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
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一首描写成都的诗，清新朴实，反映了成都（古代又称锦城）冬季满城梅香的影像。诗中所说的青羊宫，是始于周朝的中国著名道观，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在中国的道教中，有其特定的地位。而浣花溪，更曾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居所之地，他在这里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许多有名的诗篇。浣花溪，是杜甫草堂的所在地，小桥流水，参天的楠木林与翠竹。这两处都是在成都的西郊，是来蓉游客的必到之处。之所以借用诗中“青羊宫到浣花溪”作为本文的标题，是因为我自18岁以后，就生活、工作、居住在此处，也是我一生的归属。
我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有6个儿女，除我之外都是国内名牌大学（北大、北医、川大、成都电子科大、华中工学院）毕业，所以读书似乎是我人生的必由之路。1965年我毕业于成都重点中学树德中学（当时称九中，成都人都知道，四中、七中、九中是成都中学中的名校），虽是重点中学，但当时九中集中了省、市及成都军区的高干子弟。在1965年，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很紧了，而九中更是风高浪急。像我这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而又有海外关系的学生（我姐姐在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与从香港回内地读大学的同班同学结婚，1962年获准回香港定居。我姨妈则是因姨夫欧阳藻1945年被国民党政府派往美国学习雷达技术，后定居美国）自然是战战兢兢读我的书，生怕惹什么事。在班上我是物理科代表，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政治上我申请入团被拒，就只希望能考上一个普通大学（像军工、名牌大学我在高考填写志愿时都不敢填）圆一个大学梦。殊不知学校早把我树立成学校“白专”的典型（白专即所谓成绩好，思想不好），不但不能入团，而且不会被任何大学录取，哪怕你成绩再好。后来得知，当时政策是把学生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党政军干部的子弟即高干子弟，可被录取到军工学校及其他任何学校；第二类是一般工农、普通干部出身的学生，成绩好也可被录取；第三类是降格录取，即家庭有点问题，但成绩好可被什么师范、农学院、林学院之类录取；第四类即家庭有直系亲属被政府枪毙、关押等反革命分子子弟及我这种有海外关系的学生，是不准录取的。后来有同学告诉我，他们早就从班主任那里得知，我根本不会被大学录取，但看我那么认真地准备高考，都不忍心告诉我。果然，高考榜上无名，给我打击很大，最初几天白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父亲也没有办法安慰我，只说要不要出去散散心？不但考不上大学，而且也没有机会像其他落榜的同学那样分配到成都建设银行、国营厂及当小学教师，使我直接落到青羊宫街道办事处成了无业无学的社会青年。参加当时成都挖城墙修防空洞劳动（即现琴台路城边街一带），8毛钱一天的工资，一根扁担两个框，担着泥土走跳板把黄泥从沟底担上来，一连3个月。当时虽不是强迫去，我也不是没饭吃，主要是怕对自己影响不好，有躲避劳动改造之嫌。最蠢而又最可笑的是我居然想在1966年高考中再试一次，还在准备功课，回想起来真是天真，不过也是没法的事，没有正式工作，怎么办呢？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卡车司机，有一门技术，又可四处跑，工作不单调。每天看见街上的人骑着自行车，前面挂一个小提包去上班，羡慕得不得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一下彻底破了我的大学梦。无书可读，工作又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还不是强迫性，属自愿参加。我有同学去了，也来动员过我，但我虽无什么社会经验，但却了解一个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没有走这条路。轰轰烈烈的“文革”浪潮一天比一天高，终于有一天一张大字报贴在我家门口，称我藏在家中躲避“文化大革命”，又不参加生产劳动……我父母这十几年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早已是惊弓之鸟。为了不再给家里增加麻烦，让父母更担心，只有服从青羊宫街道办事处的安排，到街道工厂去“工作”，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失业人员，像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家庭妇女、劳改释放犯、无业社会青年，及许多1962年工厂下马时被精简回家的厂矿职工，政府又不能包下来就业或发救济，就组织这些人“生产自救”，成立了许多生产组，像搞小五金、劳保用品、简单机械产品等。
