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知节消极待命,王文度天天训练军队,弄得大批人马不得歇息,苏定方暗自着急,突厥人十分快乐地跑来和人困马乏的唐朝军队交战,最后,程知节、王文度大败而归,李治一气之下想把这两个人都斩了,好不容易忍住脾气,留下了他们的命。在听了详细的战情汇报后,李治决定启用苏定方为元帅。李治选人有自己的一套,他选的武将,很少走眼,也注意用科举提拔下层士人,这是他的成功。他选的文官也不错,至少在治国方面,没出过什么大娄子,但是,这些文官对他本人来说,却是个灾难。这个我们后边还要说到。选定了主帅,经过休养生息,六五七年,李治派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带兵西征阿史那贺鲁。大军临行前,有个叫薛仁贵的将领上书说:“师出无名会导致失败,师出有名百战不殆。西突厥首领泥熟平日安分守己,阿史那贺鲁叛变时,泥熟没有跟随,因而被那贺鲁击败,他的家人也被俘虏。我们如果在那贺鲁的军队里俘虏了泥熟的家人,应该将他们平安送还给泥熟,不但泥熟感激陛下的恩德,西域百姓也都会知道陛下的仁慈。如此一来就能保证我军得到人心。
”大军将行,李治从善如流。把这个任务也交给了苏定方。苏定方在贞观初年就已为官,此时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带领唐兵和回纥兵一方面火速出击,在阿尔泰山击破突厥处木昆部,一方面又命投降唐朝的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招降他们的老部下。苏定方没有忘记薛仁贵的建议,他把俘虏来的泥熟部落成员还给泥熟,泥熟部众感激不尽,恳请随军为苏定方效力。刚刚与泥熟部落结盟完毕,得到消息的阿史那贺鲁已经率领十万军队,将唐军团团围困。此时苏定方手下只有不到一万人,形势危险,他判断唯有硬拼才能解围。苏定方命唐军不要自乱阵脚,以步兵持矛持盾列队在南原,亲自带骑兵守住北原。中国与西北游牧民族的抗争,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匈奴人屡次侵犯各国边疆,秦国和赵国深受其害,只能高筑城墙稳固边防。赵国一代明主赵武灵王为对抗匈奴铁骑,在全国颁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训练本国骑兵以对抗匈奴。及至秦朝,“城墙+步兵+骑兵”仍是秦始皇对付匈奴的基本战略。万里长城就在这个时候被修筑。
到了汉代,汉朝军队普遍应用“战车+步兵+骑兵”战术,又有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天才将领,终于将匈奴打到一蹶不振。隋朝,讲究效率的隋文帝老谋深算,使突厥分裂,分而治之,强大的突厥面对隋朝,再无反击之力。直到隋末大乱,突厥人才缓过气,三番两次跟着并立的群雄凑热闹。等唐朝统一,李世民继位,才有时间派兵和突厥人算账。总的来说,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术有三种,一种是城墙防守战术,一种是联合出击战术,一种是外交战术。多数时候,中原处于被动应战位置,在少数时期,例如汉武帝时期,中原人依靠强大国力主动出击。苏定方将军也赶上了好时候,高宗继位后,经过贞观时期的积累,大唐国力已经上了一个台阶,有底气的将军自然也能鼓舞手下人的士气,苏定方号召士兵奋力抵抗,那贺鲁三次冲击苏定方的战阵,均无功而返,苏定方趁着敌军颓势,率骑兵大举反击,追击敌人三十余里,数万突厥人丧生。防卫战固然考验主将的勇气,追击这个命令更能体现主将的智慧和作战风格,追击,既要判断敌人是否佯败诱敌,以防备敌人再次包围,又要懂得追击的适可而止,避免孤军深入。
苏定方把握了这个分寸,既长了己方的威风,又没有损失大唐的战力。第二天,唐军势如破竹杀向那贺鲁,沿途的突厥部落看到唐军声势,纷纷归附。这时,天降大雪,诸将商议放晴后再去攻打那贺鲁的老巢。苏定方想到那贺鲁必然因大雪而暂时松懈,号令大军追歼突厥士兵。当时阿尔泰山雪深足有二尺,唐朝骑兵步兵昼夜兼程,直抵阿史那贺鲁的大本营。突厥人措手不及,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慌忙逃跑。真正的名将,不光会打仗,也会善后。苏定方大获全胜,将从阿史那贺鲁处取来的财物、牲畜全都分给突厥各个部落,命他们恢复生产。不久,阿史那贺鲁被擒获,唐朝在这一地区分别设置都护府,以招讨使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为都护。曾给自己下马威的阿史那贺鲁成为阶下囚,李治找到了信心。苏定方的功劳,更让李治铭记在心,从此李治明白,一个外患频繁的国家能够保持长治久安,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批保家卫国的名将。这以后,李治提拔了更多的将军投身大唐边防事业 。李治一生最得意的事,就是他一手任命的这些将军。
