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宦官张让等十常侍弄权，朋比为奸，欺君坏政。汉灵帝病亡，大将军何进立其外甥太子辩即皇帝位。何进独揽大权，欲诛十常侍。其妹何太后被十常侍所蒙蔽，不同意行动。袁绍建议：“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对此，曹操认为：“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由此也可看出，曹操的见识比袁绍的确高出一筹。但何进还是采纳了袁绍之议，暗差使命，赍密诏星夜往各镇去。董卓见诏后上表要求进京。何进一意孤行，不听郑泰、卢植等大臣的劝阻，执意召面善心狠的董卓进京，结果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引发汉室大乱。何进的无能和无智令人痛惜，那么何进为何召董卓呢？
在《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记中，记载了董卓的另一面：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军司马，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悉以分与吏士。迁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征拜并州刺史、河东太守，迁中郎将，讨黄巾，军败抵罪。韩遂等起凉州，复为中郎将，西拒遂。于望垣硖北，为羌、胡数万人所围，粮食乏绝。卓伪欲捕鱼，堰其还道当所渡水为池，使水渟满数十里，默从堰下过其军而决堰。比羌、胡闻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屯住扶风……灵帝崩，少帝即位。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谋诛诸阉官，太后不从。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
由上述资料可知，董卓也是一位有才能的将军，性豪爽，善笼络，虽在与黄巾军作战中失利，但在拒韩遂、征羌胡以及陇西的战役中，屡立战功。因此，何进召董卓还是有一定理由的。在嘉靖壬午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罗本）中写到董卓出场时曾有“卓数讨羌胡，累有边功”的语句，但在《三国演义》（毛本）第二回中却将这段文字删掉了。毛本删改的目的就是为隐去董卓的功绩，将其塑造为傲慢无礼、靠贿赂和结托朝贵而飞黄腾达之人，从而达到贬低的效果。
既然董卓能收到诏书，那么其他的诸侯为何不应诏进京勤王呢？仍对照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关于何进召外兵的原文是：
（何进）乃降诏，暗差使命，星月前去。先发四道诏书，急诏四路军马：第一路，东郡太守桥瑁。第二路，河内太守王匡。第三路，武烈都尉、并州刺史丁原。第四路，身长八尺，腰大十围，肌肥肉重，面阔口方，手绰飞燕，走及奔马，见任前将军、鳌乡侯，领西凉刺史，陇西临洮人也，姓董，名卓。
也就是说何进在董卓之外，还另召了桥瑁、王匡、丁原三路军马，这就与之后丁原出头反对董卓换帝，在人物和情节上前后有所呼应。而毛本《三国演义》中，将召丁原等三路军马的部分删掉了，给读者的感觉是何进只召了董卓。但其后丁原的直接出场就显得有些突兀了，这也可能是毛本删改的一处遗憾吧。
董卓以在进京前的良好表现博得了何进的青睐，但其入京后却像变了一个人。一方面可能是其善于伪装，另一方面是权力因素。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会造福百姓，用不好会祸害百姓。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家长式集权制度，造成了历朝历代监督约束机制的弱化。虽均设谏官，也只是花瓶而已，有时谏言不合君王的意图还会被罢官或掉头。董卓能够大权独揽，肆意妄为，就是因为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力量或制约机制来发挥作用。
权力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言行，但若权力失去制衡，则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