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锦州期间，我军的一队战士，行军经过一座苹果园。时值秋天，因为战争的缘故，果园无人管理，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有些过于成熟的果实，纷纷跌落在地下。然而，没有一个战士俯下身去捡拾，更没有一个战士伸手枝头采摘。新华社随军记者写了一则报导，毛泽东看到了，便作了批示，说，“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于是，这成为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
精神这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具有，或者不具有，对这个人来讲，却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
李清照，中国文学史上最重量级的女性诗人，近一千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胡适也说过：“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如此肯定的评语，出自此公之口，当更有说服力。如今，崇胡者甚众，与过去打胡者甚众，都是一种情绪上的扭曲和偏颇。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好过激，好响应，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若撇开一时的政治因素，就做学问这点上，胡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在“有天才”前，再加上个“最”字，可见对她的推崇。他还说，由于她“才气纵横，颇遭一般士人之忌”。这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人遭忌，是太常见的事情了。道理很简单，谁让你李清照“才气纵横”呢？你一纵一横，四面八方，全是你的天下，那些无才的前辈、同辈、后辈，能不打心里腻味你（这算好的）、反对你（这算说得过去的）、打击你（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如此）吗？
此语出自胡适《词选》的小传。原文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她的父亲李格非曾以文章受苏轼的赏识；母亲是状元王拱辰的女儿，也能做文章。她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二十一岁时（1101）嫁太学生诸城赵明诚。她自述他们的家庭生活道：‘侯（即赵明诚）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子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金石录后序》）金兵南侵，他们带了他们的书画古器避到南方。建炎己酉（1129），明诚病死。她奔走台州、温州、越州、杭州之间；家藏书物，十去七八。绍兴壬子（1132），她年五十二，那时她住杭州。甲寅（1134），她避乱西上，遂居金华。死时不可考，约在1140年以后。她有文七卷，词六卷，今皆不传。所传的只剩一些零散的诗词。”
所以，天才投错胎，时间不对，空间不对，跌进了小人堆，掉进了恶狗村，那就雪上加霜，不得好日子过了。
李清照的一辈子，过得很坎坷，很倒霉，很不走运，很受到同时代人的垢辱。她又挺爱国，挺爱这个对她很不怎么样的宋朝，所以她说什么也不能当亡国奴，说什么也要跟着这个居然没有被人灭掉的赵氏王朝，从北宋跟到南宋，从徽宗跟到高宗，从的烁光辉的诗人，到一文莫名的嫠妇，从海内传诵的词家，到不知所终的孤魂。究竟，何年何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一概不知，比一条流浪狗的下场更惨。这说明中国的宋朝，是个多么糟糕的王朝，它连本朝最有天才的女诗人，都弃若敝屣，这个王朝，不亡何待？
幸好，中国人记住她的作品，中国人怀念她的精神，她在文学史上凭真实力、凭真本事，所达到的被人推誉为“最”的地位，并不因她悄无声息的死而湮没；相反，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人们对她的理解，她的形象也愈益高大，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愈益不可撼动。
文学史，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摆在书架上的，一种是放在人心里的。摆在书架上的文学史，可以装进成千上万位作家诗人的名字；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一百位。这其中，就有李清照。每个读过宋词的人，都会记起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七字叠句，这些字，似乎并不艰深，似乎并不复杂，但她创造出来，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她深入人心的品牌，凭这，当然也不完全凭这，大摇大摆地走进这部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永远活着。虽然她死得不明不白，不知下落，但人们脑海里总能涌现上来，那早年美丽端庄、文思奇诡的她，那中年奔波跋涉、坚忍不拔的她，那晚年人间蒸发，不知所终的她。
好作品会随着岁月的迁移，时代的变化，如老窖的陈酒，历久弥香。而泛泛之作，尽管曾经火极一时，尽管得过这奖那奖，尽管进了当代文学史，尽管宣布不朽。但时过境迁之后，色彩渐渐淡化，声音渐渐微弱，泡沫渐渐消失，镀金渐渐磨蚀，遂成镜花水月，过眼浮云。所以，同时代的人谈作品，人际关系、功利铨衡、政治考量、派性因素，是不能作数的。因此，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其中很多屁话，是不值一顾的。
也许，她知道，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余性专博，昼夜每忘食事”（《打马赋》序）；也许，她知道，历史，从来就是一面筛子，是精华，自然会留下，是糟粕，早晚要去除，一时火爆，不能持久，璞之剖玉，早晚间事。所以，她以自信，以达观，以完美，以一无牵挂的心态告别人世。果然，世事也正是如此这般地演变着，个人生前的不幸，因时过境迁而渐渐淡化，曾经遭遇的痛苦，因斗换星移也慢慢稀释。最后剩下来的，便是她璀璨的文学成就。那些小丑，那些败类，那些构陷，那些污亵，遂像泡沫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殆尽。于是，一个才华出众、成就卓越的李清照，便永存于这部人心中的文学史上。
其实，李清照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并不是很多，流传于世的词，不足五十首；流传于世的诗，不足二十首；流传于世的词学批评，只有区区五百六十字（如果不是别人为了骂她，录以存照，也许早消失了），然而，她却因此成为一位名显于生前，不朽于身后的大家。