突厥的事情还没完,公元六六一年,铁勒九姓突厥(九个突厥部落)进犯唐朝边疆,这一次,李治将曾献“怀柔泥熟”之策的薛仁贵推到了副将位置。三箭定天山唐朝名将众多,各有功绩,后人经常争论究竟谁是唐朝头号名将,有两个人提名率最高,一位是前面书上详细说过的李靖,另一位就是薛仁贵。薛仁贵不是贵族出身,六四四年,唐太宗伐辽,原本是农民的薛仁贵应征入伍,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进入军队的薛仁贵杀敌勇猛,连立战功。在太宗伐辽一战中,高丽将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二十万前来援救,薛仁贵身着白衣,单枪匹马冲入敌阵,高丽军大乱,唐军趁乱出击,大败高丽军。薛仁贵骑着战马凯旋而归,李世民喜出望外地说:“得到辽东我不高兴,我高兴的是得到爱卿你!”也难怪李世民感叹,当时的李世民进入暮年,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同伴死的死老的老,大唐军中面临着盛极难继的危险。突然看到薛仁贵这样勇猛的将领,怎能不欣喜。回朝后,薛仁贵被任命为右领军郎将,守卫宫城北门。
一朝君主一朝臣,李世民死后,薛仁贵的晋级之路暂时中断,他只能做个宫城看门人,六五四年夏天,山洪暴发,洪水冲进北门,守卫的士兵四散逃命,薛仁贵大怒说:“天子有难,怎么能逃命!”接着,他大声向宫内呼叫,高宗从梦中惊醒,躲过一劫。事后他感激地对薛仁贵说:“幸好有爱卿的呼叫,我才免于溺死。我今天才知道什么是忠臣。”薛仁贵冒死呼救这件事,李治一直记在心里,对薛仁贵这个人,从此也另眼相看。六六一年,李治任郑仁泰为主帅、薛仁贵为副帅讨伐九姓突厥。出征前,李治命人拿出盔甲,对薛仁贵说:“朕听说,古代善射的英雄能一箭射穿七重铠甲,爱卿,你试试看能不能射穿五重。”薛仁贵搭上弓,弓箭穿五重甲而过。李治又惊又喜,忙让人翻腾出最坚固的铠甲赐给薛仁贵。大军从长安出发抵达西域,铁勒部落依山扎寨,连派数十员大将出战,薛仁贵一马当先,打败这些大将后,挽起弓射出三箭,击毙了突厥军队的三名首领。薛仁贵神勇如军神,突厥顿时溃不成军,下马投降。开战大捷,唐军一鼓作气生擒了铁勒部落的首领,这一仗干脆漂亮,当时大唐帝国上上下下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三箭定天山,是薛仁贵将军的得意之作,但这次战役也遗留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薛仁贵,他将投降的突厥士兵就地活埋,古代行军,“不杀降”是一条守则,直接关系到将领的名声,将领一旦接受了敌人投降,就不能出尔反尔,杀害投降的士兵。战国时代秦国有位将军叫白起,他曾带领秦国军队在长平战胜实力强劲的赵国,长平之战,赵国四十万投降的士兵全被白起坑杀,从此赵国一蹶不振。功高震主,后来秦王赐白起自尽,愤愤不平的白起问旁人说:“我对国家尽心尽力,为什么也落得这种下场?”思考片刻又说:“是了,我在长平坑杀四十万降兵,这就是原因。”汉朝有名的飞将军李广,屡立边功,他年老的时候,比他小得多的将领早已位列王侯,他却还是一个偏将。有一次他找到一个算命的人询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封侯。算命的人打着哈哈说:“李将军,你想想这辈子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李广想了想说:“有一次我和羌族人作战,曾诱使八百多个羌族士兵投降,然后又把他们杀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算命的人连连摇头说:“祸莫大于杀已降,这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在我国古代,“不杀降”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不但将领们引以为戒,就连普通百姓也知道这个道理。再加上古人迷信,相信杀降会遭报应,多数将领不会杀害投降的人。所以,薛仁贵杀降一事经常被后人指责,大唐一向对西域实行招讨怀柔政策,杀降显然违背了这一政策,这是这场战争的不利影响之一。不利影响之二,唐军得胜后,很多突厥部落想要归附唐朝,主帅郑仁泰一律拒绝,继续攻打这些部落,结果突厥人四处逃亡,郑仁泰的战线拉得太长,只能无功而返,逃逸的突厥人在数年后卷土重来,再次成为唐朝的边患。
而且,郑仁泰和薛仁贵一主一副,配合默契,得胜后烧杀抢掠,薛仁贵还弄了个突厥美女做小妾,唐朝在西域的形象一向不错,这一回可是大大丢了脸,这是不利影响三。郑仁泰和薛仁贵带着财宝、美女回到长安,等待他们的照例是文臣们的奏折,不断有人上书指责他们的做法,李治虽然也有点气,但想到高丽那边还要继续打,也不好发作,压下了厚厚几叠奏折,照样重赏了两位将领。收拾完突厥,李治打起精神,准备完成攻打高丽这一大业。面对曾让隋炀帝和唐太宗栽了跟头的高丽,李治知道论国力自己敌不过隋炀帝,论才能自己不及唐太宗,但是,他比杨广和李世民都幸运,他拥有天时。而且,在过去的几年,李治已经率先将高丽的同盟国百济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