当时在成都百花潭南面的农田中，有一个“邱仙观”，以前是个道姑庵，1949年后该观不再是宗教场所，几个道姑也参加了缝纫合作社工作，自食其力。但原大殿还在，相邻几间旧房是道姑的居所，后面还有一片无主的坟地，趁“文革”中破四旧的风潮，大殿的菩萨像被打掉，占用了该处做厂房，不久无主的坟地也作为生产场地（后来补办了土地手续）。街道办事处找了一个修缮队的油漆师傅余成朴（已故），带几个家庭妇女生产香蕉水（喷漆的稀释剂）与土制油漆，然后把我和几个社会青年也一并带去，生产这些简单的化工产品。香蕉水简单，就是把几种溶剂如醋酸酯、醋酸丁酯、丙酮等按一定比例配制，几个汽油桶做设备即可。土制油漆也不复杂，用大锅熬制桐油，加入滑石粉、氧化铅等，再配上印刷用的红油墨，就可制出红油漆以适应“文革”中到处建筑物要刷成红色的需求，虽不是国家正式产品，但也有销路。没多久，同去的年轻人自找门路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年轻人。在那个时代，集体企业都是被人瞧不起的，集体企业还分成两种，一种叫大集体，是原来轻工局系统管的；另一种是街道企业式区属企业，更低人一等。更麻烦是“文革”中不断政治学习，还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动不动就要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又有什么新指示、欢呼党的什么会胜利召开。我在这些婆婆妈妈或中老年中，1.86米的高个子真叫鹤立鸡群，令人何等难堪。但在“文革”那种破四旧、树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疯狂与无秩序年代，生怕给家里带来横祸，我也不敢离开，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同时，好像掉进河里，除了自己努力自救外，埋怨别人、家庭、社会又有什么用！
到了1966年年底，事情有了转机，当时的国营成都化学试剂厂生产精制盐酸这项业务不想做了，想给其他小企业生产，那时企业又没有竞争，强调社会主义协作，试剂厂转让业务、培训人员、派出技工负责安装，没有收费之说，均是无偿的。由于那时我们生产过低浓度的工业盐酸便争取到了这个项目。有了正式产品，就要修车间，我们在原邱仙观的大殿旁修了一个有6个开间的简易厂房，用其中一间做化验室。搞分析的是一位原在国营化工厂工作过的刘祯燕同志（1962年被精简回家的成勘院家属）。厂房1.2米以下用的是四处捡来的废旧砖，1.2米以上用的是竹子墙（四川的传统民房修法），瓦和木梁均是从原成都下马的一些厂里以低价买回。提炼设备均为玻璃制品，由原成都化学试剂厂派出的张树文（已故）技师负责安装，并手把手教我学会了怎样用酒精喷灯烧玻管，吹制玻璃三通管等。
我之所以回忆盐酸这个产品，就是因为这个产品使我们后来发展成四川制药厂及其他国内抗菌素生产厂的原料配套供应商，完成了企业的原始积累。
196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紧张，政治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四川制药厂也准备把原从华北一些地方采购的原料在成都就近解决，随着我们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以及质量稳定的产品，一个个与川药厂配套供应的新产品不断地投产，像精制醋酸钾。溴代十五烷基吡啶、溴化钠、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钾、精制氧化钠等，都是我自己负责生产出来的。开始都是土设备、土办法，后来才逐渐用正规设备的。像用三根竹棍吊滤袋做过滤器，搪瓷开水桶做溴化反应罐，日本进口醋酸桶有塑料内胆，我用来做离子交换柱制作纯水（我在1969年就凭书店中买的一本《纯水制备》，采用混合树脂床技术生产纯水取代蒸馏水，不但自用，还供应其他单位）。除了与川药厂配套的产品，我还开发了其他一些产品，均投入生产，如胱氨酸（从人毛发中提取）、肌醇（从米糖中提取）即后来的甜菊甙等，均是供出口外贸用。由于生产工人文化偏低，每天我需要把中夜班的操作详细地写在记录上，工人才知道做什么。好在都较认真，保证了产品质量。生产不断发展，从1974年开始，因知青回城、退休顶替、安置社会青年，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到企业来。这些年轻人的到来，给企业带来了活力，也调皮捣蛋不少，好在我好动，夏天中午带他们到浣花溪游泳，节假日带他们玩遍了成都周边景点，冬天峨眉山都去了两次，最早是骑自行车，后来坐大卡车，开心得很。
