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调查的焦点在哪里，李顿清楚，关东军也清楚。因此，一方是要尽力了解民意，另一方却是要拼命“制造”民意。
民意也能“制造”？
怎么不能？
先是要去掉关东军痕迹，让调查团认为满洲已经是真正的“华人治华”。
调查团没到沈阳之前，日本人就忙开了。原先满大街宣示“皇军军威”的标语都被刷了个干净，连日本宪兵队门口挂的木牌子都先摘下来，准备等调查团走后再挂。
李顿一行无论是到沈阳还是哈尔滨，能够看到最多的人，除了警察，还是警察，而且清一色的不是中国警察，就是白俄警察（俄国人干这职业就跟印度人适合做巡捕和门卫一样），愣没一个日本人掺和在里面。至于当兵的，也都是伪满的中国兵，那什么日本关东军和宪兵队，就跟稀有动物一样，一般情况下绝难见到。
他们都回日本去了？
没有，哪能呢，都还在街上站着哩。只不过换了个马甲，披上了伪满洲国的军装。
皇军变成了伪军，尽管很委屈，但暂时也只能这么受着。
就这样，还是出了娄子。
在调查团刚刚抵达哈尔滨时，一个负责警戒的日本宪兵（当然是穿着伪军马甲的）忽然向调查团冲了过来，手里还举着一封请愿信。旁边的日本军警顿时都傻了眼，赶紧一拥而上，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一边。
一审讯，原来这个日本宪兵是朝鲜人。他见国联来调查东北，就想到自己国家的惨状，便打算趁这机会找调查团鸣冤叫屈。
用他信中的话来说，满洲才不过被日本占领了几个月，国联就这么重视。我们朝鲜被日本吞并20多年了，你们怎么连管都不管？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都能出这种事，真是防不胜防，可把老特务土肥原给累坏了。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他干脆也组建起了“请愿团”。
当然，“请愿书”都是事先编好的，去的人只要签个名就行。除此之外，在见到李顿调查团后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也都规定好了。简单说来，就是只准讲“满洲国”好，不准讲“满洲国”坏，如果现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或者干脆不说的话，回来后枪毙！
土肥原想想这样还不保险，声势不够大啊，于是又琢磨出了一个群众游行的点子。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管他是华人还是白俄，只要名义上跟日本人没牵连的，都被他赶到街上去游行。在日军的枪口下，大家迫于无奈，只好左手举“满洲国”旗，右手拿“执政”画像（溥仪的），一边走一边高喊“满洲国万岁”。
此举就是要让调查团看看：这里的群众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国家——满洲国啊。
到这里，关东军认为应该万无一失了。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还怕个甚？！
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号“聪明人”。
大漏勺
在所有“措施”里面，土肥原们最自鸣得意的，大概就是把调查团所住宾馆围得犹如铁桶一般的警察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漏勺。
这些警察当然不敢用日本人。离调查团这么近，要是谁急了，一不小心来上一句“八格牙鲁”，那就全露馅了。只能用中国人，至多也是白俄或者朝鲜人。
在派他们前去执勤时，土肥原们可是都交代过“纪律”了。这些人当面答应得很好，一转身就都变成了东北版的“余则成”。
身为基层警察，他们平时没少受日本人的气，而且都清楚地知道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实际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不仅他们本人成了揭露东北真相的活证人，而且主动张罗，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巧妙地帮助调查团秘密会见了许多相关人士。
在东北调查期间，李顿调查团共收到各方来信1500多封，其中多数都是通过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警察们转交的。
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趁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给调查团递话：别看那信，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
在所有调查团成员中，被关东军“关照”备至的自然是中国顾问顾维钧。他是享受“星级待遇”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被警察看得死死的，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其他人可以出门，他则哪儿也不能去，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旅馆里。至于想见见东北的中国人，那更是连想都不要想、提都不用提的事情。
但顾维钧是什么人，那是老江湖了。这点小伎俩，在他看来，简直有些弱智。
你们不是不让我出去吗？行，出去我还嫌不安全呢，有你们在这里保护我最好不过。
不能走路，不是还有张嘴吗，搞外交的靠什么，就靠一张嘴。
只能做住家男人的顾维钧充分发挥了他名嘴的作用。李顿告诉他，很多受调查的中国人不敢讲实话。他就向这位调查团团长面授机宜：有人是肯，也敢讲真话的。
谁？
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的那些中国经理啊，虽说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属于英美雇佣并保护的高级职员。日本人轻易不怎么敢动他们。阁下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
