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朱丽兰已经实实在在地坐在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
朱丽兰的办公室在国家科委大楼的九层。这是一间很宽敞很整洁很明亮很舒适甚至多少带有几分洒脱的办公室，由于这间办公室在不经意中显出了几分特有的高雅和特有的庄严，因而一般的人来到这里，便会情不自禁地放轻脚步，肃然起敬。
然而，坐在了如此高雅如此庄严的办公室里的朱丽兰，内心并无一点飘飘然的感觉，相反，她的心情却比先前沉重得多。一次，她对她的秘书蒙建东女士说：“说实话，我来当这个官，心理压力很大，总有些不踏实。这并不是我怕保不住我的官位。我对当不当官，从来都无所谓。不当官了，就回我的化学所去继续搞试验。反正搞试验那玩艺儿又不需要太高太多的条件，只要有我一张桌子就行。但现在我在这个位置上，既然国家把863这面旗帜交到了我们的手上，说什么我们也得把它扛起来，只是我感到这面旗帜实在太重太重了！”
是的，单就中央拨给863计划的100个亿专款来说，就足以让她感到了这沉重的分量。
朱丽兰是从基层上来的，科学家们多年来使用的科研经费情况，她最清楚不过了。她至今还记得，她当年为了搞一个科研项目，到处去申请经费的难堪细节；她更是熟悉，不少专家由于缺少科研经费，只得吃方便面，啃冷馒头，省吃俭用，土法上马的情景。
她知道，中国的科研经费之低，在全世界恐怕都是很典型的。以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为例，外藉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曾经算过这样一笔帐：在美国的大学里，如果有800万美元的基础科研费，只提供给17个科学家享用；而中国则要由一万多名科学家来共同分享；在美国，每一位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时，可获得47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而中国的每一位科学家平均却只能有684美元来从事必须领先于世界的科学研究；即是说，中国科学家每人所能获得的科研经费，仅仅是美国科学家的1.46%。
再以“863计划”的经费为例，虽然从1987年到本世纪末，国家拿出了100个亿来搞高科技，可偌大一个中国，这样的投资若与其他国家相比，实在是相差甚远，少得可怜！据有关数据表明，中国整个“863计划”所使用的经费，还不如美国一家公司一年的科研经费，不及日本一年的高科技研究经费的四十分之一！
然而，朱丽兰深深知道，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本来就穷，能一下子拿出100个亿的人民币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须知，这100个亿是从国家极其困难的财政收入中一点一点地“抠”出来的，其中的每一分、每一厘，无不渗透着全国人民的血汗！这100个亿的人民币，对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讲，可以说是一笔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而对从不与金钱打交道的她而言，简直就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山了！
因此，尽管这100个亿不是她自己的，但出于对国家的一种责任，她必须珍惜，必须精打细算，必须做到科学管理，合理应用。一句话，她必须当好这个“守财婆”。否则，她将愧对历史愧对祖国愧对人民，从而成为历史的罪人。
但如何合理而又科学的使用好这100个亿，却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
此外，初来乍到朱丽兰，不少情况都不熟悉，许多事情也不了解，而严峻的现实又在时时催促她告诫她，必须熟悉，必须了解，而且还要尽快！本来，她来之前，深谙世事、通情达理的宋健主任曾经提出，让她从原单位带一位秘书来，可被她婉言谢绝了。她考虑的是，我自己新去科委，本来就是两眼一抹黑，若是再带一个两眼一抹黑的秘书去，岂不更糊涂！再说，当了官，就拉一帮带一伙的，她不习惯。
国家科委只好派了一位女士来作她的秘书。这位女士为人正派，精明能干，1979年便来科委机关工作了，曾在计划、预测和高技术等部门都干过，不仅熟悉各方面情况，而且很有工作经验和工作魄力。朱丽兰与这位女秘书刚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给我当秘书，可没什么便宜好占。”
“想占便宜，我就不会来给你当秘书了。”女秘书毫不示弱。
“我这人性子急。”
“我的性子也不好。”
“那我们先试试看吧。能互相适应，合得来，就一起干；合不来，就散伙！”
“行，那就先试试吧。”
结果，二人配合默契，合作得很是愉快。
然而，从科技领域迈进政治舞台，谈何容易！从科学家变为国家职权部门的管理者，更非儿戏！管理工作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朱丽兰一下从被管理者到管理者，从科学家到领导人，不可能不经过一个思想和角色的转换过程。
朱丽兰过去是搞化学研究工作的，其身份是科学家。而科学家的特点是和客观打交道，和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打交道，不和人打交道，干好干不好完全是个人的本事问题。如果你所搞的科研项目，经过你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奋斗，一旦成功了，其成果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成功也完全属于你个人，而且属于你的东西非常明显。
做科学管理工作则不同。它牵涉到一个大系统，不光要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还要与方方面面的领域和学科打交道。尤其是作为管理者，在组织一个工程或一个项目时 ，大事小事、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你，可处处又都没有你。如果一旦成功了，属于你的东西是不明显的；要是万一出事了，责任却又是你自己的。因此，她心里不可能没有顾虑。
但作为一个一生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科学家，她又必须作出自我牺牲，服从国家的选择。既然历史把她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她就没有退步的余地。再说，退步也不是她的性格。所以她说：“我不追求名利高官，只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我不像有的人那样，总是可以脚踏两只船——既能干这样，又能干那样，我不行，没有这个能耐。但只要叫我干，我就非得干好不可，我也不相信我干不好。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当然，我干，绝不是痛苦地去干，一副苦兮兮的样子去干，而是痛痛快快地去干！堂堂正正地做人，痛痛快快地干活，这既是我的口头禅，也是我的座佑铭。”
