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庐山大会，人物云集，盛况空前，“庐山人物一时新”，见到你们特别高兴。
我有时有一点讨厌自己。譬如昨天，《解放日报》的记者同志到我这儿来，我开门见山地说：“我谢绝采访，不见记者，不发表谈话，请你原谅。”但我一看这位记者很年轻，便又说：“呵！你这样年轻，还像个孩子，好，我们聊聊天吧。”她马上说：“你编《北斗》的时候，也很年轻嘛。”后来一想，我这话讨厌，她二十九岁了，怎么是孩子？这叫倚老卖老，老看着人家是小孩子，实则不然。我想是的，我编《北斗》时，还只有二十多岁，也曾有过这样的事。一天我去看鲁迅先生，想向鲁迅先生要几张木刻插图，他那里珍藏有很多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画。鲁迅带话让我自己去挑。他特别介绍了后来发表在《北斗》第一期上的《牺牲》，还仔细对我讲解过。过后，冯雪峰告诉我（他当时是同我一道去的），说鲁迅说的，你还像一个小孩子。我当时心想：什么小孩子！我人生已经历得很多了，我的心有时简直像一个老太婆，怎么还说我像小孩子呢。事隔多年，现在怎么我也这样说人家！事实上，我的确常常有这种心情，走到那儿一看，怎么都是年轻人！我立刻产生一种高兴，我喜爱他们，我看到年轻的同志就想，毛主席的那句话还是对的：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就是在年轻人身上。现在有一些老年人，不相信年轻人能管事。我感到很多事完全可以让年轻人干。中国革命从开始到胜利，就是由许多年轻人发动、参加和领导的。可以说新中国是由年轻人打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许多前辈当初参加革命时都很年轻。一九三六年，我从保安到前线，看见许多著名的红军将领，军团长、军长、师长，如陈赓同志、杨得志同志、黄克诚同志等都很年轻，才二十几岁吧。肖克同志、贺龙同志，国民党的报纸上都曾绘声绘色描写过他们，称之为肖贺的，都显得非常年轻。他们那时都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英雄，然而都是那末平近、欢乐，甚至天真活跃得使人感到吃惊。年轻人既然能打天下，为什么就不能管天下？现在看见有的老同志，身体很坏，年龄又大，病痛很多，病假请了多年，那种龙钟老态，风烛残年的样子，实在使人为他们担心。他们那种老骥伏枥的壮志是令人钦佩的，但实际上已经是力不从心，只能事与愿违了。我想，当前老同志的一个重要责任，是发现和培养年轻人。小孩走路还不十分硬扎的时候，父母只能引导他、扶持他、鼓励他，但绝不能不让他走，只让自己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代替孩子走嘛！
文艺工作也是这样。我刚才说的那个记者，完全可以当记者，当一个胜任的好记者。年轻人不只能当记者，也可以管事，管管文艺界的事。如果他们有见解，他们就能当编辑，如果他们在工作中努力学，他们就能当好的编辑。他们在文艺团体中，被选举上去了，就也能当领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按照民主通过的章程，应该由群众选举。当选为领导人的是尽义务，有责任没有特权，群众团体中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应由什么机关指定或委派，更不是终身制。至于作家，主要看他的作品，作家的地位是由千百万读者群众来定的。领导、团体，应该团结所有的作家，培养年轻的作家，不应人为地团结一批，冷淡一批，吹捧一批，压制一批。老年的作家、年轻的作家都不要搞宗派，搞山头，搞小圈子，不要有私心。作家被推崇为灵魂的工程师，如果你心里装有那末多的私心、坏东西，你算什么作家？你能写出什么好作品？你能领导什么工作？我们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应是新一代有为的人，一定要走正道，用脑子，辨是非、邪正，坚持正确的方向，为人民服务。
说到当前文学创作的繁荣，不能不感谢我们年轻的作家。在座的有编辑，也有作家。编辑看的作品比我多，你们对青年作家比我熟。你们很了解现今的文坛。是的，近几年来，新人层出，作品很多。特别是，许多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突破禁区，切中时弊，敢于思索，敢想敢写，起点很高，作者受到鼓励，得到荣誉是很自然的。对这些作者，我虽不熟，缺少了解，但大体可以说，他们都经历过多少年的风雨，见过世面，在广阔的生活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过战斗，有过苦闷，有些体会，有所激动，他们不能不提起笔来向人民剖析、申诉、呼号，向一切不合理的事物、现象作斗争，团结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我们要热情欢迎这一批年轻的新的生力军，为他们的创作成就而高兴。我们完全不必担心他们走得太远了，太快了，步子跨得太大了。他们已不是幼年、童年，而是青壮年，有的甚至将进入中年了。即使、或者有一点点过头的地方，我们还要相信读者。饱经患难的读者绝不会因为某一篇小说就起来造反。我们的读者是有欣赏水平的，有鉴别能力的。