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汉语辞典里，“节操”一词，都解释为“气节操守”。其实，细细考较起来，“气节”和“操守”，是一回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气节”者，是一种精神，是存之内心的，常常看不大见；“操守”者，是一种行为，是形之于外的，倒都全在别人的目光之下。“气节”，是对于信仰、信念、教义、宗旨的坚持，不到关键时刻，不会表露出来。“操守”，是对所认同的主张、观点、决定、方针，在为人处事，言行举止，感情性格，志趣追求上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节操”一词，若是译成英语的话，就大不如中文简捷。要用一长串的单词，“high moral principle, moral integrity”，滴里嘟噜，绕半天舌头，才能说清楚。也许，这就是方块字的优越性吧？
公元1644年，夏历为甲申。这一年，天下大乱，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人，过得可谓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这一年为明朝灭亡之崇祯十七年，同时又为清朝开国之顺治元年，历史上习惯称之“明清易代”。但就华北地区而言，特别是京畿一带，很难将本年自三月十九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的大顺政权撇开不论。李自成，也就是闯王，他率领的这支一直被蔑称，其实也算准确说法的“流寇”，基本上为乌合之众的农民起义队伍，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之后，终于在这年春天的一个细雨夹雪的早晨，到达他的终结目的地。
不过，这个短命政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北京停留时间不长。可这条汉子曾经有效地统治过京城一个月零十天左右，是确凿不移的事实。关于这个政权为啥如此短命，北京的坊间一直有这样的传言：本来，据《推背图》，李自成至少应有四十年的真命天子运，可那些“迎闯王，不纳粮”的农民军，在打京城之前，闯王许诺他们天天要像过年那样快活。因为农民视之为一年之中最大的快活，莫过于过年。而过年的最大快活，莫过于包饺子。进城以后的这四十多天里，大顺军顿顿按领袖的指示，让供养他们的市民百姓，剥葱剁肉，擀皮拌馅，包饺子吃。大街小巷，胡同里外，都支开大锅大灶，整个北京城，成了桑拿浴房，热气腾腾。由于中国贫苦农民，只有过年那一天，才能吃上一顿饺子，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也以玉米面饺子来“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这下可好，闯王的四十年帝运，就被这些天天过年吃饺子的嘴，在四十天里，统统吃掉了。
四月二十九日，是这位老陕在北京的最后一天，那天他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居然在撤军的最后一刻，还有条不紊地，以颗粒归仓的精神，做了几件大事，我不得不佩服这位农民革命家的好心情。第一，于武英殿正式登基称帝；第二，追赠七代皆为帝、后；第三，立妻高氏为皇后；第四，穿上龙袍、戴上冠冕列仗接受朝拜，同时派牛金星替他到天坛行郊天礼（他实在忙不过来了）；第五，放火焚烧宫殿及九门城楼（我带不走的谁也甭想得到）；第六，将拷索所得金银及宫中帑藏器皿，全部熔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载以骡车。二十四日凌晨，从德胜门进京的他，又从德胜门开溜了。（据章开沅《清通鉴》）
老天爷说，一年只能过一次年，不可以天天过年的，这就是农民暴发户的不成气候了。然而，这种揶揄背后，也反映着农民掌握政权，难以逃脱“其兴也勃，其殆也甚”的宿命。民间有一句谚语，“别把豆包不当干粮”，没有这支农民军，明未必亡得如此迅速，清未必胜得如此轻松，明清易代也就未必如此手到擒来，天上下馅儿饼，吴三桂降清，打开山海关，多尔衮遂居天下，说到底，其实是捡了个便宜。
不过，由此证明，这一个多月的北京，上演的是一出明与大顺，然后清才加上的三国演义，这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可耻的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事实上，满清的睿亲王是从李自成农民军手里夺得了明朝的首都，而明朝的崇祯皇帝并不是败于多尔衮，是败于李自成，才登景山顶吊死在歪脖树上的。由于朱由检上了吊，紧接着，大顺军进城，家家户户的门上，大书“顺民”，以保全性命。而且，大顺军是一支不讲究辎重后勤、保障供给的队伍，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路吃大户而来。所以北京城的这些顺民们，每五户要摊派一名大顺军，保证其有饺子可吃。紧接着，那小花脸或者小瘪三，由于老婆遭大顺军扣留了，一怒之下，将关外八旗兵引进京城，于是，这些板凳没有坐热，饺子尚未吃够的一众庄稼汉们，放火烧了北京，向西向北分路开拔走了。于是，全城百姓赶紧扯下门板上的“顺民”帖子，人人薙发，个个留辫，诚惶诚恐，奴才一般地向大清王朝磕头，表达忠诚。
