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知县成名吏 破败罗城改旧观
富家出身的于成龙，刚一做官，就面临了人生的最大困境。先被分配到最偏远的广西省，又被分配到最荒凉的罗城县。本人饱尝病痛，仆人闹事回家，于成龙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廉吏能吏之路。他在罗城工作了七年，不仅保住了性命，还做出了巨大的政绩，获得了百姓的爱戴和上级的赏识。最后在官吏考核中被举为“卓异”，成为清初官场上一位基层“名吏”。后人评价说，于成龙“一生得力在罗城”，正是异常艰苦的罗城环境，造就了于成龙的卓绝品格。
大病消磨了英雄气
于成龙一行六人，在稷山县告别了武祗遹，继续沿驿路南行。长途跋涉，鞍马劳顿，气候变化，水土不服，这一路果然走得十分辛苦。走到号称“湘西南门户”，即今永州市政府所在地的冷水滩时，眼看就要进入两广地面了，于成龙却身染重病，痛苦不堪。这是他出仕途中的第一场大磨难。
仆人们在冷水滩求医问药自然不必说了，于成龙的病体却没有好转迹象。他是个倔强的人，不愿意耽误行程，就拖着病体，继续往前走。离了冷水滩，很快就进入广西省。当时广西省会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府，于成龙要到那里拜见广西巡抚和其他省级官员，办理报到手续，并确定自己的任所。他拖着病体去报到，布政使、按察使等长官们看见他的样子，都咋舌不已。长官们便奉劝于成龙不要急着赴任，就在条件较好的桂林城里暂住一些时日，把病养好了再说。
于成龙生性倔强，谢绝了长官们的好意，执意要带病赴任。长官们只好随他的意，把他分配到柳州府罗城县。在广西省里头，罗城县属于极偏远极恶劣的地方，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纳入清朝版图，派了两任知县，死了一个，跑了一个，现在县里头还是无政府状态。这个分配对于成龙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他后来回忆说：“抱疴之人，至是胆落。往日豪气，何从得来？”
本来他就是仗着一点英雄豪气，才硬着头皮来广西上任的。老天爷好像在故意刁难他：“你不是有豪气吗？到罗城去试试豪气！”这一通“杀威棒”，打得于成龙心惊胆寒，但事情还没有完。于成龙办完省里的手续，继续赶路，前往管辖罗城县的柳州府，那里是唐朝时候山西老乡柳宗元曾经担任过刺史的地方。于成龙有一道上任手续要在柳州办。柳州盛产好棺材，民间一向有“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的俗语。赶往柳州的路上，于成龙病情加重，几乎到了死亡的边缘，好像就是奔着柳州的棺材去的。但他被病痛折磨了好久，却又活过来了。用于成龙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苦孽未尽不速死”，他把生病理解为前世恶业的报应，因为恶业太多，报应未完，所以不能马上就死。这种观念，也许带给他很多精神安慰。到达柳州后，他的病情有了好转。
罗城县遍地荒草
在柳州办理完赴任手续，接下来就要赶往目的地罗城县了。这种偏远地区，官方修建的驿道驿站不太完善，于成龙一行人只能凭着大概的方向，一边走一边问，越走越艰难。进入融县地面，听说融县的沙巩与罗城接壤，于是又找路赶到沙巩。到了沙巩，仍是无路可循，不知道罗城在什么方向。
这时候，于成龙遇见一位“许乡老”。于成龙向许乡老仔细盘问，方才知道对面的大山就是罗城县境。主仆六人费尽力气爬上山顶，向罗城境内眺望。这一刹那，倔强的于成龙彻底后悔了。王吉人的忠告忽然涌上了心头，再也挥之不去。
罗城县境内大小山峦起伏林立，看上去像营阵一样。满目都是茂密的蒿草，看不见人行的道路。用于成龙自己的话说是：“山如剑排，水如汤沸。”主仆六人应该是放声大哭了一场吧。于成龙在《治罗自纪》中写道：“哀哉！此何地也！胡为乎来哉？悔无及矣！”
这时候掉转马头回去，已来不及了。弃官逃走，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于成龙想，罗城边界可能真的人烟稀少，到了县城附近，应该会繁华一些吧？不如就进去看看。一路斩草而行，终于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二十日抵达罗城县城。用于成龙后来的话说是“可怜黄茅，直抵城下”。从边界到县城，都是一样的荒芜。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城池，周长二里有余。（《清史稿》言当时罗城并无城郭廨舍，《读史方舆纪要》则记载了罗城城池的规模，笔者从后者。）进城之后，也是一片狼藉，房屋虽然有不少，但十室九空，残破不堪。数了数，住在城里的只有六户人家，全都是走不了的老弱病残。
一行人灰心丧气地寻找住宿地。终于，眼前一亮，看见了一座关帝庙。啊，这也是咱山西老乡啊！关老爷是山西解州人，从宋朝以后一直受到朝野各处的崇拜，明清时代崇拜更甚，到处都建有关帝庙。又是“他乡遇故知”，不如就先住到关老爷家里吧。关老爷的部将周仓，据说是山西平陆人，也是老乡，仆人们就把于成龙的床铺安置到周仓神像的背后。于成龙是有信仰的，到此免不了向关老爷和周仓上三炷香，拜上几拜，请求支持保护。
