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节（上）：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诸葛亮之南征，除了为他雄心勃勃的北伐大计，做好充分准备，免除后顾之忧外，实际上，也是利用三国之间的相互牵制，谁和谁都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第三者，也没有谁单独挑起大的战事而让第三者得以渔利的空隙，向南发展，拓疆开土。因为四川盆地，虽称天府之国，但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状态下，蜀的版图只有魏的五分之一、吴的三分之一，也实在是太小了。
曹操北攻乌桓，是力取。挥师千里，乘胜追击，不容敌人有稍许喘息之时。诸葛亮南征孟获，是智取。或擒或纵，或诱或间，使其既屈于武力，又膺服于心攻。七擒孟获，是诸葛亮心战成功的范例。
拥兵百万、武将如云、粮秣丰足、雄踞中原的曹魏，在当时，算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边远部落臣服，轻易不敢启衅。而诸葛亮的西蜀，比之曹操，益州、汉中之地，就十分局促了。何况北有魏国存虎视眈眈之意，东有孙吴怀觊觎窥测之心，因此，他无力让相当一部分军力，被牵制在蛮夷之域，从而影响他的北进计划。所以，这次南征，不仅是简单的手术刀式的行动，以制止后院起火。而是一次彻底解决问题的战争，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使得在未来北上作战，无暇旁骛时，南疆不再需他分心。
武力，可以征服一时，不能持久，败者总是要设法反抗的。只有真正的心悦诚服，才能出现较长时间平稳和平静的局面。
几乎在同一时期，利用这个相对稳定的鼎立状态，孙权也积极向内地拓展，一改原来政令只能有效于沿江沿海，而不及内地山区统称之为山越的原住民，据《三国志·诸葛恪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恪到府，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诸葛恪没有其叔父诸葛亮对付孟获的那分耐心，手段横蛮，一时能起恫吓作用，要讲长治久安，就知道诸葛亮心战的威力了。
按王夫之的说法，蜀征南中，魏伐辽东，包括吴收山越，是一回事，“皆用兵谋国之一道也”。他认为，“与隋炀之伐高丽，唐玄之伐云南，异矣。隋、唐当天下之方宁，贪功而图远，涉万里以侥幸，败亡之衅，不得而辞焉。诸葛公之慎，司马懿之智，舍大敌而勤远略，其所用心者未测矣。”“先主殂，蜀示可以图中原，孟德父子继亡，魏未可以并吴、蜀，兵不欲其久安而忘致死之心，诸葛之略，司马之智，其密用也，非人之所能测也。”
在这场拉练式的战争中，诸葛亮自然要慢慢消遣这个孟获了。
但是，这一仗打下来，蜀汉后主建兴三年（225）七月诸葛亮平南班师，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回师，肯定是颇费时日的事。大军撤回蜀中，尚未稍事休整，诸葛亮于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正月，便要誓师北伐了。急于求功的诸葛亮，倾举国之兵，集蜀中之将，要与曹魏决一雌雄。这种抱负，这分壮志，这番报先主托孤之心，也许是值得赞许的。但罔顾国力，孤注一掷，连他一向提倡的吴、蜀联盟，也不依靠，无所策应，全凭单干，实在是个人主观主义到了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