第一，她以长短句，雄踞宋词的榜首，那些巾帼们、须眉们，不得不甘拜下风。
历代评家，对《漱玉集》，无一不持正面肯定的评价，而且抱有相当的敬意。清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推崇她为之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并以同籍自豪：“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即使如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批评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但也不得不承认：“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
宋以后的评家，则看重其超越性别界限的文学成就，认为未可以用一般女性诗人的水准视之。明人杨慎在《词品》中说：“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清人李调元在《雨村诗话》里，也持这样的观点：“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这就是说，一个作家，一位诗人，作品站住了，而且，还要站久了，才是正理。一时间站住，长期间的站不住，作不得数；长时间的站住了，而不是永远的站住，也作不得数。别说人心中的文学史，有淘汰率，书架上的文学史，也不等于阿猫阿狗都可以埋葬进去的文学公墓，也是要经常精兵简政，经常裁员缩编的。只有经得住时光的筛选，历久弥新，耐得住岁月的淬炼，永葆生机，这样的作品，才是文学瑰宝。那些为皇上所恩准，为衙门所册封，为市场所决定，为书商所追捧的文学，保鲜期很短，有效期有限，一时间内，经滚雪球式的炒作，上百万印数，上百万收入，上百人鼓吹呐喊，上百次提篮叫卖，看起来挺能唬那些乡下人冤大头的。但雪球这东西，虽能滚得很大，但接连几个晴天晒下来，就是一摊黑水加上一堆烂泥，别说新鞋不踩臭狗屎，就是旧鞋也避之惟恐不及的。
第二，她屈指可数的诗，其中数首，甚至还是断篇残句，却极具强烈的震撼力，尤其在国破家亡的时刻，简直就等同战斗的号角，催人奋进。
在她笔下，诗言志，词寄情，两者有着严格的分工。她写诗，非常的政治，非常的现实，极具丈夫气概，绝非小女子文学，表现出她内心中英武的一面。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说：“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绝非夸张地谈到她当时声望的非同小可，她的诗和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年（1130）九月，刘豫僭位于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李清照激于义愤，立作《咏史》诗斥之：“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朱熹评曰：“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王世贞评曰：“易安此语虽涉议论，是佳境，出宋人表。”其实，这两位的评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诗人作为时代的号手，在国难当头之际，群丑横行之时，不站出来棒喝、斥责、抗争，就愧对诗人这个称号了。这首诗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诗中所体现的爱国精神。
1125年（宣和七年）年底，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完以后，传位钦宗，次年的次年，1127年（靖康二年），北宋亡。高宗即位南京（河南商丘），遂为南宋建炎元年。徽、钦二帝都被金人掳去，中原大乱，李清照只好告别山东青州故居，随着这个衰败的帝国南渡。宋高宗赵构逃到哪里，李清照也就追到那里，历经颠沛流离，饱受战乱兵燹的她，提起笔来，与她写词的出发点系于个人情感，竟决然不同。她在诗里，更着眼于河山变色，社稷危亡，家国倾覆，乡土沦陷。满纸慷慨悲歌，一心恢复国土，我们能够体会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提倡杂文，应该如匕首、如投枪那样成为武器。那么，李清照的笔锋所指，痛斥苟安偷生的朝廷，讥讽“酒肉堆中”的昏君，揭露认贼作父的奸臣，唾弃望风而逃的将帅，无不发自诗人的良知，无不传递民间大众的悲愤。在这一时期中，诗成为她惟一的表达方式。她的“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她的“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她的“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她的“春残何事苦思乡，病里梳头恨发长”，都在说明诗人与她的祖国息息相关，与她的民族同声共气，她的责任感，她的使命感，使她不能自外于这个生死存亡的大时代，她呼唤抗战，她呐喊北征，总不能“子孙南渡今几年”地坐以等毙，也是那时与她一起南渡的中原士民的共同心声呀！
中国文学，自古就有小众和大众之分，因此，中国文人，从来就有关在象牙之塔和走向普罗阶层之别。当然，小众文学不是不可为，大众文学却是绝对不可少。大众，即大多数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你无动于衷，你全无心肝，你醉生梦死，你声色犬马，也就莫怪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抛弃文学，告别文学。当“靖康耻”成为全体中国人最抬不起头的污辱时，当赖以安身立命的国家、民族、乡土、故园，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曾经写出过，还将要写出更多美得不能再美的小众文学的李清照，也要发出这个时代里属于她的声音。这就是她的伟大，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失语于自己的时代，是一种失职，也是一种背叛。所以，她的这些诗，就是她的大众文学。
她的代表作《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她诗中的最强音，那种英雄气概，其实更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写照，千古传诵，始终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所以明人毛晋，这位收藏家、出版家，在重刻李清照的《漱玉集》后，于跋中不由感叹：“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