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到县衙上任。这座可怜的县衙是前任知县修建的，简陋得如同农舍一般，周边都是茂密的竹林和杂草。没有大门、仪门、两墀，迎面就是茅草搭建的三间堂屋。东边一间是宾馆，西边一间是书办房，中间是审案办公的大堂。大堂背后有门，通向后院。后院也有三间草屋，是知县的宿舍，连围墙都没有。一些传记资料说，这座官衙好像处在原始森林，大白天都能看到老虎、猿猴等野生动物跑来跑去。北方人初到这种地方，还不被吓得半死？
罗城自从上一任知县逃走，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县衙里应该还有逃不走的本地衙役在看守，等待新任老爷。于成龙简单地办理了上任手续，让为数不多的几户罗城人知道新任知县于老爷到了。然后就着手料理自己的生活，把后院的三间草房修理修理，勉强住下。没有做饭的锅，就在城里找了一个破瓦罐，挖了个地灶，先凑合用着。
于成龙到此还是后悔不迭，不断发出哀叹：“哀哉！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来哉！”
心情不好，病势自然越发沉重。五个仆人一路辛苦跟来，本来想着除了工钱，到县里还能有些赚钱的机会，谁想到罗城像活地狱一般，不是人待的地方，大家自然也是满腹的怨言。
仆人们不死即逃
于成龙卧病在床，一躺就是一个多月。他虽然是老爷，到此时也只得饱看仆人的冷脸。仆人们对于成龙的照料还算周到，只是都没有好心情好脸色，成天落泪想家。一个多月后，于成龙病情好转，逐渐恢复了健康，用他的话说是“无如罪孽未尽，死而不死”。但五个仆人却又病倒了，一个个面黄肌瘦，如同寺庙壁画上的饿鬼。不久就病死了一个，其他几个越发地惊恐不安。
到了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仆人们开始闹情绪，要求于成龙放他们回家。于成龙想了想，自己运气太差，流落到这么个鬼地方当官，仆人们有什么罪过，凭什么要连累他们呢？不如就放他们逃生去吧。这时候，有一个名叫苏朝卿的仆人义正词严地表示：“若今生当死于此，回去亦不得活。弃主人流落他乡，要他们何用哉！”
于是，苏朝卿就留下来伺候于成龙，其他三人领了些盘缠，急急地逃回家乡去了。
这时候，于成龙再一次后悔了。只有一主一仆，在罗城县实在是没法生活，更不要说好好当官治民了。他向上级写了一封公文，请示道：“边荒久反之地，一官一仆，难以理事，乞赐生归。”意思是你放我们活着回家吧。上级没有答复，估计是置之一笑，让于成龙“既来之，则安之”，就老老实实地在罗城待着吧！
三名仆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山西永宁，向少爷于廷翼汇报了罗城的情况。廷翼也真是孝顺，又花钱雇了四名仆人，让他们到罗城伺候于成龙。这四名仆人走了几千里路赶到罗城，没几天就病死了三个，剩了一个也发疯了，成天狂呼乱叫，闹着要回家。这可把于成龙难住了，病仆一个人是走不回家的，需要让苏朝卿陪着走，但苏朝卿走了，自己一个人可怎么办？于成龙征询苏朝卿的意见，苏朝卿以前说过大话，这时候其实也早就想家了，恨不得马上就飞回去。
于成龙长叹了一声，发放盘缠，让苏朝卿带着病仆回山西去，只把自己一个人留在了罗城。
这时候的于成龙，真是可怜到了极点，无奈到了极点。白天，要自己洗衣，自己煮饭，为了方便，经常只吃一顿饭，闲了才吃两顿。晚上睡觉时，为了防备盗贼和野兽袭击，头下枕一口刀，床前插两支枪。也许嘴里还要念一点观音弥陀、《太上感应篇》，请神灵多多保佑吧！这哪里像是在做官做老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鲁滨孙”了。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兵法又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命运把人到中年的于成龙抛弃在这么一个随时都会死亡的绝地之中，同时也把他放在了“天下第一廉吏”的起跑线上。人生的道路，该往哪边走，就看于成龙的了。
立意修善，以回天意
身陷绝地以后，于成龙曾经到罗城的城隍庙里真诚祈祷，说自己平生没有做过一点亏心事，希望城隍老爷能保佑他平安离开罗城。而且，一向虔信宗教的于成龙，认为自己之所以赶上这么一个极坏的运气，都是前世的“恶业”，是遭到报应了。所以，他要“立意修善，以回天意”。而“立意修善”，就要从罗城的治理开始，就要从“爱民如子”开始。
在这种多民族杂居的边荒州县，“天朝大官”一般都采取“盛气凌人”的统治风格。也就是要端起官架子，拉起面孔，拍响惊堂木，让人充分感受到“天朝”的威严，产生恐惧的心理。这样的官，老百姓确实会感到害怕，同时也可能服从，但却会疏远他。等到时间久了，老百姓发现县太爷——这头“黔之驴”——并不是天上的神仙，他判断官司有时会糊涂，面对金钱有时会贪婪，面对百姓造反会吓得瑟瑟发抖。这样，那虚假的官威很快就会化成泡影。