我在那些年，工资收入一直是每月18.5元，直到1971年后才逐渐增加，产品开发一个接一个，没有奖金，也没有提成，觉得是很自然的事。记得有一年春节，时任支部书记的高仁竹同志冒着风险，给每个职工发了5元钱奖金，她自己不要，说上面查处时好负责，在那个时候这已是破天荒的事了。当然有家也是一个好条件，至少不用交伙食费，但后来“文革”中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父母双双被捉入“牛棚”，家里存款被冻结，连父母每月都只有一人18元生活费，我便与一兄长童恩川相依为命，他当时在国营成都仪器厂工作，每月50多元工资又未结婚。我们生活还算过得去，至于“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父母补发工资，已是后话了。
在化工生产中，有不少是易燃易爆或有腐蚀性的原料，除了给工人讲解各种预防安全知识外，日常管理很重要，但有次还是发生了事故，吊装溴素（具有刺激性、腐蚀性）的升降机钢索断开，一罐溴素（约10公斤）从升降机上跌下破碎，顿时一股小蘑菇云的棕色气体腾空而起，工人们都慌乱跑开，只有我冲上去，迅速用纯硷粉（碳酸钠）撒向流出的溴素，很快控制住现场，减少了损失与化学污染，但事后发现我的手表表面都腐蚀了，而自己的喉咙黏膜受损，从此落下了终生不愈的咳嗽毛病，且越来越严重，一年到头咳嗽不已。
“文化大革命”，从学生造反，全国大串联，各派相争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一次我在化验室里，一颗流弹打穿窗玻璃，留下一个放射性弹孔，离我不到1米），哪里还有文化的味道！对这些，我都置身事外，除了上班，自己还要自学普通化学、有机化学、高等数学及英语。到现在，专业知识，大多忘了，但英语一直坚持下来，使我受益匪浅。可能有人奇怪，我就是一个普通高中文化，怎么有能力开发那么多产品，一是我中学物理化学均学得比较扎实；二是这些化工产品均是有企业生产过的，在这些企业可以查到相关的一些技术资料，那时是公有经济体制，只要有封介绍信，都可以无偿查到。像西南合成药厂、成都化学试剂厂、石家庄化工四厂，都是我去学习过的地方。问题是怎样用土办法把产品做出来，后来采用化工单元设备，像反应罐、冷凝器、过滤机这些基本化工设备，通过各种组合形成生产不同产品。当然要先在实验室用玻璃烧瓶等仪器做小样，再进一步放大投产。这个过程非常有趣，自己感到其乐无穷，全然忘记自己所处的地位、环境、报酬等。
1976年，“四人帮”被抓，“文化大革命”这个浩劫才算结束，政府也恢复了相关职能，成立了工业局，我们企业变成了区属企业，因给制药工业搞配套生产，我给企业取的名字叫“成都制药化学厂”。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我本人更因工作表现出色，马上被发展入党，并担任厂长。
1980年，是我人生中面临重大决策的一年，当时因“文革”中人才断层，1978年高考恢复的大学生又未毕业，当年西城区政府换届，要从企业中选一批干部，组织部门选中了我做提拔对象。区委书记宋立科（是个老干部，原彭德怀的警卫员，现还健在）找我谈话，准备提我做西城区的区长。组织原则不能违背，很快区人大代表召开，选票上都印好了我的名字，只要大会一通过，我便要马上上任。但我个人考虑再三，对政务工作实在毫无兴趣，“文革”中的政治学习、开会把我搞怕了，想到今后的工作便是开会、传达或学习文件、布置各种行政工作，实在不适合我好动的性格。我找到领导，反复说明自己并不适合干这领导工作。后领导见我本人意见如此，只好放弃。许多人都奇怪，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集体企业的厂长，组织上要提拔还不干，而且是区长这个位子，那时成都市区仅分为东西城区，当区长差不多是半个市长了。联想到现在不少人跑官买官，天天盼望提升，真是不可理解。我不干后，改选的蔡区长、钟副区长都是从区属企业中提的，但后来还是要我当区委委员，每次开会或学习，我都昏昏入睡，度日如年，有时还缺席，受到当时王懋书记的批评：“怎么开会你不来呢？没有组织性！”
同年10月，我获得了去香港探亲的机会，为这海外关系，我吃够了苦头，真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我姐姐姐夫在港均是牙医，姐姐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牙科医生，姐夫自己开牙科诊所，收入颇丰。那年10月，我跨过了罗湖海关，第一次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繁华，很有震撼感。根据当时的政策，我可以合法留在香港居住工作，但我反复考虑，还是决定返回内地，这个决定又是不被人理解，脑筋是否有毛病？20世纪80年代初，内地与香港差别甚大，我那时工资50多元，香港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已是2000港元以上，相差近40倍，只有人去少有人回，不少人拼着性命也要偷渡，为什么要回？一是道义上的责任，企业像条船，这船未沉船长先跑，说不过去；二是当时区委区政府对我很重视，都提拔当区长了，不回来对不起人：你这小子是否先预谋去香港才不当区长？三是自己对干了十几年的企业充满感情，事业也十分有趣，有成就感。当我又从罗湖海关返回时，一位香港海关女职员好好劝我，你要考虑好哟，回去就回不来了，回大陆海关也很惊奇，很少见过合法去港又返回的，有位大姐还给我比起大拇指。当然不能说去港居住不好，不爱国，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我觉得回来更适合自己。
