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贡求官逢离乱 中年出仕最艰难（1）
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时，于成龙出生在山西省汾州府永宁州来堡村（今属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父亲于时煌，母亲田氏，哥哥于化龙。
富裕的乡绅家庭
于氏是永宁州有名的世家大族，祖上出过巡抚级别的大官，家资丰厚，广有田产。族人多以读书为业，争取科举做官。同时也信仰宗教，好谈因果报应，热衷于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是永宁安国寺的大施主、大护法。大家族子孙众多，家产不断分割，但到了于成龙父亲这一代，仍然算是比较富裕的乡绅家庭。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没有中举，花钱买了一个“鸿胪寺序班”的名誉官职，在家里读书教子。
于成龙幼年的时候，母亲田氏就去世了。不久，父亲于时煌续娶李氏。李氏深明大义，对于成龙兄弟二人慈爱有加，如同亲生，于成龙和继母的感情也比较深。李氏后来可能没有生育，至少没有再生男孩。
于成龙十八岁左右结婚，娶妻邢氏，他一生就只娶了邢氏一位妻子，没有纳妾。二十岁时，生长子于廷翼。后来又生了次子于廷劢和幼子于廷元，一共三个儿子。女儿的情况则没有记载。
熊赐履在《于成龙墓志铭》中，曾经写到于成龙青少年时期的风貌：“公生而庄毅，异于凡儿。稍长，须髯如戟，即颦笑不苟，见者惮而敬之。性善吃辛苦，诸人所不能堪者，一处之恬如。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辞章之末……”
简单来说，于成龙从小就比较严肃庄重，不爱说笑，成年后还长了一部怕人的大胡子。能吃苦，爱干活，不太喜欢舞文弄墨，寻章摘句。
安国寺刻苦攻读
于成龙少年时代，曾经在永宁城西二十里的安国寺刻苦攻读。
于准在《重修安国寺碑记》中说：“先大父清端公未达时，厌城市之嚣，沙霾之蔽，尝读书寺之东楼，与浮屠纯天者为方外交。纯天虽奉慈氏法，颇通子墨，清端公故喜与之游。”在《重修安国寺记》中又说：“先王父清端公为诸生日，苦志静修，尝下帷于僧舍东楼。时寺僧纯天者参禅而通儒，与先王父朝夕谈心，遂称为方外交云。”还有记载说，于成龙住寺读书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于成龙读书时住的房子，后世称为“于成龙读书楼”，现在还有遗存。当时，安国寺的住持法名性善，号纯天，是位儒佛兼通、善于作诗的风雅和尚，《永宁州志》有他的传记和诗作。他在生活上、学问上给了于成龙很多照顾，两人相处得很好。于成龙在寺中，除了刻苦攻读儒家经史，积极地准备科举，可能也翻阅了很多佛教经典，吸收了佛教文化知识。寺院中的晨钟暮鼓，清净素斋，也让富家出身的于成龙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为日后的俭朴生活打下了基础。
于成龙在安国寺，还有一次奇特的经历。睡梦之中，遇到佛菩萨或者仙人，赏给他一朵“优钵罗花”，让他吃了下去，他在梦中还为此吟出一句诗来：“仙人赐我钵罗花。”梦醒之后，他把这种奇特体验讲给纯天和尚。纯天在藏经中查阅了半天，发现所谓的“优钵罗花”，就是佛经中经常出现的“优昙花”。这种有宗教意味的奇特经历，无疑会给于成龙一些暗示和鼓励，让他珍重对待自己的人生，努力做一番不平凡的事业。用民间文化的语言来说，这个奇梦意味着于成龙可能是某位著名高僧转世或者某位神灵下凡，是很有来历的人物。四十几年后，功成名就的于成龙回忆起这件奇事，还专门写了一首七律：
优昙曾记梦中餐，山寺日高柏水寒。
云绕佛龛常五色，香飘精舍比芝兰。
生平未识金银气，偶尔轻抛麋鹿滩。
四十年来魔障尽，好教拂袖紫霞端。
科举考试太坎坷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十三岁的于成龙获得资格，到省城太原府参加本省乡试。他没有中举，但成绩也很不俗，中了一个“副榜”。这年朝廷采纳大学士杨嗣昌的建议，乡试副榜与正榜同日揭晓，副榜生员准贡，也就是可以直接做“贡生”，具备基本的做官资格。于成龙二十三岁就取得了“副榜贡生”的身份，当然是很值得高兴的。而且他这个“副贡”，和那些靠年龄资历混上去的岁贡、选贡、恩贡比起来，含金量无疑是很高的。但他年纪轻轻，风华正茂，自然不愿意走“贡监”的冷途，还想继续拼搏，中举人，中进士，做翰林，博得更为高贵的做官资格。
崇祯十二年（1639年）以后，山西战乱和灾荒频仍，天下也开始大乱。有几个乡试年，但于成龙似乎都没有参加。他最后一次参加乡试，是在顺治八年（1651年）。于成龙这年春天就赶到了太原，和朋友一起复习功课，准备应考。
关于这个事，于成龙的学友稷山人武祗遹在《跋于山奏牍后》中说，他和永宁的于成龙、交城的张奋云是多年相交的好友。顺治八年（1651年）春天，三人同在太原崇善寺居住学习，准备应考。因为崇善寺处在闹市区，歌舞管弦，十分喧嚣。三个人厌烦不已，在朋友荆雪涛、时泽普等人的帮助下，又住到太原城北前明晋王开办的莲池东书院去学习。当时的学习情况是“晨夕琢磨，以希一遇”，也就是想在秋天的乡试中光荣中举。另外，朋友们在一起，也私下讨论了很多话题，比如改朝换代和出仕新朝这些最敏感的问题。于成龙著名的“天理良心”命题，就是在这时候向朋友们提出的。