于成龙是另外一套风格。他待在自己的破衙门里，不喜欢穿官服戴官帽，不喜欢摆官架子，成天不是烧火做饭，就是读书喝酒，很像一个普通的平民老头子。罗城县的老百姓有时到官衙里来欣赏这头外地来的“大熊猫”，于成龙便和颜悦色、比比画画地和老百姓聊天，和老百姓交朋友。于成龙说的是吕梁山里的永宁方言，百姓们说的是罗城县的民族语言，双方要充分沟通，还真是很困难。但凭借着手势、眼神、笑容，总算是能够做一点沟通。百姓们多多少少也能懂一点汉语，衙门里的差役也有懂民族语言的，时间久了，于成龙和百姓的沟通，也就没有大问题了。沟通好了，罗城县的公务慢慢也就容易办理了。
首先要解决治安问题
罗城县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盗匪多，治安状况极差，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熟读经史的于成龙，面对这个问题，自然是成竹在胸。他采取了一套“霹雳手段”，三下五除二，就做出了成效。于成龙运用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保甲法”。这种制度，历代演变不同，我们这里只作一点简单介绍：将境内的平民百姓，按照居住地，编成一种准军事化组织，比如五家为一保，十家为一大保，或者几家为一保，几保为一甲等等。保有保长，甲有甲长，层层领导，层层管理。对外是防御盗匪，一有匪情，便鸣锣击鼓，大家拿起棍棒兵器，团结起来一起出击，就像民兵组织一样，让外来的盗匪不敢轻易进犯。对内是严格管理，保甲内的人员情况，保甲长要详细了解登记，百姓外出办事，也要汇报请假。如果有违法犯罪行为，保甲内各家各户要及时规劝、制止，无效则要向上举报，隐瞒犯罪事实不报的，事发后大家要“连坐”。在乱世，这是一种保障大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于成龙是雷厉风行的人，对付违法犯罪绝不手软，所谓“治乱世用重典”，谁敢犯到于老爷手上，那就立即砍头示众。于成龙要求百姓平时不许携刀带枪，不许肆意械斗，通过几个案例警示，很快就执行下去了，良民百姓都愿意遵守于老爷的法令。
“保甲法”推行以后，社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那些流窜作案的盗匪，渐渐就难藏踪迹。这时，我们不得不佩服老贡生于成龙先生，他居然是位侦破缉捕的高手，这些本事都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想，历代的《循吏传》《良吏传》乃至《酷吏传》，他绝对是读得滚瓜烂熟。他在罗城县初试牛刀，带着为数不多的衙门差役，在各地保甲长的配合下，一宗一宗地破案，抓捕，审理，处决，示众。
没过多久，社会治安好了，政绩也做出来了。上级官府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赏，明确给他授权：大型盗案破获后，把人头解送到省里请功；小型盗案不用上报，自行处决便是。这就是他后来写的“大事杀了解省，小事即行处决”。
冒着风险平息外患
消弭了境内的盗匪，社会风气为之一转，老百姓也长出一口气。但罗城县还有外患，邻近的柳城县西乡镇，有一大股盗匪，实力雄厚，历代为盗，可能是少数民族部落。他们经常入侵罗城县，烧杀抢掠，机动性又很强，抢完了就立即出境。罗城县管不着他们，柳城县呢，本来就惹不起这帮人，再加上人家也没有在柳城作案，就更管不着人家。
于成龙是了解朝廷法令的，这样的事情，不是自己能管得了的，只好向上级汇报。上级官府呢，对这样的越境作案也很头疼，又不是公开举旗造反，另立为王，怎么能动用大兵征剿呢？如果只派少量的兵马去，明显打不过熟悉地形的本地人。盘算半天，只好装聋作哑，把于成龙的请示放在一边，让于成龙自己看着办。办好了是大家的功劳，办砸了是于成龙一人的罪过。
于成龙反复思量，如果不严厉打击这股境外盗匪，他们只怕会得寸进尺，其他盗匪也会学着榜样越境作案，让县官望而兴叹。罗城的老百姓这么服从自己的法令，这么配合自己的工作，成天盼望着过太平日子，自己怎么能不处理好这件事呢？问题的难点是，没有朝廷的命令，越境开战，即使大获全胜，回来也是死罪一条。明清时代是中央集权制政府，一切权力归朝廷，一切权力归皇帝，地方官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如果地方官能够随便募兵打仗，那不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藩镇和军阀了吗？
这个难题，似乎是老天爷在考验于成龙。你不是爱讲“天理良心”吗？这个时候你问问自己的“天理良心”，该不该打这一仗？于成龙终于有答案了：“杀头就杀头吧！奋不顾身，为广大百姓的安宁生活而捐躯，总强于患病死于烟瘴吧！自己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几年呢？”
罗城百姓在多年的战乱中，本来就具备了一定的武装力量，家家藏有刀枪。这时候被于成龙组织起来，统一训练，准备进剿西乡。于成龙还杀牛盟誓，计算了一下被西乡盗匪残杀的百姓人数，要求大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要和敌人一命抵一命，勇敢作战。为了保障进剿成功，于成龙还组织百姓修了一条通向柳城西乡的道路，让自己的民兵能够进退自如。