“闯贼本无大志，自得牛李后，始知收拾人心。至京师，颇严军令。然其下为贼久，令虽严，不能制也。军士初入民室曰：‘假汝灶一炊。’既食，曰：‘借汝床一眠。’将眠曰：‘雇汝妻女一伴。’不从则死。已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民不胜毒，缢死相望。”这是清人吴伟业《鹿樵见闻》中所载，显然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不可尽信。但可以想象这支农民革命军，进得城来，那种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活日子，怕是高兴得连做梦都会笑醒的。
由明而大顺而清，这样贴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可苦恼坏了公元1644年京城内的百姓，一会儿向这位菩萨烧香祷告，一会儿向那位尊神哀求饶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像那个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那般没皮没脸的。连一位姓费的宫女，还怀利刃想刺杀强暴她的大顺军高级首长呢？更何况权贵、勋戚、文臣、武将；更何况商绅、贤达、名流、耆宿；更何况文人、儒士、清流、雅客；更何况生员、役吏、书办、文案……都不能幸免地要面临这场生或死，战或降，走与留，宁死不屈或苟且偷生的选择。
于是，就在公元1644年的北京，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高风亮节之士，也看到了为数可观的道德沦丧之徒。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这一年的明、清、大顺三方的角力中，以李自成最具优势，因为明朝的腐败使他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襟黄河，控江汉，据太行，逼京畿，坐拥中原的军事集结，完全可以以逸待劳，养精蓄锐，等到强清弱明，鹬蚌相争以后，坐收渔人之利。可这位闯王，到底沉不住气，要是他不急于当皇帝，不急于消灭明王朝，还真有可能出现三国鼎立的可能。然而，人性的悲剧就在于，一个种地的庄稼汉，他的全部生存哲学，就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是为了到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小农经济社会养成的最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至于明年，至于后年，至于十年、五十年以后，对他来讲，都是扯淡的事。李自成，这个米脂驿卒，也是一个眼光至多能看到来年开春的农民。自崇祯二年为“流寇”起，至此已十五年了。1643年攻下西安以后，这位闯王决定不再“流”了，已经“豁出一身剐”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敢把皇帝拉下马”，是到了将朱由检拉下龙椅，由他来坐江山的时候了。
李自成，显然这样盘算，如果俺不到北京去摘这个桃，关外的清人肯定先下手为强了。与其由他捡这个便宜，为什么我不捷足先登，抢先一步？庄稼已经熟了，就得赶紧开镰，李自成革命十五年了，这本种田经没丢掉，像一个怕误了节气的米脂老汉，对他婆姨说，俺要到北京城收庄稼去了。
应该承认，李自成一路“流寇”过来，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能有今天的辉煌，并不全是他的能征惯战，指挥有方，而是，第一，明朝已绝对腐朽，第二，地方官已完全失控，第三，老百姓已无以为生。设若这三个因素，有一个不成立，李自成将永远是一名东奔西窜的流寇。前辈作家姚雪垠先生穷其毕生之力，用长篇历史小说证明，此人在政治上的高明，在军事上的成熟，真是煞费心思到了极点，一定要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游击战略的十六字方针，落实到李自成的实践中去；一定要将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建立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贯彻到李自成的行动中去，使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这难度该是多大呀！
其实，在文学上，真实，是最美的，百分之百的真实，百分之百的美，要是美到一百一，一百二，就可能要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了。有什么办法呢？在中国文学史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常常是大家、名家、老作家的难以规避的致命伤。为一个人写，而想得到大家的鼓掌，恐怕是很难两全其美的事情，这也是姚老一生为他这部著作，终于未成“显学”而抱憾不已的事情。
