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日伪其实纯属没事找茬。
到现在为止，满洲国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热闹过后却发现无人捧场，也就是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
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来的国联调查团好好说说“满洲国那些事儿”，可人家没好气地来了一句：满洲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此时的“满洲国”就像那个戴顶帽子就想装人样的猢狲一般，只好涨红着脸，躲一边去了。
郁闷啊，一定得想点办法才行。
事情交给了伪满“外交部”。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叫谢介石。
他是台湾新竹人。
当年跑到满洲来碰运气，除了日本人、朝鲜人，还有台湾人。
那时候的中国台湾人其实也就是日本人。
这个好像有些不对，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或思维模式来看问题。中国台湾割让那么多年，总督都换了好几个，而且客观地说，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治理还是不错的，也很注意收买民心。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聪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后，在中原仍然是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则不同，属于拨着算盘过日子、平时买个萝卜青菜都要记明细账的那一类。
虽然他一到中国内地就会失心疯一样地乱打乱杀，可那是因为明知都不是自己的东西，糟蹋了也无所谓。台湾你试试看，锅碗瓢盆哪一样弄坏了，最后还得自己买单。这种傻事他可不干。
我看到过一则回忆材料，说抗战胜利，中国台湾回归后，当地人发现来接收的民国政府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好，很多人甚至都怀念起了日据时代。
这恐怕是事实，虽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会很不是滋味。
谢介石为了出来混，还把他的日本国籍改成了中国国籍——抗战胜利后，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汉奸抓了起来，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彼时的谢介石却是台湾人的偶像。因为台湾是个小地方，像他这样能在外面做到这么大官的，还是第一个。据说，当时沿着他的“成功足迹”，跑到满洲来求“发展”的台湾人有成千上万。
有着中国国籍，却有着日本和中国台湾情结的谢介石，当然不会向着中国说话。不过一般情况下，外交部还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下属比他还牛。
一般情况下，他得听他下属的——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
在伪满洲国，只要总长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次长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摆设，后者才掌握实权。
大桥认为，既然李顿调查团不把我们当棵菜，那就找借口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满洲国”是个人物，也才能引起国际的关注。
可是怎么给颜色呢？
李顿调查团里的那几个“鬼畜”所代表的国家都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就只能找中国人的麻烦了，而且顾维钧早在巴黎和会时就出名了，日本人对他也相当忌惮。
为了不让顾维钧入“满”，大桥找了一个纯属莫须有的理由，说中国顾问一来，就会干扰公正调查，对“新政权”（伪满）不利。
真是笑话，那日本顾问不还一路跟着去了上海吗？
大桥的说法是：你说的是日本顾问，我这里是满洲国，跟我们不是一家的。
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调查团知道一下，我们“满洲国”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摆着看看的，我们是有力道的，是独立国家，想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
如果这事办成了，李顿调查团再回去一宣扬，伪满自然就会倍儿有面子，不怕其他国家不承认。
调查团团长李顿生气了。
堂堂调查团的顾问竟然不能一道进满洲，哪有这种规矩？
他马上找芳泽外相：搞什么名堂你们？
芳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副很吃惊很无辜的样子：我们这是两个国家唉，他们不一定能听我的（“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不过您老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他装模作样地发了份电报给日本驻长春领事（伪“满洲国”的“首都”在长春），让领事通过外交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斡旋（指伪“满洲国”和中国政府）。
其实他与大桥在这件事上一直有电文往来，后者想怎么做、目的是什么，都要一一向他汇报。
你们就做戏吧。
顾维钧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调查团的人，随团出关入“满”那是我的正当权利，决无动摇。
对此，李顿代表调查团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既然日本顾问可以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那顾先生同样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们也不去。
这下子大桥没话可说了，毕竟他不敢把调查团的人都得罪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进入东北的路线上挑起了剌。
调查团本来是要走陆路，即从北平直接前往东北。大桥提出来，走陆路不行，你们得走水路，乘船从大连进入东北。
在伪满成立以前，大桥干的一直是领事，因此对许多外交细节都很注意。他提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走陆路，必然要出山海关，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让调查团看到什么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如果走水路，这些顾虑就没有了。因为大连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被日本占领着，“九?一八”事变时也没打过仗，比较“经得起看”。