于是，她决心把科技管理工作当做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来研究，就和她过去搞科学研究一样，只是研究的领域、对象和范围不同而已。并且，她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对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也做了定位。后来中央组织部来考察干部，说，朱丽兰，你学习得很快嘛。她说：“我不是学习得快，我是定位比较准确。”
当然，她也深知，“863计划”是中国当前一个迫切而又重大的高科技计划，它涉及领域广泛，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法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方面出现失误，都会给决策工作造成不好的影响。她作为863计划的具体组织指挥者，首先必须明白的是：自己到底都有哪些事不明白？
为此，她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每天下班后推迟一个小时回家。干什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老老实实地学习。
朱丽兰是个从小就把学习当作一件终身大事的人。她的另一个座右铭是：“懂得学习的人，生活才有意义；懂得如何学习的人，才会成为生活中的赢家。”她把学习看作是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手段，更是提高领导者素质的重要手段。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她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要学习，作为一个领导者更应该好好学习；领导者若是不学习，怎么可能去领导别人？又何以让人信服？尤其是身处当今信息时代，知识的更新非常之快，这种快，简直快到了令人无法适应的程度。可以说，一天不学习，就落后；两天不学习，就比别人傻；三天不学习，就会有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因此她认为，一个领导者最大的悲哀，就是不学无术！
不过在她的理解中，知识这个概念，应该有所更新，应该重新确定新的内涵。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句至理名言。但今天，时代变了，情况变了，真正的力量已经不再是知识，而是如何掌握知识的知识！所以她说，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已经到了应该修改的时候了，应该修改成：“掌握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因为现在的知识简直浩瀚无边，搞不好，我们就会被这些浩瀚的知识所湮没。所以，要知道哪些知识是有用的，哪些知识是没用的，哪些知识是一般的知识，那些知识是掌握知识的知识。而且，还应该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
于是，为了学习“掌握知识的知识，”她开始拼命读书，拼命查阅各种资料。中国的，外国的，历史的，当代的，凡是能找到、借到、买到的，她都想法搞来认真阅读。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管理、哲学、文学以及系统论等等。对一些国外的重要文献，她还直接找来各种原版进行阅读。一本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写的足有半尺厚的现代经济学经典著作《宏观经济学》，她也硬是把它啃读了一遍。她一边阅读，一边还作笔记：或摘录重要资料；或写学习心得。据她的秘书蒙建东透露，这么多年来她已记了100多本读书笔记。
为了使自己明白哪些不明白，她一边学习，一边苦苦思考。她一方面把眼光投向世界，分析和思考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科技格局以及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中国的科技现状、尤其是高科技现状出发，分析和思考中国的高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参与国内经济建设的作用。试图通过对中国科技现状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分析，探索出一条中国科技管理的新道路。
为了使自己能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高效率地投入工作，她在几次做较大的手术时，曾强烈要求医生不使用麻药。因为她是学化学出身的，知道麻药对大脑会有一定的影响。她宁愿忍受手术刀带给她的痛苦，也要换取对自己大脑最低程度的损伤。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思考，她拼命与时间竞赛，从不肯浪费一分一秒。为了高效率地利用时间，他甚至把要读的书也分为三类：浏览、粗看、精读。她的秘书蒙建东说，朱丽兰不允许有人随便进入她的办公室，更不容忍有人随便占用她的时间。凡是来找她谈问题的人，得遵守事先约定的时间，若是时间到了事情也谈完了，客人还没走的意思，她会直接提醒你。对不懂得珍惜时间的人，她一向都是毫不客气的。因为在她看来，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自杀；占用别人的时间，近乎于谋财害命。
至于在生活细节上，她就更舍不得化费半点时间了。比如，出国访问前，需要做上一件像样的衣服，秘书领着她去量尺寸，她量完尺寸后拔腿就走，一分钟也不肯多呆。至于衣服的颜色哪款式哪什么的，她全留给秘书去作主了。若遇有外事活动，由于要同外宾见面，她不得不去理发室弄弄发型。细心的理发师傅为了把发型搞得好一些，在时间上稍微拖长了一点，她便催促道：“行了行了，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甚至，下班回到了家里，她也还是和时间过不去。她女儿说：“我妈一分钟能干完的事情，绝不用一分零一秒。每次吃完饭时，她总是马上洗碗，理由是：趁热洗，洗得快，最省时间。”她儿子则说：“我妈白天老开会，晚上总加班，这种生活方式太可怕了！”
或许，国家科委机关资料室管理员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局长阅览室有关管理方面的书几乎全被朱丽兰主任翻遍了。我在资料室干了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有人像她那样，读了那么多的书！”