上帝其实挺吝啬，不会特别垂青于谁，如同下雹子一样地降下文学大师。因此，在文学史的某个阶段，出现大师缺位的空窗期，是很正常的。至少，当代中国文坛，就处在这种真空状态之中。因为，连上世纪三十年代时的鲁迅、胡适那样的大师，也找不出一个。于是，一些志大才疏的狂妄分子，或自我感觉为“大师”，或众人哄抬为“大师”，或主流加冕为“大师”，或砸下银子为“大师”，这样，文坛便出现“大师多如狗”的热闹场面，而成为人们不禁摇头的笑话。
幸好，大家也都明白这一点，小说不是正史，古人早说过了，“小说家言”，乃街头巷尾的“稗史演义”罢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若信以为真，则大谬不然。因为，李自成再伟大光明正确，毕竟跳不出时代的局限，作为一个农民的政治家，一个农民的军事家，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俯瞰全局的战略观点。
农民守着土地，有其勤劳朴实善良本分的优良天性，一旦离开土地，那小农经济制度所养成的短视浅见的小格局，贪得无厌的大胃口，阴冷残酷的报复心，冒险盲动的破坏性，种种弊端，便会暴露无遗。随着权力的逐渐增大，欲望也逐渐膨胀，随着身价的日益抬升，野心也日益狂妄。君不见近年来那些“双规”的党政干部，报纸上作过统计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有着比李自成还好的出身和成分呢！
《社会科学报》（2006年11月23日，第2版）的一篇文章，对近年来犯罪领导干部的出身作了统计。其中出身于城市者为24.36%，出身于县城者为34.62%，出身于农村者为41.03%。这数字，值得深思。
公元1644年，大年初一，在西安过年的李自成，他要建大顺国，称大顺王了。看来，他是打算先实习一下，预演一下，然后，到北京紫禁城里，再戴上那顶皇冠时，就省得京城老少爷们笑俺们老陕，土得掉渣了。大顺政权的成立，说来几乎等于笑话。究竟是这年的初二，还是初三，甚或是初四成立，这帮革命家都说不准了。有一条可以肯定，不是初一，那天尽忙着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了。道理很简单，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着一盏香甜可口的稠酒，面临“分田分地真忙”这桌盛宴的农民军，自然是要看着碗里，望着锅里，计算能到自己手下多少胜利果实了，哪会费心思记住建国的日期。于是，什么时候立国，什么时候灭亡，史家索性一概忽略，直当一群乌合之众的儿戏。但李自成很起劲这个政权，造历书，封功臣，开科取士，檄告远近，露布天下。国号曰大顺，年号曰永昌，以西安为西京，为他的临时首都。未来的大顺国首都，他宣布，就是马上要去攻打的北京。
二月二，龙抬头，李自成就率大顺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先陷汾州，再取太原，后夺大同，势如破竹；接着，攻上党、彰德，占固关、真定，逼近京畿，然后，发起总攻。三月十一日，据宣府，十五日，破居庸，十六日，陷昌平，十七日，大顺军包围京师，十八日，拿下外城，农民军由外八门蜂拥而进。这种闪电般的进攻速度，比之拥有阿帕奇直升机，悍马装甲车的美军攻伊部队，有过之无不及。这支农民军跟随闯王做“流寇”，南北驰驱，东西征战的队伍，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看见德胜门城楼子上的黄瓦翠檐，一群一群飞翔的鸽子，甚至依稀听到更远的，也许是紫禁城上空嘹亮的鸽哨。在众军呼啸中，骑在乌骓马上的李自成，我想他是应该开心的，很开心的，从统帅的观点，这是一个大获全胜的日子，从老农的观点，这是一个丰收在望的日子。那时的他，决不会料到，不出一个月，还要从这里灰溜溜地打道回府。所以，我不解，在北京市的五环路外，由德胜门去昌平的公路上，有一尊李自成的骑马雕像，那张农民的脸，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神色凝滞、严峻、忧郁和不开心的样子呢？
这应该是那天崇祯上吊时的面部表情，他万万没有想到，横征暴敛，赋繁税重，天灾频仍，官逼民反，竟是在造就这支浩浩荡荡的掘墓人队伍，大明王朝终结的一天，终于来到。
李自成在摆阔、讲排场上，远不及他的唐代同行，公元881年1月，黄巢率他的农民军入长安时，据《资治通鉴》：“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看来这位陕西米脂驿卒，还存有农民的忐忑，不敢太傻狂了。而那位山东菏泽的私盐贩子，已是彻底变质的农民；农民一旦成为流氓无产者，便无恶不作了。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须臾，城陷。”“贼千骑入正阳门，投矢，令人持归，闭门得免死。于是俱门书‘顺民’。”十九日，晨，李自成攻进内城，崇祯帝“易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杂内竖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内监守城，疑有内变，施矢石相向。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邸，阍人辞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殿自经。”崇祯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基本上属于狗肚鸡肠之辈，心胸狭窄的小人一类，不过，死得较惨，大家还多能同情他。
