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经验在全国推广。经过保值储蓄、精简节约运动以及打击黑市等措施，5月物价逐渐回落，困扰中国人民的通货膨胀暂时告一段落。作家老舍这样兴高采烈地给他的国外友人回信，“今年夏天天气很热，不过最近两天凉快了一点。市场上梨、苹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儿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上藏几个苹果。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
1951 纺织工人的春天
1951年的中国，是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中国，更是充满着重生活力的崭新中国。
上一年开始的“新解放区”土改运动进入高潮，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随即风起云涌。春天，全国上万干部、专家，扛着背包，奔赴农村。梁漱溟报名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赴西南土改团，“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10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长达1.2万余字题为《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篇文章，形象地评论共和国与农民的关系：“此次到西南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立起的，每一农民都是一块基石。”
与此同时，意识到“工人对待工资，就像农民对待土地一样”的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也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工资改革。改革的重心和结果是，改变了极端混乱的旧工资制度，全面实行“八级”工资制度，统一了以“工资分”为工资的计算单位。新的计量方式出现，工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98%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全厂工资总额增长30%。
工资增加，意味着人们可支配的收入多了。年初，在北京隆福寺庙会的基础上，一个能容纳千户以上摊商的大型商场开始修建，共建有4个大货棚，东西货棚面积各2200平方米，东北和西北货棚各800平方米，整齐对称，修起长为618米的围墙，货棚内设有格子间并安装了电灯，“东四人民市场”雏形已现。
经济土壤中的种子蠢蠢欲动，挣扎着意欲破土而出，中国在政治上也开始呈现山河一色的光亮。5月，北京依然沉浸在春风的吹拂之中，水面垂柳临波的中南海勤政殿内，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至此，中国内地的每个角落都有五星红旗的傲然飘扬。
人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更是令人喜自心来。
新中国百废待兴，为百业俱兴提供了原始舞台；政治上的安定，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在新中国经济蹒跚起步时，作为传统支柱产业的纺织，已经抢先起步，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历史的前因后果
2009年世界企业500强排名中，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别排在第9位和第13位，这让关注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人感到莫名兴奋。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完成了跨越历史的几个阶段：从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这些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都沿着经济建设这条脉络在推进，但却迟迟见不到中国企业家的身影。
改革开放，让消失了几十年的私营经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那些“投机倒把”和“下海从商”的各色人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构建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和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央企”和“国企”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没有“体制”，它们崇尚效益，它们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排名如此靠前的中国企业，依旧是体格庞大的央企，而不是私企。
大型国企从新中国建立到今天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都扮演着不可动摇的经济摆渡人角色。傲立潮头的，似乎永远不可能是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尽管民营企业也从“廉价劳动力”中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从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塑胶制品、玩具到家具，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纺织服装产业，堪称“衣被天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所谓“劳动密集型”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的唯一武器就是——人。企业的利润、国家的经济收益都是基于超级廉价的劳动力所获得的巨大红利。
