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冬天或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在上海刚刚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先后在叶圣陶同志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在当时的文坛上开始露了一点点头角。记不清是哪家书店请客，我第一次被邀参加。我那时是一个不大喜欢在生人面前说话的人，也还有一点倔脾气，我虽出席了这个人数众多的宴会，但只默默地坐在一隅，观察着上海滩上各种流派的这些作家，和他们之间的热闹的酬酢。忽然，有几个穿着非常讲究的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人走到我的座前向我招呼，自我介绍。呵！原来是《真美善》杂志的编辑先生们。我虽然勉强和他们寒暄问答，心里却思索着：“他们找我干什么呢？”因为我自以为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在我那时比较简单的直觉中，尽管他们在上海还是有点名气的一派，也不过比鸳鸯蝴蝶派稍胜一筹，是地地道道的海派。我呢，还说不上有什么派，那时我不是党员，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作家，在上海没有熟人，又很穷，是只靠微薄的稿费为生的年轻人。可我却早就认为我同这些海派没有关系，所以我很矜持。他们告诉我，要出一期“女作家”专号，约请了一些有名气的女作家写稿，希望我也给他们一篇，文章不拘形式，不拘长短，稿酬从优，而且可以预支。是的，稿酬从优，可以预支，又同当代一些比我写文章早的著名女作家名列一起，真是多么诱惑人的好事呵！但，我当时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懂得在文学创作中还要分什么性别。先生们不理解我为什么拒绝，还笑吟吟地解释，哇啦不已，我有些烦了，就直率地答道：“我卖稿子，不卖‘女’字。”同桌的人，可能觉得我的话不好听，帮助打圆场，他们尴尬地走了。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院子里的铁栏门有人摇晃，有人叫门。我走出来一看，还是头天晚上约我写文章的那几个人。我一见就有点生气，问道：“什么事？”他们手里拿了一张纸头，嗫嚅地说道：“无论如何，请女士给一篇稿子，现在就预支稿费……”他们说着，就把握在手中的那张纸片，微微抖动着向我递过来。我心中一时火起大声嚷道：“昨天不是已经讲过了吗？我绝不给你们的什么‘女作家’专号写稿，你们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跑到我家里来，太不礼貌了，请你们走吧。”我不理他们，转身回房去了。
后来，那期“女作家”专号果然出版了，里面刊登着“五四”时期就发表了作品的老的女作家和参加北伐的年轻的女兵，还有当时其他女作家的优秀之作，但单只没有我的文章。我一点不后悔，我很高兴，我至今以为我那时的傲气是对的，是应该的。如果我没有这份傲气，在那繁华的上海滩上，以我一个稚弱贫穷的少女，而不为一些小小风头弄得晕头晕脑，最后落得同流合污才奇怪咧！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同意说那个“女作家”专号真的是为广大妇女说话，解决什么妇女问题。自然，这和当年为“女作家”专号投稿撰稿的人是不相干的。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去年黑龙江《北方文学》杂志社，出了一期女作家专号，我应约给了一篇散文。现在，南京的《青春》杂志也要出一期女青年作者专号，也约我写稿。写稿，我是乐意的。说些什么呢？
首先，为什么要特别把妇女当成一个值得提出来的问题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妇女问题，妇女还没有取得同男子一样的平等的地位。本来，按照党的政策，按照宪法，按照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里，男女一般是平等的。如我们杂志社的编辑部，在取舍稿件时，绝不会先考虑作者的性别的。然而，在什么地方，在影影绰绰的一些阴影里，大家（不只妇女，也还有男同志）又都不约而同地总认为还是有问题，有妇女问题。特别是妇女本身和研究妇女问题的人，总会看出，敏感到这里或者那里还是有问题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意识，不可能不影响我们的新社会。每个妇女对此都会有切身的体会，特别是那些奋斗在各条战线，从事各种专业的人。我曾经说过：“我懂得妇女的弱点，也更懂得她们的苦痛。”我尊敬那些做妇女工作的同志，我也感谢那些要使这个世界大翻身，从而创立社会主义理想乐园的战士。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才会不再有什么妇女问题，才能使我们不再为许多不合理的现象鸣不平。
既关心妇女问题，又从事文学事业的热心家，常常会想到女作家，他们惆怅新中国女作家的数量，担心女作家们的成长，他们常常想到要为女作家做点有益的事，这种好心是值得感谢的。
现在有些老年人不相信年轻人能管事，我感到很多事完全可以让年轻人去干。过去年轻人能打天下，为什么不能管天下，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接班管事，我们应该热烈鼓掌。当然对年轻人也要有要求，首先要和群众在一起，要沉下去，把自己看做人民的一分子，千方百计寻求跟社会接触的机会，多结识人，多听人谈话，多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多了解大家最迫切关心的问题。写文章不是玩魔术，不是拼凑方块字，好的文章应从心里来，作家心里要始终想着群众。如果不是长期地和群众一起战斗，一起生活，血肉之情，骨肉之亲的深厚感情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爱。我们的爱从哪儿来？一定要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如果不是与人民同患难共命运，没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就不会有真正的爱。我们讲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就是立足于共同的生活基础和奋斗目标的。据说，有不少年轻人没有信仰、信心，总嫌我们国家贫穷落后不自由，只讲吃喝玩乐，这是不行的。作为一个青年女作者如果没有信心，那怎么活下去？没有信心就没有爱，而写作的人如果没有爱，就可以把笔丢掉算了。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没有信念，没有爱，也就没有恨。十年大乱，国家民族大好河山被糟蹋得乱七八糟，大家从心里、从感情上都有怨恨，我们现在有些人写对“四人帮”的恨，有点经验、体会，所以作品写得深切感人。搞创作就要有爱憎感情。
再一个，就要多读书。国内国外，古的今的，只要能找到的，都不妨读一读。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采百花之精，酿一家之蜜，即使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好。生活和读书，两者不可缺少。如果吸收得少，营养不够，那么纵然挤出来的是奶，这奶也会一天一天稀薄起来，慢慢就变成白水。人民是不能成天喝白水的。我过去说过，树要它结果，就得上肥，我们要支出，就要有收入，要多生活、多研究、多读书。
关于“女青年作者”专号，就说到这里。我想只要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科学文化水平日益提高，肃清了封建思想余毒，加强民主与法制，国家繁荣昌盛，文学事业百花争艳，那么，大批大批优秀的女作家就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让我们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团结奋斗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末于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