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陈嘉庚：叶落归根
1950年春天，一张名为“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年画被贴在了中国城乡千家万户的门上，内容是为了保护工厂财产而负伤的劳模赵桂兰被毛泽东接见。这一年，神州大地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热情高涨，涌现出一批赵桂兰这样的劳动模范。
的确，新中国成立的欣喜还在延续，人们把摆脱压迫的幸福感化做建设的动力。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中国正试图以大国崛起的姿态回到世界舞台。尴尬的是，吃饭问题依然严峻。毛泽东委托其子毛岸英回老家韶山看望乡亲，后者最大感受是：“老家太穷，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不少人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靠吃野菜度日，甚至用树叶、树皮、树根充饥。”
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研究治疗中国财政经济困难的药方。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的财政收出、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没过多久，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根据共同纲领公私兼顾原则，着重讨论了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问题。
公私关系其实本不该是问题。然而，在特殊环境下，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为了执政者最大的问题。其中，有一点耐人品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私营商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不可少的”①。
“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这是陈嘉庚的遗憾。但也有人说，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商人的身份成就了很多政治家们终生都无法达成的梦想。
1950年，陈嘉庚落叶归根。
三十年商脉春秋
1949年开国大典上，陈嘉庚骄傲地以民族资本家和归国华侨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中肯评价，将陈嘉庚推向了命运的顶峰，人生在瞬间定格。
1890年，被迫开放的口岸及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断冲击着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只是，西方新式观念在中国传统面前仍然势单力薄。
而此时，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日新月异已远远超出国人的想象。欧美正在崛起，日本也迅速实现西化。只有那些有机会走出去的人们才能知道，领先全球数千年的中国，衰退得竟是如此厉害。
读过几年私塾的陈嘉庚，“应父亲要求到新加坡帮助打理生意。新加坡经商多年的陈父已拥有30余万资产，经营米店、菠萝罐头厂、菠萝园和房地产。可由于染上洋烟，企业人心涣散，陈家呈江河日下之势”①。
来到新加坡，陈嘉庚先在米店协助族叔管理。后族叔返乡探亲，他代理经理，两年间米店获利丰厚。1904年，30岁的陈嘉庚葬母守孝3年后重返新加坡，陈家的生意已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背了一身债务。陈嘉庚感慨万千，“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而结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抱恨无穷，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
新加坡法律并不要求父债子还，陈嘉庚还是坚持承担父亲的债务——为孝才能立信。债权人为其诚信打动，纷纷资助他重操旧业。陈嘉庚筹集到7000多元（新加坡币），创设罐头厂，名“新利川”。产品定位上，新利川独辟蹊径，生产工艺难度大、利润丰厚的杂装产品，迅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生产经营中，当日采购、当日生产、当日核算，避免了混乱和浪费。
一年下来，新利川赢利6万元。陈嘉庚再接再厉，一举购买500英亩闲置土地，种植菠萝——该菠萝园成为当地最大的菠萝园——以争取到产业链上游的控制权。他根本不满足于新加坡这块弹丸之地。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曼谷北柳港盛产菠萝，新利川的触角很快就延伸到该地。除了罐头产业，陈嘉庚还重操父亲旧业，从事米店经营，熟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同时，他一掷千金，尝试橡胶种植。经过多次失败和不懈努力，橡胶园终于为陈家带来滚滚利润。几年时间，陈嘉庚不仅偿清父亲所有债务，更拥有四家菠萝厂、两家米厂、两处橡胶园，在新加坡商圈小有名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战导致运输困难，船只紧张扼住了商人的咽喉，陈嘉庚同样饱受其苦——米业需借助海洋运输。然而，与其他商人看着货物堆积而无所作为不一样，陈嘉庚开始兼营运输业务，4年收入高达160万元。直到1918年，两艘轮船被德国舰艇击沉，陈家的运输事业才被迫中断。