回到成都，自然是一片好评，职工们去掉担心，《成都日报》也头版报道，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先进思想，只不过想过自己有兴趣，能自主发展的生活，没有过多地盘算自己的利益，没有想到企业可能会破产，可能会失业那种状况。
1982年初，我在《四川日报》上看到一条由四川省农业厅外办发布的稿件，劝各地农户不要随便种植甜叶菊，因为国内没有技术提炼，出口国外也受限。原来甜叶菊是一种原产于南美巴拉圭的菊科植物，其叶片中含有一种甙类物质甜菊甙，具有甜味，甜度是蔗糖的200倍。当地印第安人把叶子当作甜味剂使用，可称为天然植物性糖精。后来被日本人发现并从叶片中提取出了纯品的甜菊甙，然后推广到中国栽种，但收购量有限。这条新闻给我提示了几点，一是甜菊甙是一种天然甜味剂，在现代社会中蔗糖的摄入已是一个影响健康的问题，用这种无热量的甜味剂不但可供出口，而且在国内也应有市场；二是原料甜叶菊在国内已有栽种。在产品的供产销三个环节中，只有产的问题来解决，我们为什么不试一下呢。我当即去省农业厅外办，这个项目栽种是他们引进的，现有单位来搞提炼工作，如能解决则可给农户解除栽种的后顾之忧，很高兴与我们合作。后来还提供了从国外获得的甜菊甙样品，这项新的植物提取项目不像以前我搞的化工产品，国内没有人试制成功过，找不到国内现成资料。原四川制药厂资料室的阮圣明先生是我朋友，此人是个奇才，生活上不修边幅，但在资料收集与翻译工作中效率极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查阅了许多国外资料，没有他合作，这个项目是没那么快搞出来的。
从资料中只了解到用树脂吸附甜菊甙，再用溶剂把甜菊甙洗下来这样一种方法，但具体的流程要自己探索，特别是甜菊浸泡液的预处理，吸附树脂的选择与再生条件等工艺路线。当时国内没有相应的吸附树脂，只有一种种去试。这个项目在半年内完成了产品小试，当产品在色谱仪上显示出与进口样品一样的波形曲线，证明提取工艺成功了！我们很快上了一套中试设备，顺利地完成了产品中试，这是该项目在国内的首创中试，并通过了由省农业厅与省科委联合举行的科技成果鉴定会。不久，又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奖、轻工部重大成果奖，我本人也被轻工部评为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并在轻工部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发言。随着由我们起草的第一个甜菊甙国家标准通过，这个项目在国内迅速推广开来。但由于甜叶菊这种植物需要阳光及昼夜温差大，在四川栽种并不理想，主要是甙含量低。另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吸附含量高的树脂，在生产中使用的树脂使用后效果不断下降很快失效，造成产品成本高。使我们并没有把甜菊甙的提取工作发展下去。后来，随着国产新型树脂的出现，这个项目在山东及东北发展得很好，已成为很大的产业了。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评选国务院专家津贴的领取，我因为这个项目，在成都市第一批评选中有幸被评上，这是国家给我工作的肯定，是极大的荣誉。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改革年代，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开放，有利于企业发展。1983年，我开始在企业推行分配制度的改革，把工资收入分为基本、工龄、职务及浮动奖金几部分，大胆地打破了企业在分配上多年吃大锅饭的局面，这种工资形式，与后来国家推行的工资改革制度不谋而合，只不过我们提前了多年。
1984年年底，在企业资产的归属方面，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原集体企业的资产，名义上归企业劳动群众所有，这是宪法上有规定的。但过去集体企业全套用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名曰集体所有，实际上谁也没有实质性地占有，职工对企业资产设有支配权。我当时给大家做了个比喻，图像实际上是由若干个点组成的，这些点有机的排列组合就形成一幅整体的图像，如果这些点不存在，那么图像也形成不了。集体企业的资产，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否则就是虚化。在当时西南财大及省社科院的一些青年学者朋友的参与下，他们发表了专门的论文，为我们这项改革找到了理论根据。