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的具体设计由总后勤部建筑设计院承担，技术交底时，四建一处年轻技术员崔安远做为乙方代表，面对军内外的老专家，一口气提出了二百零九条疑问；
为了给礼堂选配最好的花岗石料，七十多岁的市建材局老局长、重点办顾问孙潮海，亲自爬上市郊几十里外的山头查访验证；
为了选购质量最好的马赛克和大面砖，四建材料科长杨肇启、质量监督站工程师宋海义，跑了十几个城市，退货换货不下四五次；
为了保证二层前厅的软塑料底模金镜板安装效果，中建八局装饰公司经理方世明，亲自作过五十多次试验；
只因为出现了两个米粒的偏差，三建六十七岁的老师傅姬长明带着工人，把已经贴上墙的马赛克，用锤头全部砸下来，以至被人误以为是破坏，报告到保卫部门，闹出了一场笑话……
让我担任会战总工程师，最早是军区何哲明总工程师推荐的。那年军区体育馆是他负责设计，我负责施工的。这一次他代表建设单位，我代表承建单位，一直合作得很愉快。但围绕二层看台的施工方案，我们产生了分歧意见。看台为悬挑式结构，上无梁下无柱，只靠三面墙壁支撑。从设计上说无可指责，但施工难度很大。何总主张混凝土浇筑按东西平行方向进行，理由是可以减轻因震动而引起的钢筋与水泥相脱离现象。我从六十年代初国棉四厂大车间建设的经验，和中国大剧院所采取的新工艺中得到启发，主张混凝土浇筑按看台高低不同自下而上进行。何总的方案比较稳妥，质量系数不是太高；我的方案比较大胆，施工要求极高，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整个礼堂墙倒屋塌的结局。何总坚持何总的方案，我坚持我的方案，谁也不肯退让谁也说服不了谁。指挥部只好召开论证会，由赵聚堂副指挥拍板采用我的方案，同时吸取何总方案中的某些长处。何总对自己的方案遭到否决很不高兴，但施工时他多次到现场督促指导，成功后他第一个跑到我面前表示祝贺。
礼堂工程牵动着许许多多建筑职工家属子女的心。我老伴每天晚上都要到路边去等我回家——自女儿小娥去世后她一直都是这样。我回家没有准时间，她经常要等到夜里十一二点。每次把我等回家后，她又忙着端饭，忙着用温水给我擦洗断臂。端着、擦着，忍不住就打听起工地上的事。那次听说礼堂主体已经起来了，她带着三岁的孙子挤着公共汽车上了工地，上了礼堂的看台。最逗乐的还是孙子，他一边登登登地向上爬，一边大声嚷着：“奶奶！等我长大了，也跟爷爷一样盖大楼！”引得工人们放声大笑。老伴笑过却悄悄地抹起眼泪。我知道她准是又想起了“文革”时我受的那些磨难，想起了顺河商业街和我们最最心爱的女儿小娥。自从小娥离去，我把所有小娥的照片、衣物全部锁了起来，为的就是让她少勾起那些伤心事，可……
工程临近结束时，正赶上国家建设部监理司司长傅仁璋到济南检查工作，傅司长是工程质量检测权威，也是鲁班奖评委成员，何连生同志请他到新八一礼堂工地去看看，有没有入选鲁班奖的希望。傅司长一听是抢建工程立刻摇头，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在何连生同志再三请求下，傅司长只好答应到工地随便走走。但这一走，先是挑剔，继而是惊讶，最后是断然一声：“大有希望！”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仅鲁班奖稳拿到手，八一礼堂工程还荣获了国家银奖——比鲁班奖还要权威的国家级大奖。
田爱习（济南军区文化部长）
如是说——
距离旧八一礼堂拆除的那一声炮响不足一年零十个月，新八一礼堂以轩然之貌出现在济南军民面前。那是原八一广场腹地，如龙如虹的八一立交桥在她身侧飘逸，济南大厦、海关钟楼退为背景，而面前，横贯东西的经十路日夜不息地奔腾着车的激流、都市的激流。远看，新八一礼堂犹如一方浑然崛立的巨石，稳稳地植根在泉城的土地上；走近而观，峭耸的乳白色花岗石外壁，高悬的八一军徽与军徽下的黄河、骏马，以及古朴而新颖、简炼而丰富的内部配置，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独有的神姿异彩。一位诗人把八一礼堂比做凤凰涅槃，的确，如果说旧八一礼堂代表的是济南军区的过去，新八一礼堂则预示的是济南军区（也许不仅仅是济南军区）的未来。记住过去是我们的责任，走向未来则是我们义不容辞、前赴后继的使命所在。
八一礼堂最初面世的那几天，济南群众观者如云。那天军区首长陪同省和济南市的领导同志前来视察时，宋政委对我说：“礼堂建起来了，该让老首长、老同志和部队的同志来看看了。”看，自然不能只是参观，恰巧《开国大典》的电影片到了，我让文化工作站暂时不要向下发，先在礼堂集中放上几天。