据说崇祯死前遗诏中自我辩白：“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顺治十四年福临视察思陵，拜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看来，这两个人有点同病相怜呢！（李清《三垣笔记》）
也许这天清晨，些微的雨雪，稍稍打乱了李自成入城式的安排。直到“午刻，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五骑从之。”接下来，便是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难》一章中，所写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死难场面。
从这个月开始，是北京城建城以来最血淋淋的死亡年。
1.怀宗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贼李自陷京师，帝崩于煤山，大学士兼工部尚书范景文死之。初，贼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为，叹曰：“身为大臣，不能从疆场少树功伐，虽死奚益？”十八日召对，已不食三日矣。饮泣入告，声不能续。翌日城陷，景文望阙再拜自经，家人解之，乃赋诗二首，潜赴龙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经。
2.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闻变，曰：“国家至此，臣死有余责。”乃衣冠向阙，北谢天子，南谢母。索酒招二友为别，酹汉寿亭侯像前，遂投缳。题几案云：“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诏家人曰：“若即欲殓，必大行殓，方收吾尸。”乃缢死。三日后，贼突入，见之，颜色如生，贼惊避他去。一门殉节，共十有三人。
3.左都御史李邦华闻难，叹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复何辞！但得为东宫导一去路，死，庶可无憾已矣。势不可为矣。”乃题阁门曰：“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拜，自经祠中。贼至，见其冠带危坐，争前执之，乃知其死，惊避去。
4.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闻变恸哭，题词于几曰：“愧无半策匡时艰，但有微躯报主恩。”遂自缢，仆解之复苏，邦曜叱曰：“若知大义，毋久留我死！”乃更饮药而卒。
5.大理寺卿凌义渠闻难，以首触柱，流血被面，尽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评骘书，服绯正笏望阙拜，复南向拜讫，遗书上其父，有曰：“尽忠即所以尽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系帛奋身绝吭而死。
6.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贼犯都城，奉命守正阳门。贼至，死于门下。妻何氏亦死。其子进士章明，收葬父尸亟归，别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独死，吾往从大人。”妻曰：“尔死，吾亦死。”章明以头抢地曰：“谢夫人，然夫人须先死。”乃遣其家人尽出，止留一婢在侧。章明视妻缢，取笔作诗。已，复大书壁曰：“有侮吾夫妇尸者，吾必为厉鬼杀之。”妻气绝，取一扉，置上，加绯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绯自缢。嘱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7.左中允刘理顺，贼入城，理顺题于壁曰：“成仁成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酌酒自尽。其妻万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仆十八人，阖门缢死。贼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吾军奉李将军令护卫，公何遽死也！”数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时谓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仆死主，一家殉难者，以刘状元为最。
8.太常少卿吴麟征，奉命守西直门。贼势急，同守者相继避去。麟征遗友人书曰：“时事决裂，一旦至此，同官潜身远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丁未城陷，徒步归，贼已据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时传天子蒙尘，有劝公南归，不应。同官来，招之降贼，怒挥之户外，遂自经。家人救之甦，泣而请曰：“明日待祝孝廉至，可一诀。”麟征许之。先是，祝孝廉渊以奏保刘宗周被逮留京师。渊晨至，麟征慷慨酌酒与别，曰：“自我登第，时梦见隐士刘宗周题文信国《零丁洋》诗二语于壁，数实为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为！”相对泣数行下，因作书诀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谏垣，无所匡救，法应褫服。殓时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吴麟征绝笔。”书毕，投缳死之。渊为视含殓乃去。