同时，我们在企业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制定出了一系列方案。首先，把企业的净资产评估好，然后把每个人的工龄、职务、贡献分别评为分值等级，每项每个人占多少分值，把总计的分值加起来除以企业资产，得出每个分值多少钱，再乘以个人的总分值，就是每人分得的企业股份，整个方案称为“集体企业资产股份化”。每个人的股份，在年终企业的税后应分配利益项中，领取股份分红，这样职工除了工资收入外，每年还可以从股份中分到红利。这些股份可以继承，也可以在企业内部转让，使职工真正在经济上做了企业的主人。这项改革政策性强，国家政策开放到哪步，我们便走到哪步。从1985年开始，至1992年结束，为时7年，并得到了各级政府体改委的正式批准。同时，也是全国首例的集体企业资产的改革，各地集体企业还前来取经、索取资料。到现在，中国城镇已经没有集体企业了，都股份化了，但在体制改革中，不少企业都变成了厂长、书记的私人企业，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当年提出这项改革，初衷并不是想将企业资产落入自己囊中，时至今日我个人的股份只占企业总股份的20%多，也没有控股，大部分的股份都分给了职工，我仅是一个大股东而已。企业的资产量化给职工，极大地保障了职工的经济利益，但如给企业造成损失，企业也有权收回股份，真正做到责、权、利三者的结合，那么，对后来加入企业的员工及技术骨干，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呢？那就采用经济责任制或业务提成制，或是设立新的公司，也发行股票来保障他们的经济收入，即老员工有股票，新员工有提成，促进企业良性循环，不断发展。
1982年，我们兼并了一个地处城区的小厂——星火制药厂，这个厂由于生产“来苏尔”这种消毒剂，有药政批文，于是我们也转成药厂，厂名改了下，叫“成都化学制药厂”，从此可以生产药品，正式跨入制药行业。兼并过来的厂地处城区，不能再搞药品生产，由于甜菊甙投产后，这个产品太超前，也存在销路问题。1984年初春3月，成都青羊宫举行一年一度的花会，游人如织，正好是艳阳天，我们把甜菊甙加柠檬酸配制在冷开水中，用塑料袋制成饮料试销，居然销路很好。受此启发，我决定用甜菊甙做甜味剂制成饮料，从而推广甜菊甙的销售，就把原星火制药厂改成一个饮料车间，在办理相关手续时，要有正式商标，想到这一切均由甜叶菊而来，便以“菊乐”二字命名，这就是“菊乐”品牌的由来。
开发甜菊甙，需要推广，就做饮料，“菊乐”是个新品牌，名不见经传，更需要宣传，事情就这么一环扣一环往前走。1985年初，我通过朋友了解到四川省长江进出口公司（即当时四川省政府的进出口窗口公司）准备利用政策搞个中日合资的出租汽车公司，由日本马自达公司提供汽车，中方经营。这样进口的汽车是免税的，但长江公司自己并不打算经营，准备交第三方承包。经过与长江公司反复地谈判并提供了项目经济担保（很感谢当时由四川制药厂担保），这样，我没花什么投资就拿到了经营权，每部车5年承包金仅6万多元，组建了菊乐出租汽车公司。当时一共有3家公司参与，一是国营的成都公交公司；二是国营成都蓉城饭店；第三家就是菊乐出租，所以说，成都市的第一家民营出租汽车公司非菊乐莫属（1985年以前成都市是没有出租汽车这个行业的，只有公交公司在盐市口放了几部上海牌轿车供出租用）。
1985年春节，我带领一帮人去上海港码头接车，看着一大批崭新的马自达轿车，想到人生这种机会并不多，大家都很激动。在此之前，成都市面上根本没有这么好的进口出租车。我带领由60部轿车20台中巴车组成的车队从上海浩浩荡荡开回成都，由北门驷马桥入城，在交警部门的支持下，由警车带路，一路绿灯穿城而过，直达西门水电校的停车场。一路上，行人纷纷停下观看。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漂亮的进口汽车？而且每辆车上都贴有“菊乐”两个字，这样，我的目的达到了，每部出租车就是一个菊乐的活动广告，一夜之间，“菊乐”这个品牌就在成都打响。其实，我对出租汽车这个行业不是很有兴趣，只是希望能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尤其开张后，对出租车有关部门不准搞承包，司机多的营业款不愿上缴，汽油与维修保险等开支则要公司支付，一直亏了3年。到1988年，我坚决要求搞经营承包制，结果一下扭亏为赢，各种体制的出租公司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了出来，政府对出租车的经营权也开始收费，从几万涨到30多万元的一部车经营权（成都俗称顶子），司机开车成本自然越来越高。其间还有一场风波，我们开出租公司，司机哪里来？登报公开招聘！结果广告一登，许多单位尤其是公交公司的年轻司机蜂拥而至。气得公交公司跳脚，找市政府、省政府告状。好在西城区支持我，区委王懋书记一句话：人才流动嘛！新事物我们支持！公交公司还停开了一条公交线路，贴上布告说菊乐挖了他的司机，没人开公交车了，给政府施压。官司一直打到省上，由省长蒋民宽在省政府主持开会解决，最后也不了了之。