对这个提议，李顿起初不同意，但当调查团一行乘坐专列要出关时，却被驻在山海关的关东军给拦住了，说只要顾维钧在火车上，他们就坚决不会让车开过去。
眼看时间越拖越久，实在耽搁不起了，调查团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过“努力做工作”而达成的妥协方案，即由李顿率调查团经山海关走陆路，顾维钧随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国方面派军舰护送至大连。
制造民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调查团终于到达沈阳。
看到顾维钧跟着调查团一齐出现在面前，大桥没皮没脸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可是让姓顾的进来了，你们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让他进调查团过把瘾。
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李顿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别人屋檐下，有时低低头也是必要的，就应承了下来。
来到东北后，一开始调查团并没打算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但关东军马上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起了绊子。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你知道，在这块地面上如果不跟伪满打交道，绝对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在这种情况下，李顿才感到如果坚持不跟伪满打交道，这趟调查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他首先登门拜访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说希望通过他与“新政府”（伪满）取得联系。
看到调查团已经知情识趣，改弦更张，本庄繁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就帮他去找人了。
接下来，调查团逐一会见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方主要当事人以及伪满包括溥仪在内的部分高官。
在会见过程中，李顿始终只认真聆听而不轻易表态。
几天之后，他基本理清了头绪——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共两个。
第一， 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第二， 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第一个是责任问题，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不是有一个柳条湖吗，去看看现场就知道了。
第二个才是关键，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决定着满洲问题该如何对待、怎样处理。
如果建立满洲国是东北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当地人拥护它，那这就是中国的内政，国联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设后面还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黑幕和猫腻，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围绕满洲国问题的调查，一场看不见的暗斗已经悄悄布局。
在这场斗争中，为了揭露事实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在哈尔滨，就有5名中国人、2名俄罗斯人、1名朝鲜人因向调查团递交请愿书而惨遭毒手。至于被逮捕、关押并受到迫害的则更是不计其数。
睿智如李顿，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会如此疯狂地掩盖事实真相。
为了演好这场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戏，板垣和土肥原，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哈尔滨，可都是机关算尽，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有一阵，甚至连最善此道的老特务土肥原都忙得晕头转向，经常神经过敏。
那个身为伪满外交次长的大桥没羞没臊，厚着脸皮硬是要挤进调查团，当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和阻挠调查团的行动。
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关东军还派来了大批警察为调查团提供“保护”。一夜之间，调查团的周围几乎都变成了警察的世界。
在所住宾馆里，除了调查团的人，其实都是警察。旅客是警察，服务生是警察，连来收垃圾的都是警察。
不爽，想上街？
告诉你，街上也一样，凡调查团能接触到的，无论是商店老板，还是饭馆小二，甚至一个剧场卖票的，他们的秘密身份都可能是：警察。
实在受不了你们，钻厕所吧，这样你们总没办法了吧。
别做梦，没准旁边蹲坑的正在给你做记录呢。
这些警察除了要“保护”调查团兼客串群众演员外，还得去那些“可疑人士”的家门口站岗望风，以防止他们跟调查团接触。
所谓的“可疑人士”那也不是一点半点，凡是有俩钱的中国商人大都划在此列（原因后面还要说到），所以到后来，警察都不够用，无奈之下，土肥原只好把一些土匪出身的人都找出来，扔件“满洲国”军装往他们身上一套：去，别闲着，给我放哨去。
有人怕这些有“案底”的人乱来。土肥原的说法是，从现在开始，这些人就是满洲国士兵了，他们就算犯了罪，也跟我们日本无关！
令人发噱的是，这帮土匪还真以为“皇军”老人家要重用他们，因此表现得十分敬业，让他们站岗就站岗，让他们盯梢就盯梢，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就在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后，他们还缠着土肥原给他们转正，说是再也不想当土匪了，要长期吃“公家饭”，干警察，把个土肥原弄得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