第三，她那五百多字，来龙去脉都不明就里的《词论》，使她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酷评家，一竹竿打翻一船人，那震动持续数百年。
长短句始于唐而兴于宋，但对于词创作的理论研究，却为数不多，李清照这篇《词论》，可谓先着鞭者。她开头讲了一个唐代歌手的故事，然后讲，词应该是可歌的，然后讲，词的音乐感和节奏感，然后讲，词与诗不同，别是一家，再然后，挨着个儿点名批判，直白道来：“始有柳屯田永者，出《乐章集》，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之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却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一网打尽，谁也逃脱不了本小姐的修理！
我估计，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照抄李的这段原文时，肯定是一脸官司，咬牙切齿。他尤其看不惯李清照笔下所流露出来训诲口吻，那从容不迫之自由，居高凌下之声势，肆无忌惮的锋芒，略无怯弱的勇气，让胡仔很撮火。据专家考证，一，没提南宋诗人，应为北宋时写；二，没提周邦彦，应该更为提前。这样算来，此文当系她在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间写就。天！那年她才二十七岁，约等于当下的考研读博的年纪，也太嫩了一点吧？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敢对扛鼎文坛的大佬们发难，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别看是说三道四，却言之成理，别看是信口雌黄，却无不中的。估计当时整个汴梁城，为之侧目，对这来自山东济南的小妮子，肯定产生惊鸿一瞥，耐不住满街打探的轰动效应。
李清照发表这篇宏论时，胡仔（1110—1170）刚出生，等到他来讨伐这位前辈时，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此人那样大动肝火，殊为不可解之事。他狠歹歹地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看来，胡适所言李清照“颇遭一般士人之忌”，确乎非同寻常。虽同为宋人，但已经隔代，可历史恩怨之耿耿于怀，宗派歧见之排斥攻讦，至少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间，仍是那些小心眼、没本事、会捣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众文人，乐此不疲，干得十分起劲的事情。
其实，在文坛上，或者不管其它什么坛，再老的老爷子，再大的大人物，没有什么不可以批评的。但对《词论》的反弹，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人沈瑾假模假样地说：“北宋大家被其指摘殆尽，填词岂易事哉！予素好倚声，读此论后，不敢轻下一语，恐遭妇人轻薄。”清人冯金伯引裴畅语，认为这篇《词论》，“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大不以为然的同时，竟说：“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唉！有什么办法呢？以今观古，这是一种文人通病啊！禁不起年轻人的挑战，受不了年轻人的挑剔，那些胡子一把，年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文坛老人，动不动跳出来棒喝，时不时跑出来镇压，已成一种条件反射，以致丢脸出丑，贻笑大方。宋代那些大佬怎么跳的，余生也晚，是看不到的了，可当代那些大佬，一嘴毛地咬来咬去，却是有幸目睹的。
第四，我认为最重要的，李清照除了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之外，更有其令人景仰钦服的精神高度。那就是她南渡以后，这个单身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坚韧、坚定的人格力量。
应该是她从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到公元1134年（宋高宗绍兴四年）的七年间，她变了一个人似的从柔弱到强硬，从顺应到反抗，从低调到高亢，从躲避到作为，“载书十五车”，驭车千百里，在她独自南下的途中，那绝不认输，更不气馁的品行，那无怨无悔，绝不回头的性格，到底坚持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应在她的身上，便是这七年间她能够活下来的全部支撑。我无法估量十五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每一车载重几何？人力推，还是牲畜拉？宋代缺马，全靠与邻国互市而来，此刻，自然全部用在战场上，那就只好老牛破车，蹒跚前行。这样一位富贵人家出来的闺秀，书香门第出来的子女，将这批大约数十吨重，至少也要三至五个货柜才能装下的文物，从山东青州，运到江苏江宁。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辗转千里，那该是怎样艰难的旅程啊！
据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后会之（秦桧）再入相，会之，仲山婿也。”王仲山，为神宗时宰相王珪的次子，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为王珪的女婿。这样，李清照与秦桧的妻子王氏，应是姑表姊妹。同时代的文人庄绰在《鸡肋编》中，也有记载：“桧妻王氏与清照为中表。”
在大节上绝不含糊的李清照，对这位身居相位的亲戚，是持一种不附骥，不高攀，不来往，不苟同的态度。斯其时也，诚如陆游在《跋傅给事帖》中所云：“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无论在朝在野，无论为官为民，主和与主战，爱国与卖国，壁垒森严；忠良和奸佞，正气和邪恶，泾渭分明。因此，国难当前，李清照与这个卖国贼，不可能有共同语言。所以，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绝不向这个卖国贼求助。
这时候，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少女时代那“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天真烂漫，找不出新婚时期“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的娇慵疏懒，而是“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昔时”，一路拖累下来，再也无力振作起来的疲惫心态。那是要用多大的力气，多强的意志，才能咬着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呀！