秋季的考试并不顺利，于成龙和武祗遹、张奋云三个人都落榜了，铩羽而归。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偶然性，八股文风时有变迁，考官的兴趣爱好也各自不同。考不上不一定是没有才华，但毕竟是很丢脸。武祗遹记载说，这次乡试失败后，三个好朋友都很灰心，回乡后都闭门家居，羞于见人。不过，他们三人还是经常通信来往，互相规劝砥砺，并没有放弃原来的志向。
于成龙回乡之后，都干了点什么呢？有人说，他在永宁州大武镇那座著名的木楼里教书，赚点微薄的束脩银子养家；有人说，“贵人遭磨难，于成龙砍过炭”，好像是下过煤窑当过矿工；还有人说，于成龙卖过酒……于家在明朝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富裕的。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大动荡之后，很多有钱人家的都败落了，于家也不可能例外。
于氏家族虽然是书香门第，但科举成绩一直不是太好。考上秀才，做到贡生、监生的有不少，考上举人和进士的微乎其微，于时煌还是希望两个儿子能够去做官。大儿子于化龙首先考取了“候补知县”的资格，但没有等到正式上任，便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去世了。父亲于时煌进入了垂暮之年，又丧了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境况好不到哪儿去，需要于成龙在家侍奉，管理家业，于成龙便只好以孝道和家业为重。他曾说：“吾永宁地土硗瘠，而天时又亢涝靡定。”意思是永宁这地方土地贫瘠，水旱灾害比较多，农业生产很艰难。他还说做家长应该“率其佃仆，及时耕种，及时耘耨。宁先时，毋后时。仍不时亲身董率，勿自家懒惰，委之家人”。在农忙时节，他自己也会亲自下地劳作。当然，闲下来的时候，于成龙难免会再到安国寺住上几天，潜心读书，继续培养自己的道德学问。
人到中年才出仕
顺治十三年（1656年），于成龙四十岁了。这一年，他以“副榜贡生”的身份，到北京去了一趟，参加吏部的考试，获得了一个“候补知县”的新资格。这次行动，可能是出于官府的督促，可能是出于老父亲的命令，也可能是于成龙积极主动去的。但父亲于时煌太老了，于成龙暂时不想补缺上任。便回乡继续侍奉父亲，为父亲养老送终。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于时煌病故，于成龙因为要给父亲守孝三年，还是没有急着出去做官。他有一首五言古诗《老女吟》，收录在其《诗集》的第一篇。这首诗表面上是用同情怜悯的口吻描写一位过龄未嫁的老姑娘，但实际上寄托了于成龙自己中年未仕的身世之感。
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天，守孝三年完毕的于成龙，以“候补知县”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吏部掣签，正式进入仕途。这年他四十五岁。
所谓的吏部掣签，也就是通过抽签方式，决定到哪个省任职。于成龙的运气差极了，抽了一支“下下签”，被分配到了刚刚纳入清朝版图不久的广西省。广西省，当时习惯上称之为粤西，是一个极其偏远的烟瘴之地，又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险恶之地。去那里做官，和充军发配差不多，简直是送死，这就是他多年追求的目标吗？于成龙自己也觉得确实挺倒霉挺丧气的，后来在《治罗自纪》中回忆当时的情形：“亲者不以为亲，友者不以为友，行李萧条，自觉面目可憎。”
朋友的劝阻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月，盘缠用光的于成龙，用赊账的方式，从北京的脚行雇了骡马脚夫，带着复杂的心情，赶回自己的家乡永宁，为上任做准备，一路的饭钱店钱，也由脚行先垫着。
行到山西清源县，也就是今天的清徐县。内心忐忑的于成龙终于忍不住想找朋友聊一聊，听听朋友的看法，让朋友给出出主意，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但在内心深处，于成龙是想听到鼓励的。同年好友王吉人，是清源县人，早早地中举做官，担任过浙江萧山知县和江苏苏州府同知，如今正“丁忧”在家。他是官场上的老手，阅历丰富，熟悉南方的情况。于成龙便去他家里拜访。
王吉人为人“慷慨仗义”，可能很隆重地招待了于成龙，也可能还帮他结算了脚夫钱。酒席宴间，两人谈起了任职广西的事情，没想到王吉人坚决反对于成龙上任。他给于成龙讲述了广西省的各种情况，比如气候湿热，瘴气弥漫，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多民族杂居，风俗语言不一，打斗抢掠严重，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居官偏远，升职不易，等等。王吉人最后说，既然于成龙家境还比较富裕，日子能过得下去，那就没有必要到广西冒险。把上任文凭缴还给吏部，从此和官场说再见。