这场越境战争最后并没有真的打起来。于成龙的《治罗自纪》说：“渠魁俯首，乞恩讲和。”当时的情况是，于成龙练兵修路，声势浩大，柳城西乡的少数民族首领闻讯后害怕了，赶紧派人来讲和。他们愿意把以前从罗城掳掠的人口、牛只、财物尽数归还，从此再不侵犯。同时也希望罗城方面能够有所妥协，每年十月以“犒赏”的方式，送给他们一些牛只、布匹和美酒，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这些条件，于成龙和罗城人民能够接受，双方就签订了协议。看样子，柳城西乡的盗匪也不是甘心做强盗，只是为生活所迫，目无王法，以掳掠维持生计而已。
于成龙虽然签订了协议，但态度仍然十分强硬，要求对方认真写下保证书，并找保人签字画押。表明，如果你们以后胆敢犯界，那我绝对会立即进兵征剿，赶尽杀绝。此后，罗城边界基本宁静，但小型摩擦仍时有发生，于成龙果然说到做到，对犯界者毫不手软。少数民族的人不怕死，但害怕剥皮，于成龙就以剥皮为手段，逐渐制服了这些部落，保障了罗城人民的安宁。
于成龙的这一政绩，也获得了上级官府的嘉奖。上级觉得于成龙办事果断，效果明显，真让领导省心，开始厌烦其他州县请示汇报、等待上级派兵的做法了。
对百姓是一副慈悲心肠
于成龙维持社会治安时用的是“霹雳手段”，似乎是杀人不眨眼，剥皮不心痛，活脱脱一个“酷吏”形象。这样的清官太厉害了，似乎不算是讲“天理良心”的。其实，于成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用严厉手段打击了少数人，换来的是多数人的平安生活。他还有春风和煦的另一面，霹雳手段与慈悲心肠，在他身上是合而为一的。
平民百姓务农为本，只要社会治安好了，盗贼绝迹了，农业生产自然而然就逐渐恢复起来了。于成龙作为一县之长，有“春郊劝农”的职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视察指导农业生产。
每年春季，他征调几名瑶族差役，抬着一架竹滑竿，自己坐了下乡，到各地去察看。在田间劳作的百姓们看见县太爷来了，都跑过来围成一圈，拜伏于地，嘘寒问暖，非常热情。于成龙虽然没有种过稻子，但也是懂农业的，看谁家的田地经营得好，就表扬一番，给这家题一个匾，写一副对联，鼓励他们好好干。看谁家偷懒不耕种，就动员左邻右舍去好言劝告，恶言辱骂，总要把这家的人轰到地里干活去。于成龙是穷老爷，手里没钱赏人，就靠这些朴素的手段，奖勤罚懒，动员大家把生产搞好。不几年工夫，荒芜的罗城就变得“禾穗被野，牛羊满山”，大家都过上了温饱的生活，经济一天天地繁荣起来。
于成龙也很重视县城的建设。他号召百姓搬家到县城居住。谁家有乔迁之喜，他也会题个字，写个匾，写个对联，表彰鼓励一下。另外也组织百姓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让人住在城里有安全感。县城终于有了个县城的样子。后来几年，罗城县渐渐繁荣起来，于成龙又修建了学校，招收百姓子弟读书学文化，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又修建了养济院，收养民间的孤寡老人。
于成龙还很注意和老百姓搞好官民关系。百姓家的婚丧大事，于成龙都尽量去参加，送一份薄礼，讨一杯水酒，一点儿也没有官老爷的大架子。他还借机劝导大家讲究礼仪，节俭办事，不要奢侈浪费。老百姓也都把于老爷当成是自己人，过上三天五天，就跑到县衙看望看望，帮助于老爷干干活，安慰安慰于老爷的乡愁。听说于老爷很久没有收到家信，了解不到家乡亲人的情况，大家就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痛哭，好像自己也漂泊到了异乡。
阿爷不要火耗银
征收赋税，也是于成龙的主要工作。
当时官府的陋规很多。朝廷的政策本来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地方官俸禄微薄，不够花销。像于成龙这样的正七品官一年才四十五两银子，地方官府也没有什么活动经费，所以就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以碎银熔铸银锭时有损耗等理由，征税时加收一笔数量不定的“火耗”银。征收赋税时，也常在砝码升斗上做手脚，尽量多收一点，充实自己的“小金库”。于成龙在这件事情上严肃认真，完全遵守朝廷法令，赋税不加收一丝一毫。为了防止差役暗中取利，于成龙都是坐在大堂上亲自征收，老百姓直接把银钱交到于成龙手里，于成龙则直接把收据写好发给百姓。称银称粮的砝码升斗，都以户部统一颁发的为准，绝不欺瞒百姓、伤害百姓利益。
罗城县的老百姓，哪里见过这么讲天理、有良心的官老爷？他们知道于成龙的生活十分清苦，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在缴纳钱粮时，常常会多带几个铜钱，顺手放到于成龙的桌案上。于成龙忙于公务，一开始并没有留心百姓们的小动作，后来发现了，便询问是怎么回事。罗城百姓不好意思地说：“阿爷不要‘火耗’钱，我们稍稍提供点柴米钱总可以吧！”