由药厂投资跨行业的饮料、出租，在体制上就不合适了，于是1985年企业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成立了成都菊乐企业公司，下属3个实体：制药厂、出租汽车与饮料厂（后改名为菊乐健康食品公司）。从这一年起，我就不再担任技术工作而担任公司行政领导了，当时业务主管部门市医药局有人还说我这个人不务正业，而我是这样想的，成都国营及部队的药厂有10来家，我们哪里争得过人家？而饮料工业成都仅是作坊水平，广东的廉价低质饮料大肆占领川内市场，以致川人呐喊：珠江水倒灌长江水！在这个局面下，我们还有可能在食品饮料这块市场打出个天下。菊乐食品公司最初是与我的一个朋友董仁威合作，他是成都制药四厂（即原来九眼桥头的味精厂）副厂长兼儿童食品中心主任，许多理念与我相符。于是他们企业投了2万元算是入股，但国营企业人多嘴杂，搞得他烦，算了算了，2万投资抽回去不干了。20多年过去了，菊乐食品发展到这么大，他见我就说，早知道不抽那2万元，现在不知翻多少千倍！而时至今日，成都的国营药厂不是垮了，就是卖了，连医药管理局都不在了，要是我仅是依靠给国营药厂搞配套，企业哪能有今天！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江苏一带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许多产品与我们形成了竞争，市场经济的兴起，也没有固定配套之说，产品哪家好，哪家便宜便买谁的。原药厂的化工产品销路也陷入激烈竞争，同时由于市区的发展，药厂的化工部分也在1988年迁至温江，这是我们在成都市外办的第一个分厂。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到食品饮料方面。1989年，由于甜菊甙列入了农业部重点支持的项目，省轻工厅也很支持，专门派了一个副厅长与我去北京跑项目。当时政府风气很好，我们一没有关系，二没有送礼，只是强拉着经办人在一胡同里一小饭店吃了一顿饭（那顿饭害得我当晚就拉肚子）。
甜菊甙项目立项后，很快部里就批下来了，由国家贷款200多万并配套全部国家计划内价格的钢材、水泥及木材。我们利用这笔钱，再加上部分贷款自筹资金，启动了综合楼这个项目。
早在1985年，我利用办出租公司须用停车场，向国家申请在一环路西二段体育学院对面划批了一块地约10亩，当时全是一片农田，连路都没有，耗资50多万元，我们把甜菊甙综合项目设在这里修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5层综合大楼。由于考虑要安装设备，楼修得很结实，现在上面再加5层都无问题。几年后，药厂在原青羊营邱仙观的旧址被转让了，所得款项归还了国家贷款及药厂的搬迁重建车间的费用。据了解，那次农业部给四川批的项目，只有我一家是按时归还了的。搬到新址后，水、通信、道路都未通，由我公司出面开始办理这些基础工程，但这里总该有个地名吧，施工单位就写我们公司的名字，叫“菊乐路”，久而久之，道路通畅之后，这里就真叫菊乐路了。1996年我们还到民政局补办了手续，花了10万元定了为期50年的合同。现在这里已发展为热闹的市区，企业知名度又得到提高。合同虽50年，还有30年到期，到时谁会去改呢？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我们也迎来了新的机遇。1992年，经各级体改委批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1000万元股票，公司正式改制为成都菊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成都红庙子街头股票市场成了不但是全国，而且是世界第一的街头股票市场，热闹得不得了。股民们疯狂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有买有卖，只要是股票，统统卖得出去，像击鼓传花一样，最后不知花落谁家。在这种情况下，发行股票，我公司又是正规企业，可以想象抢购之激烈。1000元购得的菊乐股票，转手即3000元！各种关系都找上门来，政府一些部门甚至把它作为福利进行分配。当这股浪潮退去后，股民们才发现满地泥沙而非遍地黄金，有些股票分文不值，连公司都找不到了。
我们拿到的1000万元，怎样投资？这时，食品公司已生产几年，没什么效益，有时还亏损，原因是国产设备有的是太低档，像果汁大冰之类发展有限。有的则是设备不过关，产品报废率达30%，成本太高。通过对广东一带市场的考察了解到利乐包生产灌装线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先进设备，沿海一带引进许多，基本上都拿来生产低档次的糖精饮料，产品重复。为此国务院引进办明文规定不能再重复引进这种生产线。但就中国西南部来说，尚无一条线进口。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决定要买就买好的！准备购入一条。当时有两个问题，一是这种设备已被国家禁止重复引进；二是一条设备灌装线要1600万元，价格不菲，这是相当冒险了，1600万进去，赔光了老本都说不定，不少人担心。我们从市、省开始先跑手续，最后在李素华老师（已故原成都罐头厂总工程师）的帮助下，从北京也拿到了批文。
