国的专家们从政府决策的被动执行者，转变为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而政府则更多地把自己的功能集中在宏观调控上；从国家要我干，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干；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把决策某个具体科研项目的权力，第一次真正交到了科学家们的手上。比如，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该搞还是不该搞，该怎样搞？由专家说了算。如此一来，专家们不仅拥有了提出和决定项目的权力，而且还掌握了过去从未有过的财政大权：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是尚无先例的。
朱丽兰作为“863计划”决策指挥系统中的“执行导演”，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专家决策管理制”的正常运行：1、挑选出真正的“种地能手”；2、审定“种地能手”们挑选的“种子”是否优良，“土地”是否最佳，运作方法是否得当；3、把应该使用的经费合理的分配到那些“种地能手”的手上；4、与“种地能手”们同舟共计，并指导、督促他们把最好的“粮食”种出来。
然而，“专家决策管理制”毕竟是个新课题，在国内还从来没有搞过，一旦真正运作起来，同样矛盾重重。
首先，“863计划”到底启用什么样的专家，就是一个大问题。是用老专家，还是用新专家？是用第一线的专家，还是用第二线的专家？是用名气大的专家，还是用名气小甚至没有名气的专家？如果用老专家，虽然名气大，成就高，经验多，但毕竟年事已高，精力上难以承认如此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科技事业需要培养跨世纪的人才，必须有更多的青年科学家作为21世纪中国科技大厦的“顶梁柱”。所以，若从长计议，从工作角度考虑，用年轻的、第一线的专家自然更合适一些。因为863的项目不同于过去一些科研项目，它必须真枪真刀地干，必须拿出成果并投放到市场去参与竞争，经受检验，接受挑战，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驴是马，得拉出去溜溜。再者，从国家的科技发展来看，“863计划”不仅要搞出卓越的成果，而且还必须要为21世纪高技术的发展培养一支科技队伍，如果不把一批较年轻的科学家们推到第一线进行实际的锻炼，将来国家就会出现人才的空缺。
因此，国家从科技发展战略上考虑，规定参加“863计划”的专家，年纪要在60岁以下。
这一规定出台后，有一部分老专家多少就有了一些想法，甚至个别的老专家一时还难以接受。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朱丽兰一方面利用大会小会讲道理，一方面与老专家们单独谈心，相互交换意见。在连续几个星期里，她几乎每天都给专家谈话。她对秘书说：“凡是来找我的专家，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候，一律马上会见，不能有丝毫的推迟和怠慢。”
与此同时，朱丽兰抓紧对60岁以下的科学家进行选拔和考核。她深知，“863计划”实施的好坏，取决于对专家们挑选的好坏。因此，她到各个研究所和各个高等大学，四处打听“千里马”，八方寻找跨世纪人才，并认真听取老专家们的意见。凡是被推荐上来的专家，她都一个一个地去了解情况，找他们当面交谈。通过交谈，考察每个专家是否有战略的眼光，是否有独特的见解，是否有挑战世界的胆魄和能耐。若是认为这个专家不错，她再到这个专家所在的单位去作调查，看这个专家的人品怎样，团结合作、竞业精神如何。最后再作一次综合的评价，行，留用；不行，再选。
但“专家委员会”组成后，一新的矛盾又随之出现了，这就是：部门与863、部门与专家的矛盾。矛盾的焦点，为的是一个“钱”子。本来，为了搞863，国家投资了100个亿，这该让中国的科学家们感到心满意足了。但当这笔经费一旦分别撒向七大领域后，便又多少显得有些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了。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经费都是按照部门或单位拨款。现在实行“专家管理制”后，经费是跟着项目走。即是说，某个研究集体一旦获得了“863”的某个项目，便可得到一笔科研经费，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由于搞”863“的专家都是从全国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挑选上来的，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专家并没有脱离原单位，用句时髦话说，是在为国家“打工”。他们干的是“863”的事，拿的却是本单位的钱。他们的住房、职称、工资、奖金等，全都还得由原单位解决，原单位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这些专家一只腿虽然已经迈进了863的办公室室，另一只脚却有可能仍在原单位；他们的脑袋尽管已经进入了“863计划”，屁股仍有可能还坐在原单位。当确定863项目、涉及到经费问题时，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原单位伸出来“捞钱”的“手”。
从专家个人的角度来看，很想给原单位带回项目也带回人民币，是可以理解的；而原单位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希望那带着经费的“良种”落入自己的一亩二分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从国家的利益考虑，这一想法和做法就并不合适了。因此，敏感的朱丽兰强调指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希望参加863的专家不要用屁股指挥头脑。”并同专家们由此确立了863的精神是：公正、献身、创新、求实、协作。同时，为了杜绝部门所有制对高科技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在确定项目和经费时，不与部门对话。这样一来，便在一定时期内得罪了一些部门。没有得到经费的一些部门不仅对863有意见，对自己单位搞863的专家也很有看法——谁让你没为本单位带回实惠呢！