于成龙坚决不收，百姓们坚决要给，最后于成龙破例一次，只收了一壶酒的钱，算是让百姓们请客。当时于成龙每天喝一壶酒，价值四文，他可能就收了这四文钱。后来百姓们再拿钱来，于成龙是坚决不收了。
有一年于廷翼来罗城探父，百姓们知道了，心想，肯定是于老爷家里穷得过不下去了，所以才派人来取钱，急忙凑了一些钱送过来，非要于成龙收下。于成龙委婉地说：“我儿子一个人出门，带钱行路也不方便，还是拿回去奉养你们的父母吧。”
他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处到了这个份上。于成龙后来总结道：“时法令太严，有犯必杀；情谊为重，婚娶丧祭民间之礼，一行无不达之隐。罗城之治，如斯而已。”
在这段话中拈出八个字，就是“法令太严，情谊为重”，换句话说，就是对犯罪分子像冬天一样寒冷，对平民百姓像春天一样温暖，对犯罪分子用霹雳手段，对平民百姓用慈悲心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封建官吏于成龙，就是这么一个超越时代的独特人物。他信奉的“天理良心”，在这里也得到了最好的阐释。
对胥吏毫不客气
罗城县生员严从龙控告县衙书吏胡安之欺诈百姓，并指责于成龙“养奸宿蠹”。
面对百姓的指责，于成龙既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包庇下属，而是用自责忏悔的态度，依法处理了此案，给了严从龙满意的答复。
他在批示中说：“如果不是你仗义执言，本县就会终身受到坏人的蒙蔽。本县去年到罗城上任，身边缺少能干的人才。只有胡安之周详安稳，谨慎勤劳，在众胥吏中鹤立鸡群，表现出色。本县因此信任他，把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办。又见他办事认真，毫不苟且，矢勤矢慎，于是更加信任。没想到胡安之这些出色表现，原本就是要骗取本县信任的。先取得本县的信任，然后肆无忌惮地祸害百姓。本县读书多年，竟不能看透这个玄机，如果不是你来控告，至今还受蒙蔽……现在已秘密派人将胥吏胡安之拘押审办，特此通知你。”
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到底是胡安之犯法，还是严从龙诬告，记载并不明确。在明清时代，衙门胥吏蒙骗长官、欺压百姓是常见现象，恶劣生员包揽词讼，挟制官府，也并不鲜见。谁是谁非在这个案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于成龙的为官态度。自己有了错误，敢于承认改正，下属有了错误，也敢于严肃处理，并不包庇、维护官府面子。
豪门大族也要守法
在朝代更迭，中央政府统治力量薄弱时，地方上的豪强大户往往会拥兵自卫，自行号令。从积极方面讲，能够保一方平安，从消极方面讲，就会滥用私刑，形成一定的黑恶势力，削弱官府的统治。
罗城县当时普遍存在这种情况，经过于成龙的一番整治，地方治安好转，民间的各种力量都俯首帖耳，开始当太平百姓。但大户人家藐视国法，自行其是，仍然是社会上的一种隐患。这些人家号称“总戎”“侯伯”，都挂着朝廷的武职官衔，一向就比较强横。于成龙说：“今威令已行，民知礼仪，此曹不悛，终不可为治。”
不久，有一家黄姓大户，犯到了于成龙手里，被于成龙抓了典型。事情是这样的，黄大户家一个年轻的家僮，违反了家规，大户先将家僮打了个半死，然后让人押着送到县衙，说明违规缘由，要求于成龙做主，将家僮斩首正法。我们在看影视剧乃至小说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节。大户人家对待下人，最严厉的威胁就是绑起来送官法办，好像官府是他们家的。
于成龙自然不吃黄大户这一套：你把人都打得半死了，还送到我这里做什么？该不该斩首正法，岂是你这土豪劣绅能够做主的？他仔细审问，了解到家僮犯的只是轻微过失，按律最多杖责一顿，并不是死罪。黄大户私自用刑，却也犯了王法，不能不追究。
于成龙拍案而起：“你把家僮押送到官府，说明你懂得朝廷法律。但你擅自动刑，杖责家僮，却犯了‘藐视官法’的罪。”下令将黄大户责打三十棍。黄大户连忙磕头告罪，请求宽恕。最后打了没有不得而知，但此举无疑为罗城的广大穷人出了一口恶气，知道官府是讲天理讲法律的，并不是和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穿一条裤子，并不是不管穷百姓的死活。
体恤弱势的寡妇
关于寡妇的守节，现代人早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觉得不够人道，应该提倡寡妇再嫁。于成龙在这方面的主张比较矛盾，从传统道德伦理的角度讲，他支持寡妇守节，但从生活情感等方面讲，他又支持青年寡妇的自愿改嫁，并不是一个“老古板”。在封建时代，寡妇守节的积极意义是抚养孤儿，维护家产。某些不法之徒逼迫寡妇改嫁，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谋夺家产。寡妇是当时的弱势群体，需要家族、邻里乃至官府的保护照应。
罗城县发生了一宗小案子，寡妇沈宗氏的九岁儿子跑到邻居江峰青家里玩耍，挥拳打了江峰青七岁的儿子。事后，沈宗氏一面责打儿子，一面上门赔礼。但江峰青不依不饶，小题大做，非要告到官府，让沈宗氏赔偿他儿子的医药费。