9.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贼犯都城，奉命守德胜门。城陷，家彦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仆掖入民舍，自缢死。贼燔民舍，焚其一臂，仆收其遗骸归。
10.左谕德马世奇，是日方蚤食，闻变，曰：“是当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书别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辞我去耶？”二妾言：“主人尽节，吾二人亦欲尽节。”
要诠释中国人的“节操”观，得先从一首老歌说起。这首民国时期流行过，后来不大听到的《苏武牧羊》，真是一首老掉牙的歌曲了。如今只有年过花甲的老人，方能记得。起首那句“苏武流胡节不辱”，言简意赅，音律铿锵，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记得住的原因，不是这首歌，而是这首歌所唱的主人公。一般说，外国人在弹尽粮绝之后，通常就投降，不以为奇，也不以为耻。中国人最重节操，对祖国的节，对民族的节，对母亲大地的节，乃是人生在世，顶天立地的第一要务。惟有宁死不屈之义，哪有忍辱偷生之计？公元前100年（西汉天汉元年），苏武被汉武帝派往匈奴，为特命全权大使。单于诱降他，武不从。死可以，降免谈。“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单于遂将他递解到漠北不毛之地，大概是贝加尔湖一带。不关，不杀，也不放，看你降是不降？哪想到苏武是条汉子，与他的朋友李陵战败以后，投降匈奴，大大不同。“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毛尽落。”（《汉书》）
单于以为如此这样地挫折，他该绝了回汉的念头，谁知苏武在那里坚持了十九年，“饥吞雪，饿吞毡”，始终不肯臣服单于，终于获得释放。回到咸阳时，出使时汉武帝赐给他的节杖，杖端的毳毛都掉光了。然而，这个节仍是祖国、民族、母亲大地的象征。所以，后人在唱这首歌时，对于歌词中的这个“节”，就不光是他手中所持的，证明其使节身份的“节杖”了，而是延伸开来，成为气节的“节”，志节的“节”，贞节的“节”，守节的“节”，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象征。
谷应泰说：“考其时，阖门同死者，父与子俱死者，母与妻子俱死者，妻妾从死者，独身效死者，闻难饿死者……无论道术素许，至性勃发，位列三阶，荣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从。自古亡国正终，未有若斯之烈者。”现在回顾发生在公元1644年京城的“甲申殉难”，虽然骇人听闻，但比之随后满清入关，一纸《薙发令》，除明代衣冠而胡服左衽，让你从精神上降服，从心理上慑服，从人身污辱上屈服，所激起的反抗，所造成的灾难，要比李自成进京时门上贴“顺民”，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落地。“顺民”只是一张纸，贴在门外，你在门内，可以照样不顺，而头发长在自己脑袋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这些明末遗民来讲，人人过刀，家家见血，满城尸臭，处处骸骨，是一场谁也躲避不了的灾难。所以，清末民初胡蕴玉所著《发史》一书，这样感慨：
“呜呼！吾民族蒙辫发之耻，至于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世人论者，以为区区之发，无与乎兴亡之故。呜呼，是不知夫发之历史也。入关之初，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屈辱而死是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处，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乎？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
对如今的人来说，我们钦佩其无惧无畏地走向死亡的勇气，然而，应该看到，这样义无返顾地奔赴死亡，对明朝那条即将破沉的船，其实是于事无补的。你不身死，他要沉，你死了，也挡不住它不沉。对那位寡恩刻薄，刚愎自用，多疑好变，狷急卞躁，恶谏好谀，滥施刑惩，救亡乏术，治国无方的庄烈帝，就尤其犯不着为之身殉。大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覆命运，固非崇祯一人所能挽救，但为帝王者只能在景山上一死了之而无其它作为，那就更无必要与之共存亡了。所以，尽管死得很愚，很傻，很无必要，很不值得，但对公元1644年的这些当事人而言，他要活得尊严，他就得随旧朝“茫茫泉路，咽咽寸心”而去。他要苟全性命，他就得服膺新朝新政，改换门庭，输款纳诚。若是做不到低头，做不到苟且，做不到背叛，更做不到出卖，就只有一本正经的，郑重其事的，别无选择的，惟此一道的死。因为中国人，大部分的中国人（不是全部），对于“节操”二字，看得很重。所以在这些赴难者心中，觉得不如此，则不成其为天子脚下的大明之人，更不成其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之人。