于成龙喝着闷酒，低头不说话。后来他在《治罗自纪》中回忆当时的心态说：“成龙时年四十五，英气有余，私心自揣，读书一场，曾知‘见利勿趋，见害勿避’，古人‘义不辞难’之说，何为也？”
意思是自己当时有一种英雄豪气，信心百倍，很认同圣人经典中所说的君子“见利勿趋，见害勿避”“义不辞难”等观点，觉得凭着自己的热血和勇气，一定能够战胜那些所谓的困难。
王吉人见于成龙低头不语，知道于成龙是执拗的性格，也就不再多劝。最后，双方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典田卖屋凑盘缠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三日，于成龙回到了来堡村。他把求官的情况向老母亲和妻子儿子诉说一番，全家人自然又是一番情绪激动，悲悲喜喜，喜喜悲悲。喜的是于成龙终于做了现任官了，悲的是天涯万里，也许就一去无归。好在老母妻儿都是支持于成龙做官的，没有人提反对意见，没有人让他辞官不做，大家都开始默默地做准备工作。
永宁到广西，六七千里地，一路上需要不少盘缠钱。家里现银不足，就典当出售了一部分田地和房屋，凑足了一百两银子。于成龙年近半百，到任上不能没有人照顾生活，派妇女去又不方便，就雇用了五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做仆人。其他的，如骡马、衣服、被褥、文具、书籍、常用药品、日用器物等等，自然也要准备齐全。
临行前一天，于氏家族设宴为于成龙饯行。族中长辈对于成龙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大家频繁劝酒，欢饮到深夜。于成龙扶醉归家，刚刚躺下不久，天就亮了。起床后，于成龙把大儿子于廷翼郑重叫到身边。这一年廷翼虚岁二十六，早已经进学成为秀才，可能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廷劢这年十五岁，廷元才八岁。但廷翼一向没有管过家务，没有见过世面，还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于成龙把家里的地契房契整理到一堆，一件一件地向于廷翼交代。从此以后，于家的家长就不再是于成龙，而是年轻的于廷翼了。他不仅要照管好自己的小家庭，还要孝敬祖母和母亲，关心教育两个弟弟，管理经营家里的产业，甚至还要照料伯父于化龙一房后代的生活。
于成龙说了两句感伤的话：“从此以后，我在外做官，管不了你们，你好好治家，也不用想念我了。”这真是撕心裂肺之语，老母李氏、妻子邢氏、儿子媳妇，有的在屋内，有的在屋外，听见这番话，全都放声大哭。于成龙后来回忆说：“壮士非无泪，不洒离别时，此不情语也！”
家事嘱咐完毕，于成龙向老母亲李氏磕头告辞。然后，带着行李仆从，骑着马，满面流泪地踏上了旅程。身后相送的，仍然是一阵一阵的哭声。
发誓不昧天理良心
于成龙一行六人，离了永宁，一路南行，不久来到晋南的稷山县，看望老朋友武祗遹。于成龙前往广西，不一定非从稷山县经过，他是专程来看望老朋友的，同时也有一番心里话要向武祗遹倾诉。根据武祗遹的记载，当时于成龙“毅然”地说了这么一段名言：“我辈虽无科第身份，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素知我于莲池书院者，敢为子质言无隐。”
这段话被后世认为是于成龙的“上任名言”，也可以说是“从政誓言”。在某些传记资料中，把这段话记载为于成龙上任前夕给朋友写信说的，字词稍有差异。但当事人武祗遹在于成龙去世后撰写的回忆文章《跋于山奏牍后》，明确指出于成龙在上任途中到了稷山武宅，当着武祗遹的面亲口说的这段话。现在我们稍作解读：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通过科举，考上举人进士，但上古时代的皋、夔、稷、契等大贤臣，难道都是进士出身不成？我这番出仕，绝不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和富贵，我发誓要不昧“天理良心”四个字。在太原莲池东书院读书时，你就知道我的理想，所以今天我敢对你说心里话。
于成龙这段话，其实颇有负气的意思。首先，没考上举人进士，是他一块心病，所以这时候以古贤臣为榜样，发誓要干出个模样来，让那些进士出身的人看看，贡生并不是没有水平。其次，做满人朝廷的官，也是他的一块心病，很多汉人都还在秘密反抗清朝呢，他倒跑去投靠异族了，难道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所以他发出誓言，此行绝不是为了“温饱”问题。第三，他提出“天理良心”四个字，把这四个字作为考量他言行的最高标准，不管别人如何议论，他于成龙是要坚守“天理良心”的。第四，关于“仕清”这件事，当年在莲池书院读书时，于成龙和武祗遹、张奋云、荆雪涛、时泽普等人是讨论过的。忠于“一家一姓”“一国一族”只是“小忠”，忠于“天理良心”才是“大忠”。这是他们这批人投身清朝、致力于开创太平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