第一场自然是老同志。旧八一礼堂他们留下的记忆最多，新八一礼堂也应当让他们最先留下记忆。军区的几十位老首长来了，军区和司政后几个干休所的老同志也都来了。预定七点半开演，通知入场的时间是七点，那半个小时是特意留出来作为参观用的。当老首长、老同志们伫立阶前，继而走进大厅，站在照得出人影的花岗石地面和包铜立柱前，或者攀援转梯登上二层看台，或者走进华光如金的休息厅，或者坐进舒适悠曼的自动式座椅，或者登上堪称第一流的自动舞台，他们流露出多少惊讶、赞叹和激动啊！这些穿草鞋、钻山沟，为了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安宁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士、老功臣，梦中何曾想到过军队能够建起这样“豪华时髦”的礼堂！何曾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亲身享受享受这种“豪华时髦”啊！
电影开演了，当电影上的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我看到许多老首长、老同志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电影结束，没有任何人暗示或提议，老首长、老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全场起立，发出了一阵如雷如潮的掌声。
那掌声持续了不下五分钟，把我的眼睛也拍湿了。八一礼堂啊，记下这个时刻；记下在你身边发生的每一个时刻吧！
四面出击与八面来风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乃至整个世界。这种改变决不只是变换了变换发式服装，而是从眼里、气质、胸怀一直到命运，甚至于包括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和世界的形态大小：过去的星球那般迷离神奇不可把握，如今清晰如镜毫厘可察；过去的世界那般之大之深之远，如今登星踏月举步可至。自然，把一切统统归于改革开放并不确切，那更多的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正是改革开放，把我们以及我们这片土地与那个发展的时代和社会沟通对接，才使得那一切变化都显得雷霆万钧和水到渠成。
十五世纪末叶，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出航，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用了将近三个月，而现在同样的航线，轮船十天半月就足够了。丝绸之路横贯东西，古代波斯商人自渭水西行转达罗马，没有三五年时间决不可能，如今同样的路程，汽车一两个月就可愉快胜任。马可·波罗一二七一年十一月随其父、叔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跨越帕米尔来东方，一二七五年五月才到达元朝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而今同样的距离，飞机只需要十几个小时的样子。退回十几年，西半球或太空中发生的变故，让中国老百姓亲眼看到是绝难想象的事，可十几年后，挑战者号升空的一声爆炸，立刻使亿万中国老百姓陷入无尽的悲痛……有人说，世界已经变得很小很小了。有人说，世界已经丧失了最后一块处女地。《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那种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房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天地，已失去了任何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存在，也只能存在于被当代都市喧哗骚扰得无可忍受的中老年人的梦幻里。此真诚哉，斯言也！
以封闭和贫穷落后的农村为证，改革开放前只要是城市人——无论大小城市的人去，总会引起一阵惊叹围观，连头上一块丝巾、脚下一双皮鞋也会被视为珍奇，议论上十天半月。如今城市人——哪怕你是北京上海人去，人家眼珠儿往往也不肯朝你旋转一下。论工作人家不比你差，论收入人家不比你少，论见识，人家皇冠、蓝鸟、奔驰一坐，高级宾馆、高级干部家中随便出入，城市人算得了什么！这也许并不通通合理、正确，但贫穷落后确被踩在了脚下。封闭等于落后愚昧，开放等于进步发展，作为被实践检验的真理，那是被镌刻在亿万中国人民心扉上的。
大城市、大都会的封闭不同于农村，开放自然也不同于农村。欧洲古人云：“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今人曰：“条条大路通北京。”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城市、大都会，理应“条条大路通北京”、“条条大路通罗马”，雄视八方、襟怀天下，义无反顾地走向陆地、海洋、天空……只有那一天真正到来，我们或许才能无愧地说：世界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世界。