在这个世界上，莫过于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特别强调这个“节操”了。为什么看重？为什么强调？因为吃足了苦头的缘故。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出现过许多讲节操的中国人，而在同样的历史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不讲节操的中国人。说到底，一部二十四史，就是这两类中国人，一是讲节操的正人君子，二是不讲节操的小人败类，其矛盾对立的斗争史，也是讲“节操”的人基本上吃亏，而不讲“节操”的人总能得逞于一时的伤心史。
中国人之讲究“节操”，到了极端的程度，不知道是否与中国历史上那些不讲“节操”之汉奸，之走狗，之卖国贼，之假洋鬼子，以及挟洋自重的败类，以及拉大旗做虎皮的下三烂，以及残害同类的无耻小人，以及出卖灵魂的卑鄙文人，太多太多的缘故，害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块土地，这些善良人民太苦太苦，有些什么因果关系？所以，“节操”，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是用来评骘判断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尤其在民族危亡，山河沦丧，国本动摇，家园变色之际，到了做人做鬼，生死立决，存亡与否，在乎一念的那一瞬间，那是考验中国人的血性、良知、忠贞、信念的关键时刻，“节操”二字，其分量多重？多轻？就全部检验出来了。
就在公元1644年由大明而大顺，由大顺而大清的三国演义这出戏剧中，我们不想提到，然而又不能不提到，这个惟一的，绝无仅有，能够在那血泊遍野的年代里，连串三朝重要角色的江左三大才子之一龚鼎孳。
江左三大才子，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都是被史家看作在节操上不怎么样的文人，而龚鼎孳尤其不怎么样。
据民国版的《清史稿》：“龚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及睿亲王至，遂迎降，授吏部给事中，改礼科，迁太常寺少卿。顺治三年，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垍龄疏言，鼎孳辱身流贼，蒙朝廷擢用，曾不闻夙夜在公，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闻讣仍复歌饮留连，冀邀非分之典，亏行灭伦，莫此为甚。部议降二级，寻遇恩诏获免，累迁左都御史。”
而据清代编撰的国史《贰臣传·龚鼎孳》：“及流贼李自成陷京师，鼎孳从贼，受伪直指使职，巡视北城。本朝顺治元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给事中，寻改礼科。二年九月，迁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垍龄疏言：‘鼎孳，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蒙朝廷拔置谏垣，优转清卿，曾不闻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讣，而歌饮留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独冀邀非分之典，夸耀乡里，欲大肆其武断把持之焰。请饬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议，降二级调用。”
龚鼎孳之最无耻者，莫过于他为自己在明亡时不殉死的辩词：“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贼，授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见冯见龙《绅志略》、顾苓河《东君传》，谓乙酉五月之变，君（即柳如是）劝钱死，钱谢不能。戊子五月，钱死后，君自经死。然则顾不及柳远矣。”（陆以恬《冷庐杂识》）
而最令人恶心的，莫过于他以耻为荣，为耻而不知耻了。“先是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讯，鼎孳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儿。铨曰：‘何如孽贼余子？’鼎孳以魏徵归顺太宗自解。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拟闯贼拟太宗？’遂罢不问。坐事降八级，调用补上林苑丞，旋罢。康熙初起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卒。”（《清史稿》）