这件事，本来就是沈宗氏理短，谁让你儿子打了人家儿子呢？适当赔偿少量医药费，也是说得过去的。但于成龙不这么看问题，他认为小孩打架，家长们各自管教孩子也就是了，江峰青这样大闹，分明是大男子仗势欺负寡妇，其心可诛。
他在判词中说：“江峰青所谓的延医调治，说白了就是讹诈医药费。沈宗氏是个寡妇，含辛茹苦，抚孤守节。你一个堂堂男子，做她的邻居，就应该尊敬她，佩服她，周济她的困难，原谅她的过失。你反而觉得孤儿寡母好欺负，你还有人心吗？本县是相信天道的，知道你将来免不了恶报，老婆孩子会沦落为寡妇孤儿。你儿子如果真的有伤，限三日内抬到县衙检验，由本县出钱给你儿子治伤，你不能再向沈家索要一丝半点；如果无伤，就从此了事，不许争论；如果再要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本县就把你抓起来惩办，以此警告那些欺凌孤寡的恶徒。你不要觉得本县存心厚道，就以身试法。”
从这篇判词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于成龙的思想习惯，爱用因果报应观念来教育人。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古时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都是以父母之命为准的，婚姻的男女当事人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于成龙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按道理也应该尊重“父母之命”的习俗，但他却别出心裁，用自己的“天理良心”，成全了一对有情人。
事情是这样的：西门外居民冯汝棠，有个女儿名叫冯婉姑，美丽而多才，爱上了家里的塾师钱万青。两人情投意合，私通款曲，这在那个时代也算是出格的丑事。不过，钱万青是有情有义的人，正式托媒向冯家提亲，准备结成百年之好。这时候，城里头有个纨绔子弟吕豹变，看中了婉姑的美貌，他知道钱万青与婉姑私订终身，就买通冯家婢女，挑拨离间，为钱、冯二家制造矛盾。同时正式向冯汝棠提亲，聘礼下得很重。冯汝棠贪图吕家富贵，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让吕家择吉迎娶。冯婉姑和父亲哭闹了几回，无济于事，只好上了吕家的花轿。在拜堂时，刚烈的冯婉姑拔出剪刀，刺中了吕豹变的喉部，然后趁乱跑到县衙告状。钱万青闻讯后，知道婉姑没有变心，也跑到县衙要求于成龙主持公道。吕豹变呢，匆匆包扎好伤口，也跑来告状。一宗案子，三家都想当原告，只有冯汝棠几头不是人。
于成龙问明案情缘由，决定为这对有情人做主，便写下一段极有趣的判词，原文如下：
关雎咏好逑之士，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钱万青誉擅雕龙，才雄倚马；冯婉姑吟工柳絮，夙号针神。初则情传素简，频来问字之书；继则梦隐巫山，竟做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宾，做东床之快婿，方谓情天不老，琴瑟欢偕。谁知孽海无边，风波突起。彼吕豹变者，本刁顽无耻，好色登徒。恃财势之通神，乃因缘而作合。婢女无知，中其狡计；冯父昏聩，竟听谗言。遂令彩凤而随鸦，乃使张冠而李戴。婉姑守贞不二，致死靡他。挥颈血以溅凶徒，志岂可夺？排众难而诉令长，智有难能。仍宜复尔前盟，偿尔素愿。月明三五，堪谐夙世之欢；花烛一只，永缔百年之好。冯汝棠贪富嫌贫，弃良即丑，利欲薰其良知，女儿竟为奇货。须知令长无私，本宜惩究。姑念缇萦泣请，暂免杖笞。吕豹变刁猾纨绔，市井淫徒，破人骨肉，败人伉俪，其情可诛，其罪难赦，应予杖责，儆彼冥顽。此判。
判决是钱万青与冯婉姑成婚，冯汝棠免究，吕豹变杖责。
由这篇判词，我们便可以知道，成天研习理学、讲究“天理良心”的封建官吏于成龙老夫子，并不是面目可憎的“卫道士”，而是一位通情达理、亲切可爱的仁厚长者。
一文钱巧断月饼案
判断官司，本来应该是在事实基础上，讲法律，讲道理，合理合法才行。但有的官司，事实已经完全搞不清，法律和道理也就没法讲。在这种情况下，于成龙也有自己很灵活的处理办法，让判决合乎天理人情，让大家都能够坦然接受。比如这宗月饼案。
罗城县有一家老字号“月中桂茶食店”，在广西省内颇有知名度，卖的主要是糕点类食品。中秋节来临的时候，他们便大量出售月饼。这种月饼五文钱一个，比于老爷每天喝的一壶酒都贵。有位钱老太太，带着三百文钱，到“月中桂茶食店”购买了六十个月饼。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当时店中顾客太多，店员孙小弟前后忙碌，失于检点，竟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差错。孙小弟坚持认为，钱老太太还没有付钱，钱老太太则坚持说，自己已经把三百文钱交给孙小弟了。双方争吵起来，店内顾客和店外居民都跑过来看热闹，一时间聚集了几百人，乱哄哄无法收场。