直到建炎三年，她大病一场，因时势日迫，只好将文物器皿再往江西洪州转移，尽管一路上被盗、丢失，“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全部家当以及背后所承担对于丈夫的诺言，对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真是不堪重负。然而，她不能停下来，不能就此罢手，继续一路追随高宗，由杭州、越州、明州、温州、台州……走下去。前面是逃得比她快的皇帝，后面是紧追不放的金兵，放眼是破碎的山河，周围是与她一样逃难的百姓。中国之有客家这一族群，是从北宋末年这次全民大迁徙开始形成的，无数中原士民都逃离金人的铁蹄而南渡求生。凄风苦雨，泥泞道路，兵荒马乱，食宿难求，行程之艰辛，生死之莫测，器物之沉重，前途之渺茫，难以用语言形容她的可怜，然而，她不倒下，也不能倒下，仍拖着沉重的脚步赶路。
李清照的一生，一个是文学中的她，一个是与丈夫赵明诚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文学中的她，是幸福的，快乐轻松的岁月，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何其短促？收藏中的她，这悲伤痛苦的日子，却是难逃难躲，难熬难耐，永无尽头。在《金石录后序》里，她这样写道：“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有矣。”
到了靖康二年（1127），也就是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帮地，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误。’”
“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凄凉驿路，孤灯残烛，李清照的这篇充满血泪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愁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可李清照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她，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奔下去。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才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赓续吧？
建炎三年闰八月，御医王继先以黄金三百两向李清照家市古器，距赵明诚逝世才一月。而宋高宗赵构有意“颁金”于明诚遗孀，求其文物，也曾插手此事。这两个人的后面，还隐藏着一张对她来说，不是十分陌生的面孔，就是她的亲戚秦桧，那才是更为可怕的黑手。因为这个卖国贼需要这些文物器玩进献高宗以固宠。据毕沅《续资治通鉴》：“桧因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希微旨，动静必具知之，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玩、羡余，帝宠眷无比。”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具这种薪火相传的责任感，中国士子，从启蒙那天起，就种下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骨头并不十分坚硬，但到了异族进犯，列强侵略，帝国主义要亡我中华的时候，文化传统的自尊，悠久历史的自豪，也会大义凛然，挺直身子为家国效力。李清照明知那一无所有的结果，明知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起来，几乎变卖了自己全部资财而得到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这炷文化香火，断送在自己手中。李清照，在前路渺茫的奔波中，在生离死别的苦难中，能够笔直挺立，能够铁打不倒，就是凭借着这股精神上的力量。
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好古博雅，典当质押，搜罗金石，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敌当前，危机四起，殚思竭虑，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于万一，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行为。到了最后，她的藏品失散、丢弃、遗落、败损，加之被窃、被盗、强借、勒索，“何得之艰难失之易也”，“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连诗人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然而，这所有一切，对她来讲，宝藏也好，珍爱也好，包袱也好，祸祟也好，最后的最后，“得之难而失之易”，统统都付之东流，失之殆尽。
她怎么说？你简直想象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大明白，大智慧。“呜呼！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这是一个何等豁达的心胸，这是一个何等高蹈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如何不让人高山仰止的中国最有天才的女子啊！
精神这东西，其实是很虚的，很空的，很泛泛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它又是极物质的，极实在的，极能起到作用的。尤其在遭遇到类似天要塌下来的紧急状况，岂止需要一点精神，甚至全部，而且舍精神外别无其他。在这一刹那间，你一无所能，你别无他法。但是，你不想被压死，你不想被掩埋，而且，你不能坐着等死，你不能就此拉倒，因为，你不甘自暴自弃，你不甘一死了之，于是，当你面对着这顷刻间就要塌下来的天，你必须站得笔直的危殆时刻，倒数计时，眼看完蛋，能支撑着你的，也就只有精神了。
没有这精神，你早就成为一摊泥，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有了这精神，你就是一个站着的人，一个即使身体压死，精神也会不死的汉子，这就是历史上和文学中的李清照。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作为文人，也许更加需要。但时下，那些一头扎进钱堆里的文人，像鸵鸟那样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漠里，肥硕的屁股上，却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吾乃清流是也”以标榜自己。
睹此不雅，我也说不好，这该是一种什么精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