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个人慈善取代不了社会公正 (3)

同时还有：CNBC有线台(与道琼公司共同拥有)；MSNBC有线台(与微软公司共同拥有)；History(历史)有线台(与赫斯特集团共同拥有)。第四，维亚康姆集团维亚康姆集团为美国三大广播公司ABC、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提供和推销电视节目。1999年维亚康姆收购了CBS，该公司拥有35家电视台，200家附属电视台和160家广播电台。在电影业，维亚康姆拥有派拉蒙制片公司；在有线电视业方面，维亚康姆拥有MTV、Showtime，乡村音乐等一些极受欢迎的有线电视网；维亚康姆还拥有几家出版社及全美最大的Blockbuster录像带租赁网，有遍布美国的6000多个录像带租赁店。

在传统平面媒体市场上，美国基本上形成了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中心的三分天下的局面。这些强大的媒体帝国背后，是强有力财团式管理。传媒行业被放进了“水缸”里，再也不能得到绝对的自由权。而且在纯净水中游动，无法获得大海里的生存养分。但为了能得到养分，深水鱼开始吞食人工饲料。也就是说，传统单一的传媒发展理念已经不能适应高度集团化的传媒市场。在美国，一些相对滞后的平面媒体开始接近综合性更强的传媒帝国。2007年7月初，美国著名报纸《华尔街日报》正式宣布向新闻集团靠拢。根据该报的东家道琼斯公司负责人所说，《华尔街日报》已经显示出发展乏力的迹象，而进入综合性传媒集团的系统中，将大大提升报纸的竞争力。我们能发现，单一的平面媒体已经开始出现“适应性蜕变”。现在，《华尔街日报》的最大竞争对手——英国的《金融时报》顿时感到紧张起来，如果它不能及时找到一棵大树依靠，它在未来的竞争中将优势尽失。

说到现在，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美国的传媒财团控制了全球社会。但是，由于美国是个法律非常健全的国家。根据其相关反垄断法规规定。在美国，同城内商人不得同时拥有电视台和主要报媒；在一个地区市场上，企业不得同时拥有超过两家电视台或者六家电台。这一规定如果彻底贯彻下去，美国的传媒市场的多样化和文化的包容性就得到全面的繁荣。但是，少数大型传媒帝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企业发展与法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当今，美国财团控制下的传媒帝国纷纷云集华盛顿，并对政府进行了具有诱惑力的游说。美国五大财团代表表示，传媒行业与其它行业一样也是商业行为，应该遵循做生意的自由法则，即“高价者得”的规律。这些观点让美国国会议员们哑口无言。因为这是在全球流行了20年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很快，五大财团的代表们，尤其是默多克经过顽强的攻关，将摆在他们眼前的“法律荆棘”全部砍除。到现在几家传媒财团开始大显身手，在全球范围内施展它们疯狂敛财的手段。在这里，做得最成功的依然是默多克，就是在现在，他依然游走在政府当中。对于那些政府传媒管理机构的退休干部，他则花重金收买。让他们为新闻集团做执行顾问。这让在职的管理者产生很大的动摇。于是他们有意无意地放宽了传媒行业发展的瓶颈。加上默多克常常免费为政治人物歌功颂德，使得传媒巨擎成为政府最好的“朋友”。

在一阵狂呼之后，世界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就是传媒企业开始走向财团化管理。在当前，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又打算收购《纽约时报》。如果这笔买卖成功，那全球“舆论一体化”和“一个嗓门”的时代将不会遥远。

气候分配的正义——哥本哈根大会龌龊纪实！

在上个世纪，我们的工业文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面对这个奇迹，人类似乎有点“欢喜过望”了。殊不知，在人类所认识的事物中，从来就没有“单面作用”的。如果在是自然界的事物，那就一定“好坏两面”。在工业文明发展的上百年时间里，赞扬和进步之声始终是人类激动的宣言。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长期工业文明发展中带来的一个灾难性问题出现在了人类面前：1988年，世界各国气候部门纷纷发出警钟，地球正在变化越来越“烫手”。“1988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论断传到世界各地之后，各国政府均表示了要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暖问题。此时，人类才第一次意识到，长期的工业发展为人类带来的灾难几乎是灭顶之灾。

在危急情况下，世界各国开始行动起来。1992年，西方发达国家主张在联合国总部签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参加在席。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实现人类发展的良性循环，1997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京都国际气候变化会议在日本举行。经过复杂的磋商后，世界各国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到该条约生效的2009年2月，全世界有183个国家承诺减排并签字。但非常让人遗憾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美国却迟迟没有签字。为了让美国成为一个为全球变暖问题买单的国家，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努力。

到2009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已到期。面对全球气候问题没有了控制机制的局面。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强烈呼吁，召开下一个全球气候变化会议，并缔结节能减排的国际性和约。在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下，世界气候变化会议，即哥本哈根会议于2009年12月7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这次会议，在规模上和重要性上可谓空前。参加大会总人数多达1.5万人。仅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就有百余人。记者多达5千名。