资金问题，我们找银行搞技改项目，从成都市工行贷到了款，共花费1600万订了一条生产线，设备定下来，钱已用光，没有力量再搞基建，就在菊乐路综合楼的旁边，靠大楼修了个车间，其余附属设备安在大楼里，上下共两层。
设备是1993年下半年到达的，安装调试好于1994年投产，生产菊花茶、柠檬茶、橙汁等饮料。虽然我们用料实在货真价实，不生产糖精饮料，但还是销路不畅，处于亏损状况，企业压力很大。
一年下来，当了多年的经理突然辞职了。第二任经理上任后，改生产豆奶，即用黄豆采用特殊的去腥技术，磨浆后加牛奶而成，香港的维他奶即是这种产品，行销多年。但在内地豆浆成本才多少？虽然口感差一点，但豆浆是家家都可以自磨的。1995年一年下来，产值不过400来万，又是亏损，连贷款利息都付不出来，全靠制药厂支持。企业压力大，公司内部也有种看法，干脆把这条生产线卖了，长痛不如短痛。于是第二任经理又辞职，还带走几个人自己去闯天下。事不过三，我决定不找谁当经理了，自己来当。两个副经理，杨晓东任常务副总经理主管销售，夏雪松任副总经理主管生产，我同时转定转产做牛奶。我去过瑞典利乐公司总部，这个公司就是30年代做牛奶包装起家的，中国引进那么多利乐线，都来灌装饮料，没有一家做牛奶，特别是当时成都市场上牛奶仍是塑料袋为主的落后市场，生产厂也仅一家国有乳业公司。经过半年的筹备，印制包装，落实奶源，下半年9月投产，产品极受欢迎，一个季度销售达600万元，就超过了以前一年的销售。当年即扭亏为盈，终于看到了发展的希望。用利乐包包装牛奶，我们是在1996年，伊利是1997年，蒙牛还未成立，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发现国内有哪家企业这样做，这样我们应算全国第一吧！
那么，为什么菊乐没有像伊利、蒙牛那样做大呢？在主观上，引进利乐公司这条线，食品公司已亏损几年，好不容易扭亏，再引入生产线扩大产量，生怕再陷入亏损困境，这是我自己决策错误。在客观上，成都市当时的牛场都是国营的，有关领导部门为了保住国营乳品厂的垄断地位，禁止各牛场卖奶给菊乐，而四川又不是传统产奶区，其他奶源也有限，限制了生产规模扩大。为此，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到外省有同样设备、有奶源的乳品企业加工，宁夏、兰州、西安、云南甚至远至东北哈尔滨，都曾为我们加工过产品；二是利用有限的奶源，生产含奶量30%的乳饮料，1吨原奶可生产3吨乳饮料，效益还超过纯牛奶。但还是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随着成都市城市规模的发展，菊乐路的车间也已不能再搞生产，迁至西边苏坡桥一个被我们兼并的企业，生产线发展至4条，包括一个枕头包灌装线（也是西南第一条，全国第二条，我永远是对新东西感兴趣的）。整个90年代，是我们乳业发展的高速年代，其间修建了5个生产基地，后拆迁合并为3个厂，分别建于温江、雅安、眉山，还修建了一个示范性牛场于双流，拥有各式灌装线30条，每年可生产纯牛奶、低温鲜奶、酸奶，各式乳饮料20万吨呢，每年收入近8亿元，创税利一亿元。职工近2000人，乳业已成为菊乐企业的主业。
从1966年企业创立到现在整整50年，为什么能从一个街道企业发展到如今规模的知名企业？我觉得首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各级政府对企业的支持，继续推行“左”的那套大搞阶级斗争，企业也绝无可能有机会发展至今天规模。我本人还会顶着一顶“白专”帽子早就失业下岗了。其次是全体员工的不断努力及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企业文化，后来由现任总经理高朝晖先生归纳的“诚信、创新、感恩”。
诚信是做人之本，也是企业的经营之本，这么多年来，对用户，产品精益求精，决不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对政府，我们没有两本账；对合作厂家，我们以诚相待，决不欺骗别人；对银行，我们从不拖欠贷款；对职工，说过的承诺一定兑现，80年代，国家医药总局供应处有200吨原料溴素，企业一下拿不出上百万货款，在打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规则后，企业按时分批归还，绝不拖欠。
90年代初，我们创办了一个农副产品公司，组织松茸（一种野生菌，主要出口日本市场）出口，采用承包经营。后来承包人跑了，欠了银行100万贷款，由于是独立核算，追账也不能扣菊乐总公司的钱，银行很着急，但公司是菊乐办的，我设法凑了100万归还银行。自1992年发行股票，我们坚持每年现金分红给股东，从未间断。加上配送股，平均回报率是8%，后来证监委到成都检查工作说，20多年年年有现金分红股份公司，全国都不多。
有一年，国家给了企业一笔贷款，用于乳业的技改项目，但有个条件是要区财政担保，一般财政是不会给企业担保的，但当时的区委书记景天玉说了句“老童的人品我们信得过”，就这样，区财政担保后拿到了贷款，企业按期完成技改，国家贷款也如期归还。50年来，集团总公司没有一年亏损，没有一个月拖欠职工工资，没有一次拖欠银行贷款，也没有一年拖欠国家税收！