何况我们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我们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也拥有平等的批评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上的惨痛教训，绝不能再向年轻人抡棍子，舞棒子，埋没作品，糟践人才。自然，这里有些作品的某些地方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其中有的写老干部不像老干部，只像暴发户。这是可能的。十年动乱，人们常见的就是那些暴发户。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特权，有些老干部对之司空见惯，安之若素。这不能不引起好心人的担忧，激起受害者的愤慨，这是不足为奇的。现在党中央也在号召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嘛。我们队伍里确有许多非常好的老干部，好党员，他们是应该受到表彰的，应该在文艺作品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可惜的是这样一些老同志老干部一般作家平常接触不到。有些作者很想在这方面努力，尝试，写好我们的领导，却由于接触少，不十分熟悉而无从动笔。写反面人物却信手拈来，而且写得活龙活现。这的确是目前创作上的一个问题。但这是可以解决的。最近上海人艺演出的《陈毅市长》就很好嘛。我们的作家绝大部分都是受过“伤”的，对“伤”比较能有些体会；但他们也是满腔希望有所爱的，只是体会得还不够，因此提起笔来不那末容易。前几天我读白桦同志的诗《情思》，我觉得很好，我讲解给我的孙女听，人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爱。活着就是因为我有爱，失去爱就可以不活，不工作。我活着，工作着，都是因为我有爱。我们的爱从哪儿来？一定要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如果不是同患难，共命运，没有共同的理想和生活基础，就不会有真正的爱。我们对国家，对民族，对工农兵，对人民，也是同此一个道理。
另外，我们文坛还有一批老作家，他们从事创作活动多年了，有丰富的经验。我们要注意他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在创作上作出新贡献。刊物的编辑同志特别要尽心。这些老同志，大部分都还在六十岁左右，他们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党忠诚，他们写过不少好的作品，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光辉的位置。这些同志至今还是一支精壮的队伍。近几年看起来他们的作品发表得少一点，可是我以为他们正在酝酿，正在反刍，正在深思熟虑，清理他们几十年来的经验、体会，他们是有能力的。只要假以时日，我相信他们还会写出好作品来的。最近我看了白刃同志三十年前写的一些短篇，那里边写了许多平常生活中的不平凡的人。他的剧本《糖衣炮弹》、《兵临城下》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我在山西农村时读了魏巍同志的《东方》，我知道自己不是批评家，不能给这本书以全面的介绍，但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歌颂了它。可是却有人告诉我，说这些写战争的书，已经过时了，不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了。我说不要紧，这是一本货真价实的书，一百年之后，保险还有读者。那时的人们会说：“看，抗美援朝时期我们的人们多么好！那些老百姓，我们党领导的部队，我们的干部都是多么好，都是多么亲切感人呵！”
还有一批五十年代崛起的新人，他们重现文坛之后，刻苦勤奋，抢回失去了的时间，正在全力写作中、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这些人，很多在政治浪涛中几经折腾，受过冤枉，他们承受过苦难，甚至不是一般在“四人帮”时受过冲击的人们所能想象的。难道就因为别的人也受过冲击，住过干校，就可以不理会这些同志二十多年来所负载的沉重的铁锁吗？在那只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五十年代末，蒙冤挨整的同志都成了人世所不耻的罪人！如今好了，党的领导是英明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偏差，党重新解放了这些人。在党的领导和督促下，经过复查，很多地方、很多单位是百分之百的改正，这是值得欢迎和庆幸的。对于这些同志过去的某些作品，一度曾作为毒草而遭到批判的，现在就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作出公正的评价。遗憾的是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角落，常常听到什么“改正派”某某的名词呢！这些作品，有时甚至包括作者自身还继续遭到一些排斥，一些歧视，一些叽叽喳喳。我收到不少来信。来信反映说他们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在党为一些作者恢复了政治地位之后，对于在五十年代末被诬为毒草的作品，重新阅读，重新评价，写了一些文章，但是有的刊物不登，没有地方可以发表，作者受到压力，好像还在闯禁区似的，提心吊胆。