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文翻译件断章取义，大量关键性段落被省略，中英文意思完全背离。“如果法律明文规定发邮件就是骚扰，那么YY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英文证明书中出现了大量公司人员给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恰恰证明原告也受到了公司电子邮件的骚扰。这也许是被告为何不敢提供该证明书的真实中文翻译件的原因。“地方管辖法院在2005年9月24日立案六个月的最后一天（举证期限早已届满数月），也就是次年3月23日仍然接受被告的证据。被告提供的材料试图说明某台个人电脑硬盘上在2005年6月14日以前存有某些信息，毫无疑问这些信息不是次年3月举证期限期满后新发现的证据。为什么地方管辖法庭违反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不但予以采纳，甚至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所有所谓的证据都是2005年6月14日解除合同后发生的，明显都是事后编制的。从法理上讲，对于6月14日后的任何材料都不应采纳，否则等于向社会传递出一个信息，公司可以先解除合同，事后再寻找证据，那么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的权益又如何得到保障？这些文字的真实性依赖于利害关系人的口头陈述，利害关系人口头陈述的真实性又依赖于这些文字，循环论证，构不成证据链。
”“他发的电子邮件让我们想到了“9·11”和国际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YY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大声说着，台下的人都笑了。唐清也笑了，他说：“众所周知，个人电脑上的信息是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修改的，而证明个人电脑上的信息是否是电子邮件，法律有明确的定义。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提供的材料是电子邮件。包括应由第三方电子邮件服务商提供的，从电脑服务器上提取的电子邮件的IP 地址、源代码等。原告在被隔离期间根本就不具备硬件条件来发送电子邮件。个人电脑没有电话线和其他的连接设备（包括IP地址）就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是一个常识错误。原告认为由被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的所谓电脑硬盘记录的打印件不能证明这些材料是电子邮件并且是原件。
而且都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谁知道这些文字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搞到这块个人电脑硬盘上的？这个硬盘又是谁的？是由与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保管的吗？原告有理由相信该电脑硬盘本身是2005年11月后生产出来的，被告在2005年11月举证期限届满后购买了该硬盘，编写了一些文字，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被告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该项证据，否则如果被告在之前就收到了这些文字的话，为什么不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为什么法院认定原告在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一百多天里向管理人员申述与被告违反中国宪法的侵权行为没有关联性？这就好像一个少女正在被强暴，权利正在受到侵害，我们能说少女要求罪犯停止强暴的呼喊是对罪犯进行骚扰吗？难道少女的呼喊与正在发生的被强暴事实没有关联性吗？“中国的司法制度明确表示审判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为了抵制不正当竞争，拒绝背叛中国客户，要求侵权人恢复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的申诉何来骚扰？哪一条中国法律规定了这样的申诉是骚扰？“为什么原告上司文翼东证词的真实性被认定，法院却不予以采纳？这些证词充分证明了原告因拒绝泄露中国客户的商业机密而受到打击报复，公民权利被限制。”“法院说我报告公司诚信问题本无不妥，但是应该通过正当途径，难道我向直接调查的管理人员申诉不是正当途径吗？2月22日公司发布的通知中明确告知原告，原告向公司提出的是申诉。公司还明确地通知原告，如果拒绝John、Amy等人见面和联系的要求，将会受到纪律处分，包括2005年4月22日与Misa和Kiko的见面。上述人员在同年的2月至6月期间，主动多次给原告打电话，通知原告见面会谈并且感谢原告配合。现在以上人员竟然又声称受到原告骚扰，逻辑上自相矛盾。两厢情愿，你情我愿的沟通突然被一方说成是骚扰，大家都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真是荒唐可笑。不过，这些声称受到骚扰的管理人员毕竟按月从A公司领取工资，原告理解他们的苦衷。
