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教育的差距恰恰是中西贫富差距的根源所在，“英美德法，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新进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中国百人中则占九十六人，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①
近代华侨在家乡捐资办学，大约起源于晚清时期，陈嘉庚即属于其中的先驱人物。
1894年，福建同安县的集美社还是个小村落。这年的除夕，陈嘉庚的长子刚过“满月”，他就对自己年轻的妻子说：“我想用积蓄下来的那两千银元办个学塾。”②
妻子面露难色，儿子刚刚满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怎么可以倾囊而出用来办学？最终，陈嘉庚说服了妻子，学塾很快筹建。开馆当天，学塾门前挂上了他早想好的对联——上联：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袷有容；下联：春发其华秋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
第二年夏天，倾尽家财用以办学的陈嘉庚离开故乡，再赴新加坡。日夜如流，此间诸多变故不再复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的初步胜利给了陈嘉庚很大鼓舞，他自称“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
陈嘉庚早年办学出于慈善，方法尚显稚嫩，而此番回国就是目标鲜明、轻车熟路。客居新加坡多年，陈嘉庚在20世纪初的西方文明中耳濡目染。他组织了一次“市场调查”，通过走访了解到全县20余万人口只有县立小学校1所、私立小学校4所。严峻的教学状况让陈嘉庚决定彻底投身于“教育强国”的个人理想中。在他资助下，集美先后有了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以及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迅速燃烧起爱国人士心中的熊熊烈火。陈嘉庚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邀请了社会各界的人士，在集会上，他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①这一番“愚公移山”式的宣言表明了陈嘉庚办学的坚定决心，他宣布创办厦门大学，并当场捐出400万元，这400万元是当时陈嘉庚的全部家产。
此后，陈嘉庚继续为兴办教育四处奔走。经过努力，厦门大学最终成为一所拥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17个系的综合大学。
陈嘉庚的商业命脉也在继续延伸。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纽约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南洋，陈嘉庚的企业无法逃避这场灾难。因橡胶价格暴跌，作为公司最大财源的橡胶园亏损了几十万元，其他产业也接连亏损。一面是产业亏损不止，另一面是厦大、集美两校每年都要支出30多万元的经费，陈嘉庚却不曾放弃资助厦大，他称：“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直至1937年春，为全力维持集美学校，他将厦大无条件交给政府，厦大从私立变成国立。
在陈嘉庚的带动下，新加坡华侨办学蔚然成风。正如新加坡华侨领袖黄奕欢所说：“全部华人教育史上，嘉庚先生前无古人。南洋华人博得热心教育的美誉更起因于有了嘉庚先生。换言之，即起因嘉庚先生所造成的兴学风气。嘉庚先生以前没有陈嘉庚，嘉庚先生以后已有不止一个继起的陈嘉庚，我们希望将有更多更多敢向人类愚蠢挑战，以导引世界走向更文明更高度文化的陈嘉庚出现！”
陈嘉庚一生所捐献的教育经费高达1000万元。有好奇者计算：如将这笔经费购买黄金，到现在价值已是1亿美元左右。然而，纵然有万贯家财，对于日常生活，陈家人却处处精打细算。陈嘉庚的生活俭朴，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多年不换，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有补丁。晚年他规定的伙食标准是每天5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陈嘉庚说：“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月除正当费用外，零费不及2元。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其后人回忆：“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他从来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事业进入黄金时代，属下各公司获利800万，他显然是南洋一带富豪，可是生活上自奉甚俭，起居有常。”①
陈嘉庚逝世后，将国内存款320余万元全部捐给公益事业，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分钱。他在新加坡的不动产则捐给集美学校作永久基金。
落叶归根
1949年，内战进入尾声。
在毛泽东的热情邀请下，陈嘉庚回到大陆。与毛泽东见面后，他这样告诉毛泽东：“毛主席，十年前在延安临别时，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了。头一件，我回到重庆就跟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抗日，对国民党绝无恶意，劝他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团结抗日，可他就是听不进去，良药苦口呀。第二件，我不待回到南洋，在全国各地就把延安所见所闻如实介绍，因此，蒋对我产生恶感，我也不顾，凭着良心与人格，不能指鹿为马呀！”②