“我平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朱丽兰自己也说，“不同的时期读不同的书，担任不同的角色就得读不同的书，目的就是要明白：自己到底都有哪些不明白。不然你让我怎么办？我只有从头学起，学各个领域的主要知识，不学不行。比如，谁说某个课题怎么怎么重要，如何如何了得，我不懂怎么行？我必须有个起码的科学的判断，否则算什么领导？否则又凭什么去领导别人？所以我给科学家们也说：‘我也要学，每个领域我都要学，我至少要让你们唬不住我！’”
与此同时，朱丽兰还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向国内国外交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考。并且，她还四处进行演讲，普及高科技知识，宣传863计划，传播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维、新观念、新趋势、新动向，试图借此增强国民科技意识，倡导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
她的秘书说：“从我第一次听朱丽兰副主任讲话，到现在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百听不厌。每听一次都能听出新意，每听一次都有新的收获。一个领导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不像有的领导，他在台上讲话，你会替他着急，替他出汗，甚至替他脸红。”
的确，朱丽兰的演讲充满激情，富有鼓动性、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有浓度，还有透明度。每到一处演讲，她总要先做充分的准备，如听众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喜欢听什么内容，具体有什么要求，等等这些她都要秘书事先帮她搞清楚，以便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但她从不事先写讲稿，也不让秘书替她写讲稿，更不照着念讲稿。最多，在一张纸条上写上几条提纲，就行。
所以，科委不少干部都说，听朱丽兰讲话，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享受。
比如她说：“863”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863”是科学家和政治家结合的产物。中国的科学家长期来忧国忧民，总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所以到了1986年，敏感到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认为高科技的发展势在必行，中国必须抓住这次大好的机会，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否则就会被世界远远甩在后面。
比如她说：80年代，已经被称为是高科技时代了，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那么，发展中的国家要不要发展高科技？能不能发展高科技？怎样发展高科技？这三个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国的政治家和科学家的面前。
比如她说：“863计划”在总体战略上必须以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为重，即每个项目必须考虑到如何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插国旗的问题，如何让中国更多的科技在世界上占有地位的问题。只有这样，在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前，才能不断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的生存能力。
比如她说：一个民族对自己首先要有足够的自信，要敢于创新，敢于向世界挑战，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同时在具体的工作中又要敢干、实干、真干、大干、快干、拼命地干、科学地干！虽然我们的财力有限，但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情，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比如她说：搞高技术，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没有自己的实力，你连谈话的资格都没有，外国人连谈都不愿跟你谈。等你一旦有了实力，搞出了名堂，外国人就会主动跑来找你合作，就会由你求别人，变成别人求你。
比如她还说：科学无国界。谁如果不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那我说他是个大傻瓜。但同时我也要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指望借助外国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地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创新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自己的实力，人家是不会来跟你谈合作的。因此，国际合作实际上就是‘珍珠换玛瑙’。你手上没有珍珠，就别想换到玛瑙。
在香港举行的“高技术及其在21世纪的商业前景”国际研讨会上，朱丽兰还作过一次题为“中国高技术的发展和展望”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会上，她的演讲引起了十几个国家三十多个知名企业的高级主管以及若干国家驻亚太商务官员的热烈反响。因为他们从她的演讲中获得了一个深刻的启示，这就是：谁如果忽视了中国的市场和发展，谁就会犯战略性的错误！
由此一来，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朱丽兰确实学到了不少掌握知识的知识，明白了许多原来不明白的东西，从而获得了工作上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和她接触过的科学家们都说：“朱丽兰似乎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有些事情就是想瞒也瞒不过她，想糊弄也糊弄不过去。”基因工程专家陈章良还说：“你可以和朱丽兰随便谈你的专业，用不着担心她听不明白。相反，她的反问有时连从事本专业的科学家都要再三思量之后，才能作出回答。”
然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依然令她颇感困惑，这就是：“863计划”在实施中，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