罗城县城本来就很小，在县衙里的于成龙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带人赶了过去。他控制住现场秩序，仔细盘问了钱老太太和孙小弟，也询问了当时在现场的顾客和店员，大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虽然只是三百文钱的小纠纷，但一时也把于老爷和现场所有人给难住了。
于成龙说：“钱氏老太太，年过六旬，一向老实厚道，似乎不至于为了三百文钱而起赖账之心。何况，她出门时确实带了三百文钱，现在钱袋子已经空了，可见她确实是付了钱。”店员孙小弟一听，急忙喊冤。于成龙接着又说：“月中桂是全省驰名的老字号，信誉良好，也绝不会因为三百文钱而欺负老太太。店员孙小弟，在月中桂工作八年，一向也是诚实可靠，更不会有诈财之事。看来，事实是这样的，钱老太太确实付了三百文钱，放在柜台上，而店中其他人乘乱顺手牵羊，偷了此钱，店员孙小弟并没有真正收到这笔钱。现在，如果让钱老太太再出三百文钱，未免太冤。如果让月中桂认了这三百文钱的损失，则怕开了先例，以后会造成店里更多的损失。”
于成龙看了看店里店外看热闹的几百人，笑着说：“我看来店内购物者有三百多人，大家学学古代的鲁仲连，做做好事，排解纠纷，一人出一文钱，凑够三百文，了结此事如何？”
这件官司的事实已经难以搞清，于成龙很灵活地使这件案子得到妥善处理。现场每个人出一文钱，实在算不上什么损失，反而算行了一善。于成龙这种做法，其实是照顾了钱老太太，也救了孙小弟。如果按合法合理的判法，应该双方各认一半，钱老太太再出一百五十文，另一半由店里承担，而店里肯定会让孙小弟来承担，甚至还会因为出错而解雇孙小弟。
于成龙的判法，其实就是要大家挺身而出，付出善意，保护弱者。
巡抚金光祖的“红人”
康熙二年（1663年）秋天，广西乡试，于成龙临时被调到省会桂林担任帘官。因为其特殊表现，获得了广西巡抚金光祖的青睐。
于成龙是小官穷官，到桂林去的时候，衣装陈旧，行李简单，只有一件皮套（羊皮被子或者大衣之类）。带了一位随从，也是又老又丑，和这位穷老爷相映成趣。平时待在罗城，倒没什么感觉，一到桂林，会见各地官员，就显出寒酸来了。因为乡试是省城里的一大盛事，官员们像串亲戚做贵客一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最中意的仆从，处处都要摆阔气、出风头。于成龙对此倒是很想得开，满不在乎，我行我素。他的《偶吟》诗云：“石崇豪贵范丹贫，生后生前定有因。传语世间名利客，不如安命是高人。”
广西左布政使，俗称为“藩台”“藩司”的，名叫金光祖，是汉军旗人。这个人脾气暴躁，对待下属非常严厉，动不动就要粗口骂人。但他是广西省的行政长官，下级官员们只好低头忍受。于成龙呢，是性情刚烈的北方硬汉，也不肯让人。在考场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只有他敢和金光祖顶嘴，也因此挨了更多的骂。《治罗自纪》中的原话是：“时藩宪峻厉异常，辄欲诟詈属官。成龙心不平，居闱中屡以抗直，不少挫辱。”
但结果怎么样呢？于成龙不但没有因此得罪，反而引起了金光祖的重视。别的官员都是唯唯诺诺的，一副奴才相，反倒把于成龙衬托得鹤立鸡群。金光祖再一对照于成龙平时的政绩：哟！怪不得他敢顶撞我，原来他就是那位著名的“罗城令”啊！所谓“不打不相识”，两个人就惺惺相惜起来。
金光祖心态一变，眼光一变，再看于成龙就倍加可敬可爱。每天早晚，只要有了闲工夫，他就把于成龙请过来聊天，畅谈广西军政大事。于成龙原本一肚子学问，一肚子见识，这时候终于遇见了知音，也就大谈特谈，问啥说啥。把个金光祖听得心花怒放，请喝茶，请吃酒，这些在别的官员看来是“恩典”的好事，都陆续地降临到于成龙的头上。于成龙是个好酒之人，三杯过后，头脑发热，吹胡子瞪眼，谈起国家兴亡，民生疾苦，往往是义形于色，毫不顾忌。当时的官场上，哪里能见到这种率直的英才？
通过这次交往，罗城知县于成龙无疑成了广西左布政使金光祖跟前的“大红人”。不久，金光祖官升一级，担任广西巡抚，对于成龙当然是要格外照顾的。
按照朝廷的制度，布政使和巡抚，是没有权力直接调动提拔官员的。但可以通过变通的手法，临时调用于成龙代理别的官职，然后向朝廷汇报，请求批准。金光祖当然是想这么做的，他想把于成龙留在桂林，委以重任。但是，有人不答应啊！谁呢？罗城县的百姓，他们听说于成龙不回来了，就组织了很多人到桂林请愿，非要把于成龙请回罗城不可。结果，于成龙只好继续担任罗城知县。
《于清端公政书》中有一篇《对金抚台问地方事宜》，应该是当时谈话的文字记录。谈话时，金光祖还是广西左布政使，俗称“藩台”，不久后升任巡抚，就称为“抚台”了。这篇文章可能是事后的记录，所以称其为“金抚台”。笔者研读文章，感觉涉及内容重大而广泛，于成龙的回答相对简略一些，好多问题都只谈到处理原则，而没有提到具体解决方法，有些问题于成龙表示很为难，并没有办法解决，这都像是仓促之中的口头回答。金光祖是省级大员，平时关注的问题很多，于成龙只是偏僻地方的小小知县，对全省政务不一定有很全面的了解，只能从宏观原则上谈一谈。我们后人读史，既没必要求全责备，也没必要盲目称赞。对金光祖来说，于成龙的回答已经非常出色了，证明他绝不仅仅是个“知县”的水平。