”唐清从容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说：“法院11页的判决书中说原告的邮件措辞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法官也不告诉我是什么联想。为什么法官不联想一下一个员工被禁止同任何人联系长达一百多天的痛苦感受，整日担心失业，不敢与外界联络，全体家庭成员一起担惊受怕，看着公司通知上的如果违反上述条款，将给予纪律处分和解雇的文字，老人不得不以泪洗面。我奶奶90岁了，知道我天天被关在家里，不能和任何人见面，担心极了。老人家说，她活了90岁没有见过这样的公司，为什么禁止员工和任何人联系，这不是要把人给逼疯了吗？……法官为什么不联想一下这些呢？“更加荒唐的是，YY律师事务所的代表人侯彪既非大陆居民，又没有大陆律师资格，却以YY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和A公司的法律代理人的名义向被告送交法律文书。《律师法》第十四条明文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侯彪以YY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开展内地法律事务，代表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这种行为完全不合法，属无效行为，因此被告至今仍然没有通过合法的程序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
侯彪的行为可以由公证处2005年6月14日的公证文书来证实。”不知不觉，唐清已经在法庭上说了一个多小时，任由对方律师焦急地瞪眼，窃窃私语。在回复唐清的证词时，他们找不出更多的理由进行辩驳，只是重复那几句话：“请求维持原判，因为上诉人标榜自己维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行为，是对本公司的诬告。本公司作为全球第一的大公司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完全是因为高质量的诚信经营。至于中文翻译件，我们已经提供了，如果像上诉人说的，一定要提供官方的翻译件，上诉人可以自己去做。还有，侯彪的行为只是行政事务而已，与本案无关。”在他们的辩护词中，“与本案无关”成了他们的口头禅。这一次，唐清没有让朋友来旁听庭审。此时，张惠在办公室里和老板据理力争着；宋明在他和常洁的书吧里接待着客户；方庆在和侯彪谈辞职，她不想再像以前那样，违心地做事了；而这时的侯彪已经再也不敢出现在法庭上了，他已经收到香港律师协会给他的一封调查信。这时的唐清就像一个在大海里下好了锚的水手，不再惧怕浮浮沉沉。Sam从美国来上海开会，他打电话约唐清出来见面。他们去了一家别墅式餐厅吃广东菜。
Sam还是有点胖，说起吃来津津乐道。一会儿说，吃滑嫩软绵的鲍鱼才能体会到滋味的质感，一会儿又说，在美国他一直想念上海那五花八门的小吃。“我正在和A公司打官司。”唐清很平静，仿佛说的不是自己的事情。“是吗？”Sam严肃了起来，打量着唐清，“你一直很勇敢。我现在在另一家公司里工作，对于A公司我已经不太关心了。不过最近，A公司退休的前CEO，那个被称为最杰出经理人的老先生，他的离婚案平息了，他以1.9亿美金息事宁人。媒体说，他怕被人兜出更多诸如连张手纸也要报销之类的老底，所以赶快把钱给了离婚的妻子，封住她的嘴。”“居然有这种事情？”唐清很惊讶。“你的官司进展得怎么样了？”“已经到了二审，我感到A公司真是强大啊，谁也不敢轻易动它。但是我相信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的，所以我会坚持下去。虽然我知道，将来的路并不好走。”“那你的工作呢？” Sam问。“别担心，我这个你以前的兵还是有出息的。我在帮别人做事，我刚去的时候，那里只有两个快要断线的客户，在我的努力下，公司现在已经有30多个客户了。”唐清紧握着手中的玻璃杯说。“真是好样的，你是个天才。
你不媚上，很像我，哈哈哈……我还记得，以前在上海做事的时候，其他人对global的任何项目从来都是说‘OK！That’s great！’、‘Oh，no problem！’之类的假话，只有我总是对某些并不好的项目说 no。”“我也是和你在一起工作时才觉得工作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奉献的事情。”Sam突然想到了什么，说：“嘿，我告诉你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和你的故事有点儿像。”“什么？”唐清睁大了眼睛。“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哈马迪的人，他曾在伊朗做过11年的空军军官。39岁的时候，他被某大公司聘为正式员工。四年后，有一次开完会，他驾车被人追尾，受了伤。为了保住体面的工作，他不敢去治病，带病上了一年班，忙碌的工作使他得了精神抑郁症。他一纸诉状把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公司赔偿他的损失，可是法庭没有支持。在他为公司工作了九年后，公司把他炒了。两年后，他宣布个人破产。
”“那么，他和这家公司的斗争一定就此开始了？”“他发起了一个组织，专门揭露该公司的劳动真相和不公平待遇，然后在1995到1996年的21个月里，他向公司35000名员工发了电子邮件，呼吁员工站出来揭露内幕和另寻出路。那家公司发怒了，把哈马迪告上了法庭，指控他对公司员工进行骚扰，并且非法入侵公司的工作系统。这时，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自愿支持他，并且把他的事情写成了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就职的那家引领互联网时代、堪称技术巨人的公司居然指望用法律来阻止他的用户使用他们的电子产品。”“哈哈……”唐清笑了起来。“不过，哈马迪的第一场官司输了。
他不服，又上诉，这时很多人站出来支持他，包括民权组织。上诉后的结果是法庭仍然支持那家大公司。这时，那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已经毕业并且进入一家着名的律师所，他召集并说服了许多大律师，那些大律师虽然对那家大公司有所顾忌，但是这个案子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和言论自由，所以，许多法学专家和民权组织站到了哈马迪的身后。最后，这场持续了五年的官司终于有了公正的判决，加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两轮判决，站到了哈马迪一边。”唐清看着滔滔不绝的Sam，说：“你是在给我信心吗？”“不仅仅是这个。我觉得你一定会胜利的。你一定要坚持，因为任何人单势薄的个人与强大势力的抗衡都不是顺利的。”坚持，坚持，再坚持。哪怕啼莺喊破了嗓，雏鹰折断了翅膀，也要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