作为华侨代表和侨界召集人，回京后的陈嘉庚全力投入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身份参加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人生的辉煌在这一刻定格。
1950年，陈嘉庚结束了新加坡的事业，回国定居。在南洋风雨飘泊四十载，终于落叶归根。此时，他眼中的中国有无限光明的前途，“全国解放，成立人民政府，兴利除弊，百政维新，将见三大国中原属落后的中国，勃兴发展，独立自强”。
1961年，这个既非豪门巨姓出身，又未当上一官半职，手中无权无势，却究其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殚精竭虑的老人在京病逝。回顾他的人生，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贫困、革命、战争、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与命运淬砺，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他坎坷人生的生动参照。他准确预测到了大国崛起的姿态，却没能享受到这个崛起的过程。
陈嘉庚遗体入殓时，3000多人前往吊唁。尔后，首都2000 多人参加了公祭大会。公祭结束，周恩来、朱德领先执绋，护送灵柩上灵车。其遗体用专列运至厦门，当时万人夹道，纷纷与之告别。而在南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万人追悼大会。灵堂中的横匾写有“万世流芳”，两旁悬挂一对挽联——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四字精神
有人总结出“嘉庚精神”——忠，公，诚，毅。
忠，指爱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华侨领袖支援祖国抗战；公，指倾资办学，重义轻利，“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不惜倾家荡产；诚，指诚信，代父还债；毅，指百折不挠，“肯负责任、做事不中辍、尝试不成仍继续前进”。钢铁大王卡内基说：“去世时仍然富裕的人是可耻的。”陈嘉庚在去世时几乎身无分文，他的大半生都用来“挥霍”他苦心创造的财富。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家回报社会的方式，对于企业家和企业自身也意义匪浅。管理大师彼得·圣吉认为责任感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愈来愈多的企业已经不用传统方式来凸显自己，而是以责任感使自己脱颖而出。企业如今不仅提供给顾客好的服务、提供给股东好的报酬。有些企业也承认，他们负有善用力量的责任。社会授予企业追逐利润的权力，随着权力而来的是责任。但责任感的意识在过去数十年并不明显。当企业的力量扩大，但责任感却在恶化，会造成不堪想象的结果。”
多数商业史着重于描述企业家创造财富的手段，而对于陈嘉庚，更多的笔墨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于他如何散播财富。但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能改变这样的历史顺序与逻辑：陈嘉庚先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才是一个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
据陈氏后人回忆，晚年的陈嘉庚喜欢朗诵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范仲淹正是他推崇备至的人物。在他1946年所著的《南侨回忆录》弁言有曰：“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华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回顾华侨的创业史，其间血泪纠结。几十年沧海横流，记录了他们的慷慨人生。艰苦打拼过后，华侨手握巨额财富，成了不同国家（地区）的首富，甚至举足轻重的商界领袖。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传奇的商业历程，对祖国的挚爱，对故乡的关怀。他们为中国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抗战爆发以后，为了支援大陆，南洋英、荷、美、法等属68个港岸的华侨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此后，他领导各属华侨积极募捐。
陈嘉庚再次变成了“富”冠南洋的金主，他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奉为“抗战财神”。陈嘉庚是一位有远见的华侨，政治上，他代表1000万南洋华侨；经济上，他掌管着巨额款项。他发出了痛骂汪逆卖国的电报，他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些言论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而在历史中留下了特别的印迹。
今天，华人遍布全球。他们走到哪里，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入乡随俗，继而开辟出自己的天地。华侨们都有一个特点：移居海外的华人即使在别国繁衍了几代，他们的命脉依旧与那个叫做“中国”的国家无法割舍。
东南亚总面积44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不到6亿，华侨、华人约3000万，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集中，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他们在中国近100年的历史中扮演着一种独特的角色：祖国遭遇战乱的时候，他们伸出援手；祖国百废待兴之际，他们慷慨解囊；祖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同样有他们的闪闪光辉。