后来，于成龙又向金光祖提出过很多重要建议，都得到了采纳和实施。最著名的建议是改革盐务，免除官府的销售任务，充分利用商业规律，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金光祖又把这些建议向朝廷汇报，朝廷也采纳了其中一大部分。应该说，“七品芝麻官”于成龙通过口头和书面的议论，为当时的朝廷政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有诗有酒不算苦
自从仆人们散去之后，于成龙在罗城的生活就显得极为艰苦。衙门里的公务，还有书吏差役帮办，个人的事务，比如做饭洗衣之类，就只有自己操劳了。于成龙小时候在家里当少爷，长大了当老爷，虽然不是生活在大富大贵之家，但也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享受惯了的人，而现在，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于成龙是相信命运的，他在罗城“立意修善，以回天意”，自己学着做家务，也算是惜福修行的一个法门。
不知道他四十五岁以前爱不爱喝酒，到了罗城之后，他每晚必须喝酒一壶。只买四文钱一壶的普通烧酒，大概也算是劣质的烧酒。手头钱紧的时候，每天就只喝半壶，反正是不能不喝的。南方气候湿热，于成龙每晚喝酒，应该有养生保健的目的，当然也是排遣愁闷的良方。他晚上喝酒时，不用下酒菜，连筷子也不用。拿出一本唐诗，一边念，一边喝。有时不念诗，自己拿纸笔写诗，边写边喝。有时候，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命运、故乡、亲人、朋友，忍不住悲从中来，就一边哭一边喝，喝到嘴里的，不知道是酒还是泪。
于成龙后来回忆，在罗城的生活是“天下有极苦之地，居之久而不为苦者”。罗城虽然贫穷破败，但山高皇帝远，无人管束，可以过得自由自在。自己吃粗食，穿破衣，想醉就醉，想哭就哭，上司看不见，百姓也不嫌。后来治理得法，条件改善，日子过得也好一些，和老百姓相处得如家人朋友一般，做一点好事，老百姓就会感恩戴德，有一点成绩，上级就会赞赏表扬。平时没有复杂的官场交往，过年过节不给上级送礼，上级知道他穷苦，也不会嫌弃。这种日子，倒也有一种特殊的乐趣。
第一次被举为“卓异”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因为政绩突出，被两广总督卢兴祖举为“卓异”，这是清代地方官员最为珍贵的荣誉和升官资本。
清代官吏考核的内容，分为操守、才能、政绩、年龄健康状况四个方面，简称为“守、才、政、年”。知府、知州、知县这些基层官员，还要考核其仓库是否亏空，赋税是否完成。这些内容，都不是凭空填写，而要根据相关的档案记录认真审查。
考核的成绩分为三等，一等为称职，二等为勤职，三等为供职。考核为一等的，还要“保举”。“保举”有比例，地方中下层官员大概是十五比一。“保举”被朝廷批准的，就称为“卓异”。
于成龙的操守和才能应该都不成问题，健康状况虽然不错，但年龄是偏大的。至于政绩，因为罗城是极穷苦的县，仓库、赋税方面，于成龙的完成情况可能不是最好的。所以，在知府、布政使、按察使这几层的“会核”中，给于成龙的评语并不是很高，没有将他列入“保举”名单。
任何严密的制度中，总免不了会加进人为的因素。于成龙的“会核”成绩不高，也有可能是某些官员对于成龙有偏见，故意压低了他的考语。而广西省的“一把手”巡抚金光祖，特别器重于成龙，在这件事情上动用了领导权威。他向布政使和按察使发脾气说：“如果你们不把于成龙保举上来，那我就用‘特疏’的方式向朝廷推荐他！”
布政使和按察使惹不起巡抚，只好重新撰写于成龙的考语，把他列为“一等保举”，向金光祖报上去。金光祖拿着名单，找两广总督卢兴祖商量“保举”的事，见面时免不了再向总督大人美言推荐一番。卢兴祖看着于成龙的考语，听着金光祖的汇报，忽然间就动了感情，深深地敬佩起这位信奉“天理良心”的基层小吏。他把考语中的“淡薄自甘”四个字郑重地用红笔圈了，向金光祖说：“广西省今年就只保举于成龙一个人吧！”
自己喜爱的人才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金光祖当然十分高兴。假如保举成功，于成龙被朝廷批准为“卓异”，那就可以进京“行取”，被提拔重用，前途无量。金光祖作为举荐者，也会和被荐者结下一层类似于师生或者派系的亲密关系。所以，金光祖干脆好人做到底，为于成龙准备下一笔进京“行取”的盘费银子。
根据《清史列传》，卢兴祖和金光祖为于成龙撰写的保举评语是：“罗城在深山之间，瑶玲顽悍。成龙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任事练达，堪列卓异。”
而《国朝先正事略》中的《于清端公事略》，将于成龙的罗城政绩评价为：“在罗城七年，招流亡，修学校，增陴浚隍，定昏丧之制。”
于成龙刚被举为“卓异”，就因为在罗城任职逾期，依法应当提拔，被朝廷任命为四川省重庆府合州知州，算是连升三级。到合州没有多久，又因为罗城的“卓异”资格，再升一级，被任命为湖广省黄州府同知。于成龙在罗城吃了七年的大苦，但回报也是极其丰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