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3年秋季入的小学，至今已经58年了。但我第一天上小学的情景现在还记得，那是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幼幼小学。开学那天下着雨，我穿着一双家里给我买的新雨鞋（20世纪50年代，一双橡胶雨鞋是很稀奇的），由母亲送我去学校。小学的校舍是平瓦房，好像是在一个坡上（长沙市内的地形有些起伏）。由于我当时只有6岁半，未满7岁，据说家人还在教室外面守了会儿，担心我不习惯。学的教材是繁体字，从上往下排，语文课文的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开学了”，第二课是“我们上学去”，还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个小孩背着书包上学。那时学生用的是毛笔与铅笔，所以回家还要用毛笔练字。当时电力不足，长沙城里虽有电灯，晚上家里常用煤油灯照明，晚上在饭桌上写写字也就睡觉了。那时没有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类害人不浅的口号，小孩子没有什么负担。一年级的事，其他就没什么印象了。
到了1954年，我父亲已调到广东华南工学院工作，他一人先去，半年后我一年级读完，从此告别家乡，全家迁至广州，在广州华南工学院子弟校读二年级。华南工学院地处广州市北面石牌镇，距市区约20里，校区很大，与华南农学院相邻，有山有水，居民也少，生态环境很好。家对面的山叫茶山，山上有茶树，结的果是可以吃的。山下的湖里有鱼，用回形针做一个鱼钩，用米饭就可以钓上鲫鱼来。记得我们到的第一天的早餐，就吃了由我几个哥哥从湖里钓起来的鱼，还是油炸的。
我在华南工学院子弟校读了两年，从二年级到三年级，学习上的事印象不深，其他生活上的趣事尚有些回忆。
首先是我的眼睛，视力保持得好，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两眼都是1.5以上，得益于我是家中最小的地位。除了父母要管外，还有众多哥哥都可以管，这个可以说“不准躺在床上看书！”那个可以吼“写字头要抬起来！”所以没有成近视眼。虽然管的人多，特别是我母亲在我二年级时也在子弟校当音乐老师（第二年调到学院图书馆工作），把我管得严。但我因为有点调皮、好动，期末的评语上的缺点是：“该生上课时不专心，爱讲话。甚至还有时讲粗口！希望家长配合教育。”
好动的个性使我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很快乐，由于校区大，宿舍旁空地多，我们自己种玉米、西红柿、辣椒，还养了几只小鸡，看着玉米发芽，一天天长高，结出玉米，真是令人愉悦。养鸡也很简单，用木条钉个鸡笼子，白天鸡自己外出觅食，晚上自己会回来，几乎不怎么喂食，只需在下蛋后伸手到鸡笼子里摸蛋就行（当然鸡屎是很臭的）。家里院子里有木瓜树，在竹竿顶端做个网，木瓜熟了用竹竿网就顶下来了。
我们是湖南人，到了广东，一句广东话都听不懂，我年纪小，很快就学会了，与同学交流没有问题。放了学与同学一起爬树、爬山、划船（学校是禁止的，只能偷偷在湖里划），以及远足。20世纪50年代生活水平低，许多同学都是打赤脚上学。记得1955年六一儿童节，各学校组织体操队比赛做广播体操，同学们有的穿鞋，有的赤脚，老师灵机一动，所有人都不穿鞋，这样上场就都一致了。那次比赛是在广州市内的越秀公园。我们是平民学校，有个“八一”小学都是军人子弟，一律穿的白球鞋，神气极了，我们只有羡慕的份。那次儿童节我印象很深，一是头一天晚上在学校礼堂，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记忆中是满台灯光，由高年级同学给我们戴上红领巾，很觉得光荣，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的一次“政治待遇”。后来搞阶级斗争，中学里连团都入不了了！二是第二天比赛时，家里给了五角钱，我买了汽水、面包及零食，挥霍了一番。平时哪有这么多零用钱呢！那时我们家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父母的工资除了供自家孩子同时上学外，还有众多亲戚要接济，家里是没有什么存款的。星期天进城时，从未进过正式饭店，父母带我们吃顿锅贴就很开心了。有时母亲上菜市买菜，买个广东叉烧包回来，那就是极品美味了，所以到现在我还非常喜欢吃广东叉烧包。说起零用钱，我那时就“打工”挣。两个方法：一是我父亲抽烟，认定是“大前门”，0.34元一包，给我0.4元买一包，找零6分钱就归我了，所以要我买烟，我跑得飞快；另一方法是给我父亲捶腿，几百下可挣几分钱，当然，有点惭愧，我都是在老爸身上“打主意”，老百姓常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就是这个道理。