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分析人士就表示了对气候控制计划感到担忧。因为我们知道，在节能减排的大局中，有三股力量之间分歧严重。它们分别是欧盟、美国为首的伞型集团（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还有发展中国家（中国和77国集团）。就欧盟来说，它一直自诩是控制全球变暖的领带者。因为在过去10多年一直积极推行节能减排及相关政策。但是自从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出现巨大亏缺。直接表现在气候变化政策的，则是其态度暧昧，言辞含糊，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更显得缺乏诚意。而美国领导的伞型集团，则可以用“顽固不化”来形容。

他提出17%的中期减排目标，而且前提是发展中国家首先承诺减排。虽然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美国政府始终是“高姿态、少行动”，没有本质上的突破。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一直表示反对。根据它们的想法，转让技术必须要有发展中国家向它们提供经济支持。紧随其后的日本则表示，日方2020年的减排目标是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5%的排放量，并阐述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出此“低价”的原因是日本减排空间有限。欧盟和美国集团基本上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朋友”。它们的目标都一样，那就是尽量扩张发展中国的减排义务，同时减少它们自己的责任。

发展中国家集团（以中国为代表）则强烈声明，《京都议定书》将继续有效。它们严正疾呼，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必须含盖长期合作、缓冲、资金和技术转让等内容，并充分考虑落后国家、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为这些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特殊条件。

现在的问题出现了，三个势力集团之间都互不相让。其实主要冲突点还是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上。不难发现，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都产生的动摇。事实上减排就意味着降低经济效益，加上世界普遍要求发达国家在减排上担当起主要角色。这让一向“争先恐后”的西方世界开始为难起来。而美国和欧盟如何表示承诺，也是会议是否能成功一个重要结点。在大会上，英国首先就明确表示，欧洲提出了减排30%的目标，我们会切实地执行下去。，美国应该保持与欧盟的一致步调。欧盟代表还不负责任地高呼，中国要在节能减排中应该做得更好。而且美国也咄咄逼人地表示，“如果要让美国做得更多，中国必须在现在基础上做得更多”。

其实这种说辞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大会的一开始，中国代表解振华就表示，到2020年为止，中国单位GDP碳排放量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至45%。在谈判桌上，面对美国犀利外交攻势，中国政府谈判代表解振华已经不再感到意外。他严正表示，“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人均GDP三千多美金，还有一亿五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美国的人均GDP四万多美金，已经完成工业化，而且温室气体排放还在增长。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已经做了最大努力”。在西方国家不断要求中方承担更大的减排任务的无理情况之下，解振华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根据《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同样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中国承诺减排40%到45%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决定，你们的要求是‘不合理、不切实、不科学的’的。”

在“气候变化适应基金”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僵持不下。到会议步入冲刺阶段后，欧盟首先提出从2010年到2020年将拿出72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气候问题；而日本也通过媒体向世界承诺，在未来三年内，日本将拿出100亿美元援助世界落后国家。而世人期望最高的美国却迟迟不肯公布投资数字。

在僵持不下的局面下，会议几乎无法进行下去。为了扭转僵局，12月16日，会议执行委员会决定让丹麦首先拉斯穆森接替原会议主席康妮-赫泽高。其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协调与会代表的立场，使大会能朝着一个理想的方向发展。

很快，大会进行到关键的冲刺阶段的12月17日时，为了不至于让世界元首们失望而归，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就高调表示，如果发达国家在“可信”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上给予切实的支持，那印度愿意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辛格还表示，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不能以“让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为代价。但发达国家却并不买帐。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发展中国家减排透明度正在倒退，它们无法保证它们的实际减排量能达到标准。这也是发达国家与之争执的焦点。

谈判可谓进入“剑拔弩张”的阶段。但是，在拉斯穆森刚刚一出面，他便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以丹麦国家元首的身份，在未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提交报告的情况下将一份丹麦单方面的计划草案提交给了高层会议谈论。这份偏向于发达国家的草案一暴露，即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抗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表示：我们只会就特设工作组提出的草案进行原则上的谈判。而东道主擅自制造的文件我们是不会接受的，无论它的内容怎样。苏伟还表示，大会主席要明确公约特设工作组和议定书特设工作组的讨论工作成果将是形成进一步谈判磋商的唯一法律基础，从而使本次会议能够取得成功，各方能够达成一份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

到12月18日，会议行将结束，但各国代表依然没有拿到一份满意的会议公约。在最后一次会议新闻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提出，哥本哈根会议让为世界共同解决气候问题提供了新的通道，在一些国际气候问题分歧上各国进行了广泛磋商，这是一大进步。美国总统奥巴马非常轻松地表示，哥本哈根会议堪称“史无前例”和“意味深长”。他为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感到高兴。但他同时表示，它们并没有法律约束力。

现在，气候变化会议上的斗争一再是简单的社会范畴，它更具有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斗争因素。作为一股主张正义和长远利益的国家，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发展更加建设性的作用。通过哥本哈根会议，我们能发现先进的发达国家政治上的公正性正在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