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节（下）：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马谡为参军，建议征南的诸葛亮“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采纳了。马谡后来失街亭，是另一回事，他的攻心战术，却是相当奏效的。据叶梦得《避暑录话》：“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山谷间民皆冠白巾，以为蜀人为诸葛孔明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然不见他书。”周去非《岭外代答》：“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或衣斑花布……其髻以白纸缚之。云犹为诸葛武侯制服也。武侯之泽远矣哉！”
从这两位宋人的记叙来看，蜀汉后主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的南下之战，七擒七纵孟获，对于中原文明之传播，中华文化之拓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西南边境经济之成长，民生之进步，政治之启蒙，风俗之改良，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因为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始终辅以怀柔政策，攻心为上，其实也就是政治工作的成功。最后，诸葛亮全撤，不留一兵一卒，“悉收其俊杰孟获等以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因为《三国演义》的宗旨在于彰显蜀汉，曹魏作为其主要对手，不得不提及，而孙吴，则是配角的配角，就更次而次之了。所以，同样在“用兵谋国”的东吴，便在罗贯中先生的关照之外，而忽略掉了。其实，并非如此，东吴的疆土本来就狭窄，不得不先行开拓内陆，深入山区，然后放眼海外，大展手脚。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赞扬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因为他对于夷洲、亶洲的发现，厥功奇伟，《三国志·吴书》载，吴大帝黄龙二年（230）春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探险行动，自《禹贡》最早提出“夷洲”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以来，东吴孙权派出两位将军，率万人启航远征，第一次到达“夷洲”，也就是今台湾，并登岛驻扎。这既需要能在海上航行的大型船舶，更需要足够这一万人在海上航行期间所消费的物资储备，这等大手笔、大气派，非孙权莫能为。
从《三国志·吕岱传》，我们可以感到孙权南下的紧迫感，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起，孙权就派吕岱往南进军，先下湖湘，“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合众拒岱，岱攻围，即降，三郡克定。权留岱镇长沙。安成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砀据攸县，龙在醴陵。权遣横江将军鲁肃攻攸，砀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斩龙，迁庐陵太守。”接着还往南，再下两广。“延康元年（220），代步骘为交州刺史。到州，高凉贼帅钱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为高凉西部都尉。又郁林夷贼攻围郡县，岱讨破之。是时桂阳浈阳贼王金合众于南海界上，首乱为害，权又诏岱讨之，生缚金，传送诣都，斩首获生凡万余人。迁安南将军，假节，封都乡侯。”孙权并没有让吕岱止步的意思，继续南进，“交阯太守士燮卒，权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遣良与时南入，而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于是上疏请讨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孙权诏曰：“元恶既除，大小震慑，其余细类，扫地族矣。自今已去，国家永无南顾之虞，三郡晏然，无怵惕之惊，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重用叹息。赏不逾月，国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
东吴政权的外交幅围之广，互通来往之密，远远超过蜀汉诸葛亮对于西南边陲的开发利用。总而言之，文化，又叫软实力，凭刀枪剑戟，也许能奏一时之效，但压服不等于心服，只有靠软实力的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言行垂范，影响吸引，才能口服心服，归化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