纺织业，就是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给中国整整30年的竞争力。
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时，需要以低劳动力成本的行业为切入点，这是发展的必然。只是，在“劳动密集”造就一个制造大国的同时，是否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创造力？
未置可否。60多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形成世界级的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追求卓越，讲究创新，甚至在下一个60年中依然可以“基业长青”；它们受人尊敬，被追随者模仿，并以此为榜样；它们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商业实力，能够在行业领域里“一言九鼎”，稍微一动就能引发关注与热议。
这种认识催生了“产业升级”的概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面对市场萎缩的困局，“劳动密集”的弊端进一步显现。针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之道”的严峻话题，梅新育这样说：“危机之际确实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来保护我们的海外市场，尽可能维持出口规模不至于萎缩过大，但盲目的‘保出口企业’不应成为我们的专一目标，‘保出口产业’才是我们的适当目标。”
“企业”与“产业”，一字之差透露出来的还是一以贯之的思路——国家型的“企业”，事实上是举国之力兴办的“产业”，两者并无实质区别。
“中国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做好危机旷日持久的准备。”这种危机早在历史的源头就埋下了种子，之所以需要改变，就是因为现在到了收获“苦果”的时候。
“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海外竞争对手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他们虽然可能具备成本比我们更低的所谓‘优势’，但其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比中国差得很远，在危机当中会比中国同行更早地成批倒下。”
与此相对，另一位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与企业发展的学者郎咸平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至技术密集型企业“将是一大悲剧”①：
拿玩具和手机卡芯片来讲，利润很高啊，但是中国如果转型成功了，有能力制造手机芯片了，利润是多少？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方案是不是也存在误判啊？就目前中国产业链，中国制造业生产芯片，利润和生产玩具一样，都会是零。
芭比娃娃大家都知道吧，那也是玩具，为什么人家能够保持高利润，这最根本就是定价权之争……中国的玩具制造业，只担负着制造环节，其余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和零售却往往掌握在别人手中……中国这么多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完全丧失定价权，这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被掌控定价权的产业链榨干了利润。而中国一旦转型做高科技产业后，如果还是保持在纯制造，利润依然会被国际分工榨干。
最大化争取企业利润才是真正的内需。基础建设已经产能过剩了，再搞就是一锤子买卖，要想真正让中国制造业突围，就是产业整合，争夺产品定价权。
深究历史，会激活我们审视当下的敏锐嗅觉。
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史上，国企在不断推进的时代大潮中，凭借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举国之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优势，构筑起了庞大的企业帝国。大国企和小工人的关系，就如梁漱溟的长文《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评论共和国与农民的关系：“……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立起的，每一农民都是一块基石。”
再引用郎咸平的一句话：“比方说将玩具厂改建成芯片厂，那么，用100个玩具厂换1个芯片厂，100个玩具厂解决100万人就业，而一个芯片厂只解决2万人就业，剩下的98万人何去何从！”
纺织工人、制衣工人、建筑工人，他们作为劳动力非常廉价，可他们的每一个劳动细节都为经济大厦添砖加瓦。他们的命脉和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命脉生死相连……命脉相连的时间似乎可以追溯到1951年。
纺织工人大翻身
抗美援朝，西藏和平解放，土改……一系列关键词，组成了1951年的主色调，全国的解放预示着春天的真正到来。
社会演进过程中，无论基于政治目的，还是基于社会自身差别和不平等，社会总是表现为一种高低有序、等级错落的层级状态。解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工人阶级是处于最底层的一类，被冠之以“被剥削阶级”的称谓。新中国，新气象，搞建设，最大限度地释放这部分生产力，成为摆在面前的头等大事。
上海早期的产业工人，大多来自郊区及附近农村，还有一些贫穷的城市居民。随着“洋布”大批量涌入市场，土布销售土崩瓦解，停机歇业导致从事手工棉纺织的农村妇女在无路可走之后进入纱厂做工。20世纪30年代对一家日商纱厂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女工，是江苏省和安徽省附近一带的农村妇女。
毫无话语权可言的工厂女工，在别人屋檐之下讨饭吃。尤其是纺织厂女工，整天处在噪音、尘埃、湿气重的环境中进行超负荷劳动，每天工作12小时，每人每天平均吸入0.15克花絮，十之八九会患肺病。一些纱厂甚至无视人体生理规律，规定工人上厕所要领牌子，有的女工往往领不到牌子，而发生大小便拉在裤子里的闹剧。①
