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现实·真实——伪现实主义批判之一
引言：谁剽窃了谁？
先从一场小误会说起。大约三年前（2005年）的春天，天涯社区出现一个帖子：《李锐剽窃刘继明吗？！》，宣称李的《扁担》（首发于《天涯》2005年多有雷同，疑有“剽窃”之嫌。
此言一出，引来一阵不小的骚动。
很快又有人指出：这两部小说应该都是根据前两年的一个新闻写的。紧接着，李锐发帖证实了这一点：“《扁担》的故事梗概并非是我虚构的……这件事曾经在媒体上广为流传，我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这个故事的。”
刘继明在答记者问时也承认：“的确如他（李锐）说的那样，这两篇小说都是根据一则新闻创作的，不存在所谓剽窃的问题。”
原来，造成这场所谓“剽窃”事故的原因只是题材的不慎“撞车”而已。如果非要以“剽窃”论，那么，两位作家也仅是不约而同慧眼独具地剽窃了“生活”。
一场以“剽窃”为噱头的口水之争就此匆匆结束。
始料不及的是，当年导致李、刘不幸撞车的“非虚构”、“新闻创作”，如今已然大行其道。在底层关怀、打工文学、主旋律写作等各种炫目的标识下，作家们似乎十分乐于充当记者的记者，将时事新闻直接运用到文学作品中，好像根据一种“事实”，就能表现出一种“现实”，某些作品更是刻意贴着“真实”的标签，上演着一部部俗事演义、长篇小品，或创意写真集，非要让你相信它出身好，来路正，有质量保证，绝非胡编乱造的“三无”产品。可是，统观一下这些“3TJ”牌回锅肉，就会发现，越是强调原材料的真实可靠，这些反而越流于粗制滥造，贴近实际的结果是隔膜了实际，贴近生活的结果是游离了生活，贴近人民的结果是歪曲了人民，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行的文学操作，也越来越远离了文学。
实际·纪实·虚假的事实
引发李、刘小说“剽窃”嫌疑的那桩新闻／事实，由于媒体的反复报道，实已广为人知。随着记者多方位、多角度的调查、跟进，人们不仅可以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可以透过摄像机的镜头，亲眼目睹当事人的真实面貌，亲耳听到他的陈述，他的一个眼神、一声哽咽或者一时沉默，都可能让人大为触动，让人心系真相，流露真情。在这种前提下读小说，显然没办法让感情降至零度，同时也必定会有所比较：如果作品仅是变相的新闻报道，甚或还不如新闻报道有深度，这样的“文学”还有没有产生的必要？
也是在那场争执中，李锐郑重指出：“以真实的事情为材料，或者因为一个报道的激发而写出一篇小说，甚至同样的一个题材被不同作家反复运用来写作，这不是我发明的，也并非自今日始。”
不错，社会新闻不是不可用于创作，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海明威《老人与海》，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它们又无不超越了“事实”，拥有了自足的强磁场。故而，问题的关键不是材料的取向，而是在如今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如何使已经过度新闻化甚至娱乐化的“共享资源”进入文学，如何将其充分文学化？
对于《扁担》，李锐曾有如下说法：“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受伤后被老板抛弃，最后自己千辛万苦爬回了老家。……因为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所以，我的《扁担》要写的不是一个伤残的农民工如何回家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的死而复生，要写的是一个人自己为自己的‘创世纪’。”
“死而复生——创世纪”，这是何等神圣的事业？但是，待读过《扁担》之后，却发现作者不外是绕着“事实”拉磨，只将主人公的爬行工具置换成“扁担”，以向其所谓的“农具系列”靠近，而其所辩称的宏大主题，不过是白日里痴梦，高天上流云。至于刘继明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除了把故事的结局改造得更加荒诞（主人公坐错了火车，又返回了事发地），更是对事实的重笔“临摹”，作者所做的，无非是借助于化而已。结果，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两场精心策划的模仿秀，它们假姓托名，把本来的真实矫饰得造作虚假；它们弄真成假，把生活的“事实”涂抹得面目全非，让人很难忘却真假之辨，融入其中。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越是言之凿凿越是无法触动我们的心灵？为什么越是众口一词越是让我们觉得其中有诈？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创作臻至化境，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独一无二，既不模仿别人，别人也模仿不了。然而，当下的文学创作却难让人称道。对“事实”的迷恋似乎让作家忘记了他们的职能是“虚构”，单纯的“记录”姿态似乎让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作家，他们懒得去接触、思考生活，也懒得去想象、重构生活，生活让记者去体验，功课让记者去做，记录也让记者代笔，好像记者都是傻呵呵的小书僮，作家先生们只要蹲在书斋里，扒拉一点二手的新闻材料，就可以凑成一堆漂亮的“文学”。