零用钱怎么开销呢？一是买零食，二是买连环图书或租连环图书看，那时广州杂货店中有许多玻璃罐，除了糖果之外，还有许多腌制杂果像酸梅之类，我记得有一种姜，红色的，又甜又辣，一两分钱可以成交，一丝丝地吃在嘴里，可以吃半天。记得有一次我与小朋友去捡了不少碎玻璃交废品站得了几分钱，买了那种红色姜块，正在偷偷享用，忽闻大人的呼唤，惊得整块塞入嘴中，辛辣得眼泪都出来了。新华书店是我从小就爱去的地方，我家所在地旁有个小集市，叫午山，十字路口有家新华书店，一进书店就有股印刷品的特殊味道。有新小人书到，买不起翻一翻也是很好的。现在很红火的王老吉那时是在药铺卖的，装在半人高的调制大茶壶内，铜壶擦得透亮，味道完全是药味，清热去火，效果很好，现在易拉罐王老吉完全是甜味饮料，药味也很少了。
做小兄弟虽然受气，但也有好处，就是兄长们会带你玩，我游泳及骑自行车就是那时学会的。在广州野外游泳，要注意有蚂蟥，专门附在人身上吸人血，很可怕的。我学游泳还治好了我的一个耳疾。在长沙时，我耳内有个“结石”，医生说除了动手术外，没有办法取出。结果在广州游泳，水灌进耳朵，居然把“结石”给泡软了，用挖耳勺挖了一大堆耳屎出来，不知那个庸医是怎么判断的。而骑自行车是每个男孩子都想学的，由于人小个子矮，要到租车店去租专门给小孩骑的自行车，还很不容易租到。刚学会时，特别有瘾，租车到时要还，但总觉得未骑够，总想长大了自己有钱买一辆，要从早到晚骑一整天！
在广州的那两年，与同学们相处十分愉快，除了刚去时受过一次捉弄外，几乎都没有打过架。那次被捉弄也是因自己太蠢。傍晚，百鸟归林，小伙伴说你把一只鞋扔上天，鸟就会钻进你鞋里，鞋掉下来，这样你就捉住一只鸟了。结果我把鞋扔上天，鸟未见一只掉下来，鞋被小伙伴们扔来扔去，自己赤着脚到处追，好不容易才讨回！现在回想起来，还忍不住哑然失笑！
我那时有几个好朋友，一是我父亲的同事及我家邻居张教授家的张氏两兄弟，老大叫张丰满，老二叫张丰瑞。张氏两兄弟直到现在还有来往，成了半世纪的老朋友。另两个中一个叫卢贵阳，其父是化学系卢文教授，还有一位叫陈其明，其父是院长，其母还记得叫高丽华，在教授夫人中是位时髦人物，人很漂亮，又会跳舞。据说只吃水果保持身材，是健康生活的老前辈了。可惜这两位同学后来都失去了联系。另外就是我三年级的班主任，令我至今怀念。她名叫鲍涛，是香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名演员鲍方的妹妹，对我很好，直到数年后我已随父母入川到成都，她还托人带了几个小泥人玩偶给我。几十年后我回广州石牌当年的小学，已无人知道她的去向了(改革开放后，广州发展很快，原华南工学院所在的石牌镇，现已是市区的一部分，子弟校还在，已修成楼房，周围高楼林立，茶山已变成楼群中的一个小丘，湖泊也填平，修成了居民区，我买书的新华书店已变成了银行，地铁站就在小学旁边，昔日的田园风光已荡然无存。我还在学校门口照了张相，只是心中无限惆怅)。
1956年，国家要成立中国第一所专门的电子科技大学（也是苏联当时援助中国的152个重点项目之一），因而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大学抽调相关教师及工程技术人员，在四川成都筹建“成都电信工程学院”，即后来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我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学习无线电工程的留美学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因而也在抽调之列，任无线电系的系主任，兼学院图书馆馆长。因而，我告别了在广州华南工学院子弟校的两年学习生活，于1956年5月随父母迁往成都，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世纪以上的四川生活，由湖南人变成四川人了。
当时宝成铁路尚未通车，我们是从广州坐火车北上到武汉，在武汉又换乘轮船到重庆，再由重庆坐火车抵成都，总共花了近一周的时间。小孩子有机会坐火车、轮船是极为兴奋的，怕我走失，在我胸前还缝了块布牌子，上面写有名字、年龄（9岁）及随行单位等。特别是从武汉沿长江逆流而上，坐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内河航运船“江峡”号，后来看报纸，毛泽东巡视长江也是坐的这条船。当时三峡不能夜航，到了晚上要停下来，乘客可上岸，记得好像是万县码头（现改名叫万州），煤气灯照得夜如白昼，各种水果、食品摊小贩叫卖声不绝，一片繁荣景象。
到了成都，学院宿舍尚未盖好，一家人住在草市街口的成都旅馆（原楼在现在楼的对面，旧楼已拆，修成商业大厦了），那时锦江宾馆还未修，这就是成都最好的旅馆了。当时成都东郊建设一片繁忙，除了电信学院外，像719、420等几座大型的军工厂都在修建中，而这些项目都由苏联援助。苏联专家住在玉沙路原西南局对面的专家招待所，每天早、中、晚专车来回接送。由于50年代经济不发达，这些新区的许多公共设置都是用竹木、稻草盖的，记得当时东郊的沙河电影院（每次去看电影是一极大的享受）、圣灯寺的百货公司，以及我们的学校——电信工程学院子弟校都是茅草盖的，但并不影响我们上学的迫切愿望。