身处矛盾旋涡中的朱丽兰只得四处奔走，八方协调，再三强调：“不与部门对话，并不等于不要部门，而是要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她为此多次召开协调会议，反复向各部门做工作，甚至有时还会与人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可她既坚持原则，又苦口婆心，最终还是取得了部门的谅解和信任。
然而，“863计划”实施后不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让朱丽兰颇伤脑筋，这就是，“863计划”各个领域每个阶段的战略目标，是由各领域的专家委员会确定的；目标一经确定，所需的经费便直接拨到专家们的手上，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若有什么开支，只需有关的专家签个字，钱就可以动用。中国的科学家们能一下掌握如此大的财权，当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朱丽兰深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权力越大，监督应当越严；权力如果没有监督，是注定会腐败的；权力如果没有约束，权力越大，腐败就越大——这对谁都一样。专家也是人，是人就有难以克服的弱点。那么，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如何克服专家自身的弱点，如何对专家手中的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呢？
朱丽兰通过反复琢磨，终于想到了一个新招：对863专家，也进行严格的考核与监督。
她提出这一想法后，不少人都说她太冒风险，甚至连宋健也有些担心。因为863的专家，个个都是在全国数得着的人物，若是对他们也要进行考核、监督，万一因此而有所得罪，那还如何举起863这面大旗？
但出于对国家高度的责任感，朱丽兰还是这么做了。
这一来，还真把一些专家给得罪了。有的专家一听要考核，心里便很是不平，说：“朱丽兰的新招就是多！我们为了863累得半死不活，没想到朱丽兰还要考核我们，这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吗？”
甚至有的当面对着朱丽兰说：“考核我们可以，你朱丽兰要不要考核？”
朱丽兰笑了，说：“不管是谁，都要考核！我朱丽兰当然也要考核！不仅要考核，而且要首先考核，严格考核！若是不合格，我自动辞职！”
还有的专家说了：“对我们进行考核，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朱丽兰还信不过我们？”
朱丽兰说：“考核你们，正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做了工作，干出了成果，专门找人来进行评价，对你们的工作有一个监督，有一个检查，有一个反馈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怎么说明你们的成果？你们总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
专家们细细一想，觉得确有道理。是真金，就不怕火来炼麻！只要没做亏心事，还怕半夜鬼敲门？经过考核，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然后再痛痛快快地干事情，有什么不好？
于是，为了一方面对863专家进行监督考核，一方面又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便请来22位德高望众的老专家组成了一个监督评估考核小组，由王大珩任组长，朱丽兰任副组长。
所谓考核，一是对专家进行考核。就是选择一定的时候，让863每个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者课题组组长上台讲你前期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的计划与构想、策略和目标，每个人只给15分钟。讲完后，再让由老专家组成的评委给你打分。谁最后得分最高，谁就继续留任；谁不及格，谁就让贤；二是对所选的项目进行考核。那些项目该上，那些项目不该上，都得经过严格的评审考核后，方能最后确定；三是对每位专家在权力的使用上，经费的开支上，也进行公开的监督考核。比如，每个专家手中的钱都干什么用了，每一笔是怎么开支的，得说个清清楚楚。如果某个项目计划是50万，你实际却花了60万，那么为什么多花了10万？也得讲过明明白白。
同时，为了领域保障“863计划”的有力实施，真正做到用制度管理人，以法治人，还专门制定了“863计划”管理细则和863经费管理细则。而且，朱丽兰还要求每个领域必须拿出自己切实可靠、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以及经费管理制度，并将这些方案和制度公布于众，广而告之，让每个成员也来参与监督。如果谁认为有什么不合理，或发现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她朱丽兰告状！
总之，一切都是公开的，民主的，透明的。尤其是当863的决策系统、执行系统、评价系统和监督系统全部建立起来后，一个新的先进而科学的现代科学管理机制便得以形成。这一机制既保证了“863计划”的公正性，又保证了“863计划”的可靠性。
“这就是改革。”朱丽兰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