读《三国演义》，我们还记得，张飞与吕布交手的时候，张飞骂吕布为“三姓家奴”，真亏他想出来这样一个既刻薄又歹毒，而且极其准确的称呼。因为吕布先认丁原为父，后来，杀了丁原又认董卓为父，后来，又与王允合谋，杀了董卓。而龚鼎孳，在公元1644年那天日无光，血风腥雨的“甲申殉难”和随后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鼎革”中，他，由大明王朝的给事中，摇身一变，为大顺政权的直指使，又摇身一变，为大清政府的给事中，其变之面不改色，其变之毫无心肝，真是令人不敢想象。当得上三朝元老的这位文人，对他叛明投贼，在闯王的军政府中，居然混得一个北城直指使——相当于宪兵队或纠察队的角色，还沾沾自喜，还洋洋自得。如此恬不知耻，如此丧心病狂，近人孟森先生在其所著《心史丛刊》的《横波夫人考》中指出，龚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基本上是一个无赖、无耻、无聊，无可救药之徒：“芝麓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应酬。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
一个文人，已经不顾脸皮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其实，比龚鼎孳更下作者，为大学士魏德藻。二十日李自成进城，二十一日他与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陈演，率文武百官入朝祝贺。然后，他单独求见李自成，拜谒之后，并表白：“我当了三年宰相，都因为先帝不听臣言，致有今日。”李自成很看不起这个投降派，“你既得此高官，自当受崇祯重恩，你就应该为之死殉，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魏德藻趴在地下赶忙叩首：“陛下赦臣的话，今后当赤心为报。”李自成种过庄稼，分得清禾苗与稗草的区别，这个在米脂当过驿卒，吃过几天明朝饷银的李自成，居然站在崇祯的立场上，要惩治这个变得太快的墙头草，着令交刘宗敏处理。
刘宗敏什么人物，正在夹讯前朝的文武百官，勒索金银。凡不献纳者，“即夹，往往骨碎身死。”一看押进来前朝首辅，大学士，刘说，来得正好，那就掏银子吧！“魏藻德被夹，献银万两。刘宗敏责以首相致乱，藻德曰：‘此一人无道所致。’宗敏怒曰：‘汝以书生擢状元，不三年为首相，崇祯有可负汝，而诋为无道？’赏嘴数十，仍夹不放。”（吴伟业《鹿樵纪闻》）
与龚鼎孳同为“江左三才子”的钱谦益，也是一名投机分子。“虞山钱谦益，以诗文奔走一生。甲申之变，其爱妾柳如是，结束戎装，冠插雉尾，招摇过市，如菊部所演唱《昭君出塞》也者。填阗喧逐，有识诟厉，谦益恧然也。乙未，大军驻郊坛门，忻城伯赵之龙，首议纳款。谦益与大学士王铎，首先迎降。又代为传檄四方，劝谕归诚。谦益自负众望，入本朝，觊觎相位。及用为礼侍，怏怏辞去。一日过虎丘，着窄袖大领衣，一生诘其所以，曰，窄袖者，当今法服。大领者，示不忘先帝也。此生曰，先生可谓两朝领袖矣。”（赵祖铭《文献迈古录》）
还有一位叫周钟的庶吉士，追随李自成部牛金星、宋献策“劝进”。周钟的《劝进表》中，谀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贬崇祯为“独夫”，骇人听闻，士林羞之。然有无耻者，如魏学濂、如龚鼎孳，都争为己出，说“周介生绝想不出此等佳句。”这帮不成材的变节分子，如一群争食的狗，斯文扫地，不堪入目。冯梦龙说：“噫，词林省闼，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扬扬得意自诩佐命元勋。读书圣贤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冯梦龙《甲申纪事》）
鬼子进村了，把全村人聚在一起，枪顶在脑门上，要你交待出谁是八路，谁是共党，你是说，还是不说？虽然，你知道谁是八路，谁是共党，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不吭声。哪怕崩了你，你也咬牙不说。这就是宋人文天祥的诗《正气歌》中，所说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节”了。公元1937年，卢沟桥事变，鬼子进了北平，同年12月4日，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周作人并没有被枪逼着、顶着，欣然任教育督办或总长之职，甘心成为铁杆汉奸。因此，我们不禁要想，学问如此之大的知堂先生，会不懂得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关键时如何写好“节操”这两个字么？会不记得公元1283年1月9日，“天地有正气”的文天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时的那首绝命词吗？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中国的文人，以此衡量历史；中国的历史，也以此衡量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