陈嘉庚经商早期，为了在短时间获得利润，哪里财源茂盛，触角就伸向哪里，只要有利可获，来者不拒。可企业步入发展期后，他砍掉了一些仅能在短期获利而缺乏潜力的产业。他逐渐退出罐头厂，把主要精力用于拓展橡胶业。一战结束，他已拥有3个面积达5000英亩的橡胶园和3家橡胶厂，总资产达400万元。
资本择利而居，任何利润洼地都能吸引大批资本蜂拥而至。橡胶业的高利润使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同行之间甚至开始贴身肉搏。为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陈嘉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打通整个产业链，控制橡胶业上游供应及中间加工阶段，同时跻身产业链低端，开办橡胶品制造厂，生产车胎、卫生用品和日用品。陈嘉庚胶品厂的“钟牌”平等黄底胶鞋甚至得到了文学家鲁迅的喜爱。为提升行业话语权，他低价买进9家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的胶厂，将橡胶园面积增加到1.5万英亩，以此避免在原料供应上受制于人。经过变革，陈嘉庚公司橡胶事业的利润一路飙升，1925年利润近800万元，总资产增值4倍，营业范围遍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陈嘉庚在华人界名声如日中天。
风雨飘摇中的陨落
然而，陈嘉庚自己也没想到，1925年的鼎盛竟是昙花一现。
衰落似乎成了这一阶段南洋华侨的整体商业困境。1923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传奇元老简照南与世长辞。此后，南洋兄弟的业绩直线下滑。到1928年大萧条开始的时候，南洋兄弟累计亏损了500余万元，经过几次艰难的产业中兴，年度利润依旧没能超过60万元，而这个数字甚至比不上鼎盛时期的一个零头。日军占领东三省以后，日本烟草迅速覆盖东北和华北市场，南洋烟草在国势衰微中难以为继。①
就在简家逐渐失势的时候，同样身处南洋的陈嘉庚也告别了短暂的辉煌时光。一战后，西方大财团盯上了橡胶制品，争先投资橡胶厂。行业内恶性竞争导致橡胶制品泛滥。日本也通过税收优惠和出口补贴等国策降低橡胶制品成本，新马市场生胶价格大跌。陈嘉庚的公司腹背受敌，不得不在各财团夹缝中艰难求生，仅仅一年便由盈转亏，损失30余万元。
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牵头筹款救济受难同胞，创办《南洋商报》呼吁抵制日货。事隔多年，今日的“抵制”某国货品似乎已经跟不上全球化浪潮的涨落了，但在当时资本渗透的初级阶段，“抵制日货，购买国货”却是中外商战的一个颇为有效的营销策略。为报复陈嘉庚，日商用了很多令人不齿的手段，他们放火烧毁了陈家最大的胶品厂。当时，陈嘉庚在大陆的办学事业越做越大，为保证经费充裕，他不得不卖掉公司股份和橡胶园。随后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则成为压在元气大伤的陈嘉庚身上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连年亏损，连续办学，陈嘉庚累计负债400万元，资不抵债。汇丰银行等8家银行财团强势介入陈氏企业，陈嘉庚大权旁落，每月仅领取5000元薪水。橡胶大王光环尽散，空留下一声叹息。
历史大背景决定着商业的命脉。
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如狼似虎，正在合伙吞并世界。南洋各国沦为殖民地，在商业上为列强提供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南洋各国均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靠拳头和国力说话的全球语境中，商人只能看西方财团的脸色过日子，市场规则形同虚设，垄断成风。这时，一个商人能否成就卓越不在于他是否深谙市场规律，懂得经商之道，而取决于他所依仗的国家，其拳头是否足够硬。只有暴力潜规则，没有市场明规则。若干年后，当有人向陈嘉庚请教企业经营之道时，他的回答简单且心酸：“要有祖国做靠山，要有经济和政治的眼光。”
不管如何，陈嘉庚能于恶劣的经济政治环境下，曾经站稳脚跟并一度一枝独秀，他的从商智慧可见一斑。正如陈嘉庚自己所说：“一种实业的成功，不在初创时拥有雄厚的资金，而在经营得法与否，初创时都是极其渺小，经过长期奋斗，渐渐扩大，终成巨富。”他善于顺势而为，及时捕捉市场赢利点，根据需求不断调整经营方针——从菠萝罐头到橡胶产品再到海外运输，证明了其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并能够摸准世界经济的脉搏。
红色人生
勿忘黄帝儿孙任人鱼肉；
相率中原豪杰为国干城。
——陈嘉庚赠中央国术馆闽南国术南游团
寥寥数语 ，字字情真。
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胞遭受疾苦艰辛，自己经营的企业也危如累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商业生涯在种种不可挡因素下戛然而止时，陈嘉庚选择了用半生纾难救国。
1910年，陈嘉庚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以丰厚的财力支持后者的革命活动。民主的革命尚未争出子丑寅卯，日本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自身的裂变。陈嘉庚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中。