李顿一下子茅塞顿开。
搞调查这个东西，怎么提问非常关键，那是有很多道道的。
对顾维钧十分欣赏的李顿采纳了他建议的很多调查问题。
比如：当初到底是谁陪同溥仪到长春的？（可得出结论：土肥原）
满洲国是谁发起的？（可得出结论：关东军）
满洲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可得出结论：前者就是后者鼓捣出来的）
这些问题，虽然看上去都是一些细节，却都是最能够揭露伪满实质的一把把利剑。
伪满真相
在满洲的这些日子里，李顿拨开云雾，逐渐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这个“满洲国”来历不明，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弄出来的一个怪物。不仅如此，它在满洲还得不到当地中国人的支持，相当的不招待见。
让李顿惊讶的是，在满洲，不仅基层老百姓不认可这个“满洲国”，就连“满洲国”自己政权里的中国官员也是一肚子牢骚，说自己就是日本人威逼和监视下的一个傀儡而已。
对现状不满的，还有东北当地的企业家、银行家等中国富商（白俄商人也一样）。
他们苦啊。自从“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侵占东北并建立“满洲国”后，这些人就成了被绑票勒索的重点对象，而热衷此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土肥原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军警。
东北的日本军警机构之多，已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其中有直接向东京负责的日本特务机关，有关东军和他所掌握的宪兵队，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警察：“满洲国”国家警察、市警察、日本领事馆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
这帮人各管一摊，谁都不鸟谁，而且又都要搞“创收”，在东北的中国富人便成了他们眼里的唐僧肉。
有的富人今天被这个以“中国奸细”的命义招呼，明天被那个以“抗日分子”的理由传讯，大牢简直变成了他的另一个家。弄到后来，钱都被掏空了，还有不知道的部门急吼吼地把他列入敲诈名单呢。
这类好事儿，一向善于帮关东军敛财的土肥原当然没少干，而且还干得十分“漂亮”。
那会儿，来满洲混的，不光有中朝日，还有五湖四海的各种老外。
一次，宪兵队两个日本大尉串通了两个老外——一个是宪兵队的老外（俄国人），一个是在特务机关供职的老外（没查到是哪国人），几个人联起手来出去敲竹杠。
不幸被他们敲诈的“唐僧”是位洋行经理，拿的是洋钱，所以这回大发了，几个人一下子就拿到了18万（单位：美元）。
完事后，按说大家都出了力，起码要五五分账的，然而两个大尉却独吞了其中的16万，只给了俄国佬和特务老外各1万，而且名义还是“封口费”。老外知道这是日本人控制的地盘，再有想法也没辙，只好鼻子一捏，认栽了。
毕竟多少也还到手了1万美元，不是个小数字，特务老外回去后还是很高兴的。
可他没料到的自己到手的那点钱，很快就有人惦记上了。
没过几天，日本领事馆警察找到他，让他拿8000美元出来，否则就要下令逮捕。
老外当天就跑了。
人家也不是傻瓜，这不分明是一副鸟尽弓藏、赶尽杀绝的架势吗？
老外上头还有老外。日本特务机关是属机关长土肥原管的。这上级老外查明原委后，就来找土肥原，让他管管这种随意敲诈、无法无天的事。
土肥原一听，果然大为光火：这两个笨蛋大尉，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谁给他们权力把钱分给老外的，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美元啊，我们关东军正缺经费呢，2万美元，啧啧……
彻底无语。
逃路的老外没法子再追回来了。他就下令把俄国佬抓起来，花了一个月时间，逼着这个倒霉蛋把花剩下的9600美金又全吐了出来。
宪兵队的两个大尉见状吓坏了，以为土肥原肯定饶不了他俩。还好，对于自己人，这位机关长心里是有数的。在他们被迫将自己的16万美元交出后，土肥原竟然如法炮制，也给了他们俩一人1万，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带着余下的那14万走人了。
至于那个被关进局子的俄国佬，交出钱后还回宪兵队干活——白俄的工资不高，劳动力成本低啊。
一旁的上级老外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都叫“原”，但论眼光和头脑，这个土肥原还真的不能和石原相比，只可以用鼠目寸光来形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在关东军统治下的东北是多么混乱和不得人心。别说那些真正的抗日分子了，就是本来想息事宁人，过过太平日子的商人和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也得被逼着造反。
对于有注重民意传统的西方人来说，东北民众提供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至此，调查团已对伪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接下来，李顿他们还想再约见一个人。
对于李顿调查团来说，如果不能见到他，伪满问题还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这个人不仅和日本人干过仗，弄得世人皆知，还曾参与过“筹建”伪满，这样重要的一个见证人，调查团怎么能不见呢？
这个人，当然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传奇人物、“抵抗将军”马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