环顾一下当下文坛，这种依据新闻事实的写作几乎已蔚然成风，即使如贾平凹这样纵横文坛若许年的老牌作家也莫能例外，其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高兴》（首发于《当代》2007年就是受凤凰卫视上一则‘农民工千里背尸还乡’新闻的启发改造而成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新闻总是少不了的。”
贾先生所言的“农民工千里背尸回家”确曾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其时最具影响的当属《南方周末》所作的报道，该报用包括头版在内的两个版面、万余字篇幅，目的在于“力图还原事件的全过程，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该报道不仅呈现了前因，也追踪了后果，不仅引人注目，而且令人揪心。（张立、朝格图：《民工千里背尸返乡调查》，《南方周末》2005年1月13日。）这件“不可思议的真人真事”也被张扬搬上银幕，成了赵本山主演的一部“贺岁”的“喜剧片”《叶落归根》。编导张扬说，没错，他的电影剧本即源自《南方周末》的报道。至于有没有取得“用黑色幽默来描述一种悲凉”的效果，且另当别论，反正它取得了不错的票房业绩。可见，这件事本身不但具备新闻、社会价值，而且具备娱乐、商业价值，哪怕只是老老实实地“还原”出来，也比一些挖空心思的“艺术”高明。
问题就在于，这种已经过度新闻化／娱乐化的“共享资源”，如何进入文学，如何充分文学化？我们看到，在贾平凹的《高兴》中，一个民工的意外死亡，另一个民工背尸回乡，不仅这条主线与“事实”吻合，连同人物搭配（两个民工），死亡原因（突发脑溢血）、背尸时采取的措施（将死者扮成醉鬼），甚至露馅的地点（火车站）等等，也都十分忠于“事实”。有意思的是，前不久还看到一部中篇小说，竟也照葫芦画瓢重写了这个故事，可见作家们多么的贴近实际，多么的“实事求是”。可是读着这种“源于事实、等同事实”的小说，却让人感觉到巨大的虚假，“背尸回乡”这种传奇、异事在世上发生一次就够了，当它，还能提起阅读的兴趣吗？当你碰到的总是那种移花接木的“事实”，怎么可能对作品产生由衷的信任？我的疑问是：究竟是贾平凹跟新闻报道追尾了，还是刘高兴跟赵本山追尾了，究竟是他们连环追尾了，还是全都撞上了坚硬的“事实”？
贴近实际，不是照搬实际，那样只会被实际压住手脚。新闻／事实当然不是碰不得，关键是如何在文本中经营这些已经凝固于昨日的新闻／事实，怎样将其化为己有，怎样让它死而复生。是原封不动地拿来肢解、修饰、拼贴，还是把它熔炼得遂心遂意，如羚羊挂角，如大象无形？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谁还稀罕通过小说来汲取“真实”的信息？小说至少得要读者认同这一点：要么在实际生活中，要么在精神世界中，你的杜撰皆有发生或存在的可能。小说本就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它的强项就是无中生有，它的职责是传达不止一种的可能性，不是给出唯一的答案，更不是盖棺论定，把事实／经验盛殓成一具枯槁的僵尸。假如只是跟在生活的屁股后面，跟在材料的屁股后面，只是复制某些毫无生命力的“事实”，真不知这样的小说是化腐朽为神奇呢，还是化神奇为腐朽？
小说就是小说——特别是现代小说，它不应仅只停留在社会记录的层面，不应只是一种滞后的、繁复化的新闻，而是应该自觉地和新闻报道区别开来，开辟新闻所未及、难及的艺术空间，否则怎称得上“创作”？这浅显的道理大家都懂，可是仍有人往死者嘴里灌酒，好像连上帝也被蒙混了。殊不知，死相终是死相，无论怎样去化妆，遗容还是遗容。
过多的新闻元素——尤其是那种众所周知的新闻，让小说流于陈腐、平俗；过多的事实元素——特别是那种广为传播的事实，又搅扰了小说的自性和纯度。文学就这样被埋葬在新闻／事实的废墟中，只剩下一些材料的碎片和残骸。小说的指向应该是不可预期的，它的旅途应该充满变数，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需要的只是你的体味、参与，让你有所发现，有所惊觉。如果能给死者以尊严，恐怕先要走到“事实”的背面，找到他的灵魂，如此，才可能驱除虚假的魅影，照见生者的路。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一觉醒来，发现一座曲径分岔的花园？
生活·故事·虚伪的现实