最基本的权益得不到维护，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更坏的是个人的生命岌岌可危。许多工厂中，女工遭受罚款、打骂、凌辱是家常便饭，甚至还被迫害致死。体罚、搜身现象也很普遍。一名叫方兰英的老工人回忆，当年在日商棉纱厂做工时，工头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让其站在雨中挨淋。对工人最不尊重的则是搜身制。其中一种是在放工时搜身，以日商棉纱厂最常见。放工时，工厂出口处先由华籍女看守搜身，一旦发现疑点，再由白俄罗斯女看守搜查，会搜到内衣内裤，由此侮辱女工的事件屡见不鲜。
旧社会有自己的痼疾，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就意味着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改造，着力营造市民的翻身感，如同在农村实行的土改一样，是最为迫切的要务之一。
翻身则意味着一种状态和方式的倒置，它所蕴含的力量在于，个体在短时间内没有渐变、没有过渡就完成了存在状态和社会位置的根本变化。正因为如此，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社会资源稀缺的人群，其身上所背负的政治和经济使命才能够得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废除了有50年历史的搜身制，以及种种不合理的罚款制度。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各种劳动保护法规和劳动保护设施的逐步健全，工人尤其是女工的劳动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2月，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职工生育，产前、产后给假56日，难产或双生增加假期14日，怀孕不满7个月小产，给予30日内产假。7个月后的9月15日，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修订了《保护女工暂行条例（草案）》，其中规定：禁止虐待、打骂、侮辱或歧视女工；女工与男工的工作技术和效能相等时，应得同等报酬。
一系列政策的保驾护航，让工人们充分享受到翻身的快感。
“谁养活谁？！”振聋发聩的呐喊，成为当年《新苏州报》开展大讨论的主题。“工人的尊严在哪？工人的辛勤劳动体现在哪？工人的权益在哪？”话题一展开，整个社会的热情一下高涨起来。
思想引导行动，而讨论则是思想火花的碰撞，是行动的先兆。1951年，“搜身制”彻底被废除，原来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改成8小时，两班制改成三班制……所有的变化都很真切，“各个欢天喜地，纺织女工的脸都变得红润起来”。
“欢天喜地，难以想象的欢天喜地！”所有这些细节，都值得回味与记忆。
一个人与一个行业
“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这句话对于旧社会的贫苦百姓而言，着实未有丝毫矫饰色彩。与金钱观念很浓的现代人相比，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则显得更加单纯与朴实。他们身上的高度劳动热情与积极性，是推动当时经济大潮前行之推手。
前景的美好与光明，却无法掩盖现实的不足与困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其他行业相比，纺织工业的恢复较快，然而，企业管理尚未适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旧的官僚和私营资本企业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企业，急需进行“民主、生产和经营”这几个方面的改革。
这年，青岛纺织业开展了一项名为“红五月”的生产劳动竞赛活动，主要目标是增产节约。多家棉厂的细纱车间对值车工生产的皮辊花实行按机台、人员过磅，逐月进行记录，作为考核依据。竞技状态中，人们的潜力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出乎预料的是，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细纱车间甲班第三组的值车工郝建秀，成为一匹当之无愧的黑马。“她每天纺出的白花最多为6两，最少也有2两，连续7个月平均皮辊花率仅0.25%，与当时1.5%的平均水平相比，郝建秀出皮辊花率仅为全国水平的1/6。”①以这惊人数字，郝建秀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旧制度正在消除，新制度还未完全建立，一切都处在形成的动态过程中，是一个迫切需要榜样、需要偶像的年代。
2月，山东省工矿企业检查团来到青岛，郝建秀以“接线好、浪费少、清洁棒”的技术特色，吸引了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的关注。4个月后，有关部门组成专门小组，对郝建秀的工作进行观察、测定，最终形成一套“细纱工作法”。
盛夏时节，“郝建秀工作法”正式命名，全国推广。
偶像就这样诞生了。号召一出，各个车间立即掀起创新热潮。不久，国棉六厂也形成一套适合各类机械操作的方法。
据统计，仅1951年，青岛市就创造和推广了17种新工作法，增产节约300亿元（旧币）。“当时，我们人手一本郝建秀工作法小册子，工人们每天上班都会揣在口袋里时刻翻看、背诵。”
郝建秀，几乎以一个人的力量推动了整个行业工作方法的改变。
为了进一步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让这种先进经验变成实实在在的财富，青岛纺织工会和华东纺织局青岛分局成立了郝建秀工作法推广组。
此后，推广小组先后在青岛第三、第六、第七棉纺织厂推广，其他棉纺厂也派去了技术人员和细纱工人跟随推广组学习。
偶像的驱动力加上高涨的学习热情，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工作势如破竹。
截至8月末，青岛各纺织厂的细纱工已经迅速掌握了这种全新的工作方法。国庆节过后，青岛市发出通报，号召“全市青年团员向郝建秀同志学习、看齐！”很快，这位“女工明星”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表扬：“积极工作和学习，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成绩值得表扬。”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