创新是经营之道，除了原来药品化工我不断搞新产品外，在领导乳业的发展中，更是不断推出新品。在纯牛奶投产后，夏雪松副总提出上一款乳饮料的建议，我立即支持该想法。并明确为了抓时间，我们不要自己摸索搞配方，到外面找专家帮忙，因为我们在乳业刚起步，商机不可失，一定要快。通过李素华质量总监的关系，在北京请了两位专家带着配方来成都协助，很快搞出了产品，并迅速投产。当时市面上没有同类型的产品，一炮打响。这项产品投资不到5万元，现在一年销售便上亿，20年来，不管竞争对手怎样模仿，甚至高仿我们的包装外观，成都市场也没有一个类似产品能超过我们。在植物蛋白饮料、发酵酸奶上，我们也不断开发新品走在同行业前列，开发新产品虽然并不会都成功，但不创新更无出路。
感恩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之一。虽然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但我们仍坚持并不断在公司宣扬这种理念。像前面提到建厂初期余成扑、张树文，我后来对其后人均有照顾。对国家，我们以不断增加的税收来回报，现已达到每年几千万元规模；对用户，我们以质优价廉的产品及良好的售后服务来体现；对员工，我们尽可能提高其收入与待遇，逢年过节均有奖金，其子女上初中、高中、大学均有现金祝贺，给每个员工都购买社保、医保等6项保险。在企业40年庆时，30年工龄的老员工出国旅游，20年工龄的去东南亚，因为一线老员工有的飞机都未坐过，让员工也享受到企业发展后的红利。对职工强调人在茶要热，人走茶也不能凉，每年重阳节都组织老职工聚会，春节前还会对当年做出特别贡献及生活困难的老职工进行慰问，这些工作都做了多年形成了惯例。有许多离开了菊乐的职工后来都说，出去之后才知道其他的老板是不一样的。
我们曾设立“菊乐优秀教师奖”13年（1992年至2004年），1993年也曾支助蒲江小学希望工作11年（1993年至2003年）。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企业、个人捐款捐物共计300多万元，对那些在工作上多年帮助我的人及单位，我至今心怀感激之情。像原青羊区历届书记、区长，国家医药总公司供应处蔡恒明处长（已故），四川制药厂杨培明书记、王其勋厂长（已故）、供应科何东生处长（已故），我与他们多年的交往，均是君子之交，虽不至于淡如水，但全无任何物质利益的交换。
现在常有人称我为“成功人士”，我都不这样认为。我经过50年才走到今天，怎么能与那些搞房地产、电子网络商务的人相比！他们才几年到十来年，便创造了惊人的业绩与庞大的企业，规模远在我之上，我自己的体会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只不过我坚持下来了。所以我常与新进公司的人讲，一个人干事要有两个字：一是“忍”字，要能忍受艰苦的工作条件，忍得住各种不顺心的事；二是“韧”，自己的精神要坚强，经得起各种打击，别人的误解，事业上的挫折。现在的年轻人太性急，都希望快速地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当老板。改革开放初期有后台、有关系、善于抓住机遇有可能迅速致富。但现在法律日益健全，反腐一浪高于一浪，这种机会很少了。对人不能要求绝对的大公无私，这一般人做不到，包括我自己。但大公小私、先公后私是做得到的。只有长期的努力与踏实的工作，抓住各种商机，才能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高峰，如果做事之前，先算自己的得利，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了，时光一天天消失，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最后一事无成。这么多年，也有许多人觉得在企业干没什么大的油水，身为企业骨干还是离开了企业，不少人还背叛了企业，不正当地窃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机密，出卖给竞争对手，贪污公款，自立门户。有的在给公司做项目时认为有油水便拉人一起出去，以为可以发财，结果大都没有好结局。
回想50年来，我从一个“白专”学生落到社会最底层，政治上被人看不起，经济上只有微薄的收入，但我自己坚持去做事，坦坦荡荡做人，最后我吃亏没有呢？命运是公平的，政治上当年我在学校连团都入不了，还成反面的“白专”典型，后来是国务院专家津贴领取者、四川省劳动模范（一次）、成都市劳动模范（八次）、成都市优秀企业家（两次）、成都市优秀党员（一次）、区人大代表8届、市人大代表6届，前后长达32年，其他的一些先进个人表彰就更多了。
50年！我已近古稀之年，再没有第二个50年了。我要感谢公司的经营领导班子及各级骨干，没有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努力，菊乐走不到今天。后一个50年，就要靠年轻的员工了。我真愿意放弃这一切，让时光倒流，我可以从现在这么好的时代重新开始。当然，这是幻想，不可能的事，只能感慨从青羊宫开始，到我终老的浣花溪，人生如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