所谓“文以载道”，中国文人素来以看重文学的实用功能，不单要用它反映现实，还要用它干预生活。所以，政治家把文艺看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学家则把它看成匕首、投枪，认为写作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要么不够革命（实用），所以我们看到尽是一些伪装的“现实”，及一些虚张声势的“革命”。这种文风在《暴风骤雨》、《创业史》、《金光大道》等红色经典中大显神通，衍至当下，仍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还在孵化那臭烘烘的毛蛋。当年李锐、刘继明们写农民工时，所谓“底层叙事”、“打工文学”尚未形成气候，而今贾平凹携其新作出场时，“底层写作”俨然已成潮流，好像“底层”是一座金矿，只要你肯“对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保持长久的关注”（丁扬：《贾平凹：关注农村与农民是必然》，《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21日。），不愁淘不到闪闪发光的东西。然而，对于那些悬挂着替天行道大旗的“大写的文学”，很有必要十分崇敬地怀疑一下：它们重建的“水泊梁山”如果也算一种现实，那么，是哪儿的现实，谁的现实？
有人曾抱怨中国文学偏擅乡村叙事，写来写去的大都是“村里的事”。没办法，我们本就在村里生活，不写“村里的事”写什么呢？而今建设新农村、关注底层、为弱者立言又分外时髦起来，作家们更是当仁不让，村里的事、农民的事愈发层出不穷，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又一份完美答卷。然而这样的答卷见多了，我们对农村的印象反倒越来越模糊，对农民的认识反倒越来越迟钝，对“底层”的理解反倒越来越悲凉，越是那些很乡土很底层的小说，越是觉得云雾重重，晦暝莫测。读着那些“村里的事”，禁不住诚惶诚恐：这是“村里”的事？是哪门子村里的事？我们看到的只是文字的乡村，只是文字的底层，它们所贴近的“现实”，并不是活生生的现实，而是一种想当然的现实——虚伪的现实。
以某些标称“新乡土”、“新现实主义”的小说为例，我们看到的镜像不外乎两种：一是把贫穷落后等同于“苦难”，把辛酸无奈等同于“悲悯”，是为苦难悲悯；一是用滑稽戏谑替代幸福甜美，用皆大欢喜表示积极向上，是为嬉笑温情。悲天悯人派带领大家脱贫致富，乐观潇洒派领着大家说群口相声，或是逼你哭，或是逗你玩，所谓“底层叙事”耍的就是这么两板斧。如果说前者还算得上触及到了“现实”，像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首发于《钟山》2005年第3期。），尽管也用冰柜装殓了一具死尸，至少那也是为了痛陈一种凝滞的死难，表达一种推己及人的悲哀；那么，后者干脆就是杀猪匠跳大神，只顾闭着眼睛挥刀乱舞，全然不管砍到的是人是鬼——这一点以刘震云做得最为疯狂，“农民工”只是一块金字招牌，它名义上属于刘跃进，所有权却属于刘震云，所以，刘作家可以用它做砧板，也可以拿它当法器，“我”是刘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什么事，只要好玩，逗乐，有利于“刘氏幽默”，怎么着都好说。由是，这世上出了一部奇书——《我是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我们也看到“农民工”刘跃进穿梭于黑道白道之间，穿梭于骗局与黑幕之间，也穿梭于煽情与矫情之间，就像泥鳅厮混在烂泥里，消弭了它的本来面目——其实它就没什么“本来面目”。
《我是刘跃进》之所以评为2007年度最佳小说，不是因为它写了农民工，而是因为它“以说书人的方式说贼的故事”，刘震云在获奖感言中也说：“这次主流评论家的再次肯定对我是件大事，他们是真的看懂了。”作家写的是贼故事，“主流评论家”一致看好的也是贼故事，你偏要往农民工身上扯，可见是真没看懂。所以，农民工刘跃进只是说书人刘震云借以插科打诨的痒痒挠，不管你痒不痒，随时都可以挠你两下。因此，会看的评论家看到了“羊吃狼的故事”，会为“刘震云式的幽默”“转念一想”再“扑哧”一笑；不会看的评论家则认为作者与他写的生活隔膜了“不是一层，而是至少三层”——“他基本上是通过随意的想象来编造故事，通过强化娱乐要素来吸引读者。”（李建军：《长篇制作：拔根状态下的危险游戏》，《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8日。）说这番话的是李建军，很不幸，我也赞同他的见解，属于没看懂、没被要素吸引的读者。我要在烂泥里寻找刘跃进，却不知刘震云只是在讲一个“拧巴了”的故事，他不在乎这故事是村里的事还是城里的事，他要的只是一个鸡飞狗跳、鸡零狗碎的贼故事。把《我是刘跃进》读作“底层叙事”真的是高看了它，或许说书人就要幽你一默，它与农民工无关，与生活无关，说到底，这个贼故事只跟评论家的“肯定”和你的钱包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