9月，我家已搬到学校的宿舍区，学校也正式开学了。我读的是四年级，教师大多是才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现在能想起的有教自然的易老师、教语文的宋老师、后来我的班主任张老师（这位张老师后面我有特别的回忆），以及陈校长。同学们则来自全国各地，从上海、广州及南京来的大部分是学院教师的子女，从东北、北京、河北来的大多为南下干部子女，而本地的同学多为校工或农民的子女了。因为是在农田中修建的学校，周围当时没有居民区，学校本身就是学院的一部分。虽然来自天南地北，但同学们都相处得很好，而且大家都说普通话，直到后来才说四川话。
进校后我读四年级，从四年级到五年级，我的学习生活十分愉快，那时学生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负担，书包里就几本课本，家长也不管接送，放了学就是玩，到了高年级后才有晚自习，哪像现在个个学生像拼命三郎，每天做作业到十一二点，连睡眠都不够，还要学这样奥数，那样乐器，可怜的孩子，可悲的中国教育！
可能是我学习成绩好，老师都很喜欢我，经常得到表扬不说，还经常差我做些在同学们面前很觉骄傲得意的事，像帮老师核对同学的作业本（也许是老师偷懒，差我做义工），给同学们发放小人书做图书管理员，文艺表演安排我上台去表演相声等。而1956年到1958年，又是中国的多事之年，反右斗争，大炼钢铁，大跃进都在那时发生，小学生也被卷入政治运动中。
全民炼钢，没有铁矿石，就发动群众把民间的铁器，甚至很多像寺庙的文物古钟之类的拿去“炼钢”，殊不知炼钢是要用焦炭或专门电炉使温度达到1800℃以上才能炼成，用煤甚至木炭怎么炼得出来呢？可以说那时从领导到群众又盲又愚昧，明白道理的人也不敢吱声反对党的号召，因为刚刚过了1957年反右斗争，提意见都打成右派分子了。我把家里的所有铁制品搜刮一空，全部上交，最可惜是家里的几个祖传中式旧箱子，上面有几把中国式青铜制的古式锁，至少是清代的，也被我积极地上缴，弄得只剩一个炒菜的铁锅，还差一点被后来的大学生弄走。1958年炮击金门，说是要支援中东黎巴嫩人民反美斗争！那时又没有电视新闻及网络，鬼才知道这个黎巴嫩在世界何处？为何又要反美？相信万里之外的黎巴嫩人也不知道中国人凭什么来支援。结果是我们这帮小学生被动员起来上街游行，在老师安排下我要扮演“美帝”。我找了一件我父亲的西服背心，穿在身上戴个高帽子化装成“美帝”形象招摇过市，虽然是反派角色，好歹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演出。“除四害”，即要消灭苍蝇、老鼠、蚊子及麻雀，其他三害可以理解，这麻雀怎么成害呢？说是偷吃粮食，若干年后，才给麻雀“平反”。科学家说它主要还是吃虫子，哪有通过群众运动来消灭物种的呢？这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了。可怜的麻雀首当其冲，不但麻雀窝，所有的鸟窝都被我们男孩子掏之一空。50多年了，成都再也看不到一行行燕子站在电线上与一群群麻雀掠过天空的景象。
儿童的心是纯洁的，对老师的话绝对相信，并以极大的热情去做。学校号召勤工俭学，我一位姓冯的同学母亲是教化学的，弄到了制皮鞋油的方法及配方，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居然真把皮鞋油做出来了，但谁买我们的产品呢？几位男老师为了保护我们的积极性，拿了几盒去试用，我的第一个创业计划就到此终结。另不知哪位同学说手指甲可以卖给中药铺做药材，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师收到许多小包，里面有各种手脚指甲。我现在想，当时老师一定哭笑不得。指甲到底能不能做药材，我今年60多岁了，还是不知道。只知道它与头发一样，加盐酸加热水解之后可分解成混合氨基酸，是一种化工原料可以废物利用。
最可笑的一件事我也是参与者，50年代，电影里的坏蛋都是面目可憎，丑里八怪的，尤其是特务，一定是鼠头獐目之类。学院里有个实习工厂，放了一架报了废的旧教练飞机。一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工厂附近玩，就看见一个长相不雅的瘦弱男子从那架旧飞机旁边过，不知头脑里哪根筋短了路，我们就认定那个人一定是特务想搞破坏，于是乎就决定跟踪他看他有什么破坏活动。几个孩子跟着这个自己尚不知被当“特务”的人，一路下来，居然从郊外一直走到现在的城里干道附近一个巷子里，这个“特务”悠悠哉哉地进一家茶馆里喝茶去了，天色已晚，“特务”也没有搞破坏，几个孩子功未立成，悻悻而归，急得家里人到处找，还惊动了学校，只能归罪于电影的脸谱化与自己的无知。