出山第一仗
刘玉亭如果不能被认为是对济南那种封闭状态有切肤之痛的第一人，起码是最早有切肤之痛的几个人之一。那年他从建委副主任接任城建局长不几天，一次碰到分管公安政法的副市长王炳琴，王炳琴“威胁”地说：“老刘，我可是说了，要是因为路不好造成交通事故死了人，就把你城建局长逮起来！”翟永浡一次也半开玩笑地说：“济南路不平，去找刘玉亭！”刘玉亭说：“要平也好平，有钱有神灵。没钱喊破天，也是瞎叮叮！”他要的是钱，他的前提是钱。但钱恰恰没有，路恰恰要平，不仅市内道路要平，还要打开封锁济南与外界交通的四大卡口！
这个任务实事求是说上级并没有交代，完全是刘玉亭自己找来的。就陆路交通而言，济南东有济王公路，通向山东东部和胶东地区；北有一〇四、三〇八国道，通向山东北部和京、津、塘地区；西北有济齐公路，通向山东西北部和河北一带地区；西南有济微公路，通向山东南部、西南部地区，并与江苏、河南一带相联。四条主干线公路以济南为中心向外辐射，并把济南与全省全国联成了一个网络。按理说交通不可谓不畅通。但畅畅通通、宽宽平平的国道，一进济南市区就卡了壳——连接市区街道与国道的马路还是五十年代时的老样子，且多年失修，坑坑洼洼、曲曲折折。
交通事故还在其次，作为省会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南的车出不去、外地的车进不来，刘玉亭这个城建局长是自觉没脸当的。
八三年九月初公布的任职令，八三年十月初，刘玉亭就开始把“四大卡口”提上议事日程。
“济王公路是六十年代修的，济微公路通车四五年了，黄河公路大桥都上了国家的交通词典，到现在咱们济南还没接上线！这不单是咱们济南市的问题，也是全省全国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拖啦！”刘玉亭先在市里上下造起舆论。他读书不多，只上过几年小学，但凭着聪明和多年的勤奋努力居然写起文章，专门“揭露”济南道路建设的落后和四面封闭造成的恶果。文章在济南日报发表，又被送到市委市府领导同志案前。市委市府领导同志当即表示了支持和赞赏的态度。
支持和赞赏很重要，但没有触及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钱，不仅城建局拿不出钱，市里也拿不出钱。刘玉亭把眼睛盯到省里：干过多年建委副主任，他知道省财政部门和计委手里都有一笔用于城市建设和交通能源建设的资金。
但省里的钱硬要是要不来的。刘玉亭主动帮助为省有关部门搞起“服务”：人家办公楼外的道路破得不行，他找来市政公司修得明光锃亮；人家宿舍院里栽树很少，他派人买来上好的苗木，几天形成了小小的绿荫；人家表示感谢，他连声回答应该应该。在经过这样一段感情沟通之后，他拉上建委主任马芸生，找到省财政部门的领导汇报起四大卡口的问题。省财政部门的领导同志对问题也有同感，表态说可以考虑，刘玉亭不几天又拉上副市长郭德耀登门“汇报”。一汇报二汇报，汇报到第四次时，省财政部门这笔钱有了着落。但还不够，于是又跑省计委。省计委负责这件事的一位处长是刘玉亭的老相识，被刘玉亭一番诚言打动得也表了一个可以考虑的态度。可以考虑离正式列支批准还差着不知多长距离呢！刘玉亭不管那些，回来把市政公司和历下区、槐荫区动员起来，一下子把两千多人的队伍同时拉上了四个卡口。线路定了，旧路豁开了，沙子石子运上了工地，刘玉亭这才找到省财政部门和省计委，邀请人家到现场考察。
考察的内容不用说还是合理性、必要性和能否列入计划的问题，省财政部门和计委的同志欣然前往。但车到现场，一下子全愣住了。
“老刘，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省计委那位处长，脸上先是布起了一层阴云。
“没搞什么名堂，我这是想尽早，边干着边……”刘玉亭试图淡化空气。
“没搞名堂？你这计划还没列就干上了，天下哪有这种规矩？”对方还是很严肃的样子。
刘玉亭只好正视问题，说：“我承认这么干不对，该受批评。可我年底得把工程拿下来，拿不下来我这局长没法当了。你们省里的领导高抬贵手吧！”
“算了算了，老刘也是迫不得已嘛。”倒是财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为刘玉亭开脱起来。那位处长本也无心刁难，脸上的阴云旋即也被一阵风吹走了。
计划批准，经费拨到，整整两千万！刘玉亭用这笔钱一脚踏平了四大卡口的同时，还建起了几座铁路立交桥，使市区内被铁路分割的“卡口”也被同时踏平了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