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林梧桐；新加坡的黄祖耀、郭芳枫；菲律宾的陈永栽、施至诚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和李文正……他们的华人身份比他们头上的财富光环更值得我们珍视。
1985年，享有“亚洲糖王”和“酒店大王”之称的郭鹤年在北京投资建造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此后，郭鹤年在大陆的投资一发不可收拾。人们熟悉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国贸大厦和嘉里中心的主要投资人，都是郭鹤年。2007年，郭鹤年向主持“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赠5000万元，帮助贫困儿童完成学业。事实上，据公开资料，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郭鹤年凭一己之力帮助中国政府打破经济封锁就被誉为爱国华侨。
国际金融巨头、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董事长黄祖耀对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起飞同样贡献卓越。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之一，大华银行1984年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办事处，1985年在厦门设立了第一家分行。华侨领军的外资银行为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繁荣以及未来的金融改革都起了引领的作用。
“菲律宾百货巨头”施至诚说过：“我在中国投资，一半是基于乡情，另一半才是商业考虑。”施的话代表了华侨在中国投资的普遍心理。而除了直接投资，他们为故土带来的间接经济效应也不可忽视。
改革开放之初，回乡探亲的华侨不经意间激活了当地的一批产业。他们从国外带来的“洋货”让刚刚做好经济起飞准备的故乡人大开眼界，小到糖果、雨伞，大到电冰箱、彩电，无一不让老街坊们觉得新奇。中国两大伞都之一的福建东石就起步于当年一位华侨带回来的几把“洋伞”，当地民众“依样画葫芦”，生产规模日益庞大，最终成就了今天与杭州“天堂伞”齐名的“梅花伞”。
《中国对外贸易》英文版主编石净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近几年，投资和外贸是拉动国内经济的两驾马车，海外华商企业对国内的外贸出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应该说是促进国内出口的主力军。与此同时，由于华商投资企业不少是中小企业，而且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因此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工作机会。无疑，海外华商企业对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作用很大”。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瑟罗则以一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华商，“海外华商对中国内地改革的最大贡献，不仅是投资，而且教会了他们的同胞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华侨“一半乡情、一半商业”的投资心理，包含的意义并不只是“爱国”，因为依照国际法规，很多华侨已不具备中国国籍，但在他们略显念旧的思维中，始终有这么一个比自己国籍所在更重要的国家。这个国家超越了国籍，超越了时空，给了他们难以言说的民族皈依。
延伸1950：西南硝烟
1950年，陈嘉庚回到大陆。他眼中的北京一片安详，且昂扬着生机。
同年，中国西南，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如火如荼。战争一方领导人邓小平，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展现了其军事能力之外一样不凡的经济治理能力。
初春的一天，重庆歌乐山上林园隘口，整齐地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一辆架着轻重机枪的军用卡车由远及近，呼啸而至。邓小平、刘伯承与贺龙，三人自进入西南以来首次见面。
邓小平笑着对另外两人说:“今天，我们三龙际会……”
“三龙际会，此话怎讲？”贺龙不解。
“贺老总是大风大浪中闯出来的龙；刘司令员今年57，属龙；我邓小平比刘司令员小一轮，也属龙。”
刘伯承一听，连声说：“好，三龙际会，我们在大西南搞出一个样子来。”
贫穷在啃噬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此时的大西南，却有了些风云际会的感觉。然而，三位老总不曾预料，看似一潭死水的大西南，背后隐藏着“险滩恶浪”。
春节前后，投机商私底下囤积居奇，加之国民党特务暗中捣乱，重庆、成都物价涨风突起。比如：米贩子成群结队勾结一起，雇人排队抢购粮店平价出售的粮食，7元买进16元卖出，一进一出，获利一倍还多。霎时间，西南市场大有陷入混乱的趋势。以邓小平为首的高层周密策划，与投机商人开展了一场经济超限战——两白(大米和棉纱)战争。
在重庆的“大米战争”中，面对市场囤积平价粮后再哄抬高价出售的投机分子，邓小平说：“牛已过河，再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他的对策是，政府一方面查处不法粮商杀鸡儆猴，另一方面国营粮店挂牌米价上调价格，连夜从川东、川南紧急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不知玄妙的不法粮商利令智昏，再次抢购。仅10天后，邓小平一声令下，国营粮店“大变脸”降为原价，并大量供应。米贩子们才恍然大悟，急呼“上了共产党的当”，最终赔得血本无归。事后，川北一家面粉厂的老板感叹，“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还会管理经济”。①
如法炮制，成都棉纱的物价也被强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