回想起半世纪以前的儿童生活，比现在的孩子好玩得多，那时没有电脑、电子玩具，可以一个人封闭起来，孩子们都是一群群地玩，大家的交流也多。我养了两只兔子，放学后与同学们一起去扯青草来喂，所以至今我不会去啃成都有名的小吃——卤兔头。自己用木头或黏土做手枪，涂上黑墨后还像一个家伙。养蚕宝宝，只是桑树叶不太好找，但观察到了从卵到茧的整个生物过程。收集各种洋画片，主要是军舰图及水浒108将（现在这种东西早绝迹了）。滚铁环、打玻璃弹珠、游泳、看坝坝电影。我那时还有个小铁皮做的船，在船舱里倒上点煤油，点燃之后，放在水池里小船就突突地开动了，到现在我也想不通是什么原理。当然也有打架的事，不过只是小打小闹而已，谁也不记仇的。看小说也是我们一大爱好，有一次我邀几个同学来我家，一人拿一本书在厨房里围着我母亲的泡菜坛子边看书边捞泡菜坛子里的泡豇豆吃，一个下午一坛泡菜全给捞光，母亲下班回来见状大笑，不但不骂我，反而因孩子们喜欢吃她的泡菜而高兴。
最危险的一件事是我曾经企图做艘“火箭”！受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影响，我居然突发奇想，自己动手，用罐头铁皮卷成小圆筒，还装上尾翼，里面塞上从杂货店里能买到的硫黄，加上木炭粉，又和上煤油，用火柴头制作了一条引线点火，当然这种“推进剂”点不着，幸亏当时未放入硝石，否则一点爆炸，飞上天的不是火箭，可能就是我了。
我快乐的小学生活上到五年级就画上句号了，原因是进入六年级我遇上一个姓张的班主任，这位张老师不知何故，对我特别的“关照”，在各种场合对我批评、讽刺，尽其挖苦之能事，可能是我在四五年级得到其他老师的偏爱，他早就放话：“看他到我的班上怎样收拾他！”有一次早课，全校学生都在操场上排队听老师训话，可能我天性好动，站立的姿势不端正，他在校长讲完后对我大加训斥，还以夸张的动作学我站立的“丑态”来羞辱，引得同学们大笑，这下全校都出了名，使我恨不得有条地缝钻下去。我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师范学校毕业当个小学教师，在各方面都不如意，就把气出在我这个比较阳光的孩子身上。当时在他班上，我是很消沉的，我想他一定没有读过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著作《教育诗》，马卡连柯当时在苏联内战结束后，负责一个收养流浪儿童的孤儿院，这些流浪儿童有各种恶习，有的还是小偷，他的教育方法就是对学童人格上的尊重与信任，以及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我现在并不恨张老师，他只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的一个小人物，心理不大健康，作为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不应该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发泄到一个学生的身上，毕竟我也没有得罪或顶撞过他，或者违反什么严重的校规。几十年过去了，他也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不知还在不在。
到了小学的最后一年，是1959年。大跃进的恶果开始了，全国出现了普遍性的饥荒，记得家里炒菜都没有油，但至少还有饭吃。一日，在学院门口的马路边，有一北方逃荒到成都的灾民在地上铺了一个状子，哭述着向路人求助，我大吃一惊，因为到那时为止，我一直生活在大学家属院子里，没有与社会接触，受的教育都是社会主义好，考试题都有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这一项，怎么会有人饿成这样没有饭吃呢？从那一刻开始，以及后来不断接触到社会的真实面，才使我真正了解到了世界。
1959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和同学们坐在操场上，享受着四川坝子难见的阳光，大家座谈人生的理想，以后会干什么，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现在到了可以总结那个初春的下午一群少男少女梦想的时候了，当时几十位同学有的已不在人世，不知道几人实现了自己儿时的理想。我自己呢？不知道，因为我已忘记当时我的人生抱负是什么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那时真是太单纯，太天真了，人走上社会后，事实上是身不由己的。
对小学生活的最后印象是那位张老师笑嘻嘻地向大家宣布，除一人外，全班同学都考上了初中！同学们一片欢呼。从此，我告别了我的童年时代，我最快乐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