济南惨案发生后，应南洋华侨请求，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四处筹款赈灾并发起抵制日货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陈嘉庚任主席。八年抗战中，南侨会募集捐款50亿元（国币）及飞机、汽车等军用物资，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坚强的后援。而在1934年，陈嘉庚事业虽逐渐衰退，但他在南洋仍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领导力，而且他的族亲、昔日合作伙伴甚至伙计有些成为商界大亨和金融巨擘后，也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给予陈嘉庚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帮助。
1938年10月，陈嘉庚得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对日本“和平谈话”。他义愤填膺，警告汪精卫须知中华“民气旺盛”，“决不能亡我！”10月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召开，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拍去一封“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邹韬奋如此称赞陈嘉庚这份提案的分量，“这寥寥 11 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①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希望国共两党以大局为重，不要“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还冲破重重障碍，与延安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从此与延安结下不解之缘。杨国桢在《陈嘉庚》中记载了陈嘉庚的四个“惊异”，这四个“惊异”恰恰是陈嘉庚认为“中国希望在延安”的重要原因。
惊异一：
6月1日下午4时，陈嘉庚到杨家岭看毛泽东，毛蓄着长发，衣着朴素，给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谈话之中，两个华侨学生进来参加座谈，陈见他们无敬礼即坐，毫无拘束，很是惊异。之后，朱德、陈绍禹来访，也非常随便。谈话毕，学生离去，毛和陈在门外共进晚餐，10余人围坐一张旧方桌，一块陈旧的圆桌面摆放在方桌上，四张白纸覆盖在桌面上以代餐巾。开饭之前，一阵风吹来，餐巾也被吹走了。饭菜很简单，唯一的肉菜是一个鸡汤。毛泽东说：“我没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陈非常感动，要知道，他刚刚在重庆享用过孔祥熙80万元的招待。
惊异二：
女子大学的两名华侨女同学应陈嘉庚之约，前往陈嘉庚的住处交谈，天很晚才回去。陈心想两个女孩要走10多里返回学校，很担心，就问她们要不要派个人送一下。女学生都笑了，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问题了。”陈嘉庚十分惊奇，说：“想不到，共产党统治的地方，民风这样好。”
惊异三：
6月3日，朱德陪同陈嘉庚一同前去抗大三分校参加欢迎会，并纪念该校成立4周年。抵达三分校时，大会尚未开始，篮球场上正进行篮球比赛，场边呐喊声响成一片。一名学生高喊：“总司令来比赛一次！”朱德爽快地把外衣一脱，请他人陪着陈嘉庚，笑呵呵地冲入场内，与抗大学生你争我夺，一连进了4个球。陈嘉庚在场外看得目瞪口呆。
惊异四：
6月4日下午，毛到延安交际处与陈长谈，夜10时左右才结束，刚出了陈的门，又进了住在隔壁的陕西省府科长寿家骏的房间。陈以为毛很快就会出来，就在外边等着送他，等了一会儿，不见毛出来，就回到屋里。过了一会儿出来看看，见毛的警卫还站在门口，连续几次都是如此，他只得回房间休息。第二天才知道毛与寿家骏一直谈到很晚，陈想不到毛泽东作为一党领袖竟与国民党一介科长“长谈若是”。①
大义无痕。抗战期间，陈嘉庚把不同背景、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方言，甚至不同政治立场的海外华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当时全世界华侨约1000多万，响应陈嘉庚召集的就有七八百万之多，可谓一呼百应。
据《南侨回忆录》记载：“1937年至1945年，南洋华侨每月捐款1000万元，将捐款存银行作纸币基金，国内可发行4000万元纸币。而国民政府军队300个师约300万人，每月食饷军费4650万元。至于寄回祖国的侨汇，则数量更多，统计共达55亿元。物力方面，海外华侨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每月平均100批。”②
后来，毛泽东评价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及王若飞则称赞他“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陈嘉庚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独立与富强，他认为“我国政治能办好，华侨人人心理上之愉快，比之霎时获资数十万元，当更狂喜”。作为一个因为不公平的商业环境而跌入低谷的商人，他也致力于重建中国融洽的商业秩序。如果“国家政治不良”，那么“回国投资无路，故资本家不论其如何辛苦，积血汗资千百万元，仍与祖国无丝毫利益关系，南洋将资本遗子孙，亦每每不逾一世而亡”。“假如国家政治优良”，则“儿女可受高尚教育，而己身投资祖国，机会尽多，中南航路畅通，故乡侨地，两可为家，随意而适，生前事业开拓，身后子孙贤能，令誉可以永葆”。
理想式的义举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也。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终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
——陈嘉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