我以为这种现象是不符合党的政策和“双百”方针的，对于继续繁荣创作是不利的，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至于“五四”以来的老作家，他们写得多，写得好，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们的作品，不只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都早有定评了。但也还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好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和重视。于是有的人向我发牢骚：“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我们已经靠边站了。”我前些时到作协的文讲所去，讲习所的工作同志告诉我，他们向这期学员介绍几位辅导员。我以为找辅导员不过是让学员多接触几个作家，不一定能在写作上起到什么具体作用，但多有一些机会交流讨论，总是可取的。但学员同志们在选择时，对骆宾基同志却不很热心。我听了有一点感慨。骆宾基同志可能不如别人的名气大，因此知道他的人就少些。但有名的人，也不一定都写得好。而骆宾基同志的短篇小说却实在写得非常好，他的《夜走黄泥岗》写得真好。这篇小说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我读它的时候，那种北方的留人小店的氛围，完全呈现在我面前，那寒风、那大车，那赶车的车把式，那牲口，划着蹄子，喷出白气，嘶嘶地叫，那牲口店的院落，房子，和那些热情的人们……你若是曾经到过这样的地方，你就会感到是旧地重游，说不出的亲切。你若还没有到过这种地方，一读这个短篇，你也会感觉到这个地方的味道，原来这就是没有长途汽车时的北方农村。这样一个路口，这样一个黄昏，一个南来北往、东西相通的交道口，多么荒凉，又多么热闹的宾至如归的安乐窝似的小店啊。这样的作品，是我们值得研究、借鉴的作品。像这些作品和作家，我们有不少。但愿我们文艺界、编辑同志们都不要轻易忘记他们。
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编过《北斗》，四十年代在延安编过刊物、报纸副刊，五十年代在北京编过刊物，六十年代在北大荒也编过墙报，编过油印小刊物。因此我深深懂得编辑同志们工作的艰辛。我也体会到，如果发现一篇新作品，发现一个新作者，编辑同志们又是何等的欢欣。前年我在山西，几个业余写作的青年对我说：“如今我们投稿很不容易，发表一篇文章也都要走后门。”我不相信，我向他们解释说：“别的事要走后门，发表文章绝不会的，因为编辑同志就是欢迎好文章，就怕没有好文章，就怕遇见坏文章却要讲人情面子给以照顾。”可是，我回北京一年多了，也接触到一些实际，才感到很多刊物同其它方面差不多，也有圈子。好像不能不这样似的。自然，一个办得好的刊物必然会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一定的取舍标准。但圈子并不属于此，圈子不计较真理的是非，而只是以人划线，只要自己的一伙人；这就要不得。大家都知道叶圣陶老先生。我说过，当年如果不是叶圣陶老先生的支持帮助，我不一定会搞文学。叶先生那时在上海编《小说月报》，编辑人员不多，只两个人，他和徐调孚先生，但对作品、对作者都很热心，很耐心。我的几篇初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月报》都是发头条，叶老对我的热情鼓励，我至今不忘。编辑都希望在自己的刊物上看到好作品。文坛需要有伯乐。编辑同志应该人人都成为伯乐，大公无私，勤勤恳恳。刊物要有自己的风格，编辑同志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刊物应有自己的个性。这个说来容易，真正作到却需要坚韧毅力和魄力。现在有些刊物，大家都差不多。你有什么文章，我也有什么文章。你约了些什么名人写稿，我也约他们。既发表了这个人的，也就发表那个人的，搞平衡，怕被人说是有倾向。要末大家倾向一边，要末大家都无倾向。这里出了一期女作家专号，那里就也出一个女作家专号。我奇怪，为什么不出男作家专号？到底是同情妇女，嫌女作家少了，来一点鼓励，还是为了刊物的票房价值，以为有个女字便可以多卖几本？如果办刊物都是这样，那末全国出一个大刊物，每期印几百万份，或千万份就够了，何必空喊百花齐放呢？花虽多，却还是一种花！刊物要办得有特色，编辑部就得大胆坚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承担责任。一不反对共产党，二不反对社会主义，有倾向怕什么？你倾向共产党、倾向人民有什么好怕的呢！
这次《长江文艺》、《青春》、《星火》三个杂志的编辑部联合举办青年作者的读书会，大家交流思想，总结经验，加强修养，提高水平，是很好的，很有实际意义的，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办。你们的刊物大都是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现在青年的思想很不一致。青年中有好的，所谓思考的一代，他们考虑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可是听说还有什么垮掉的一代。据说，由于“四人帮”的长期祸害，青年中逆流搏斗的不乏其人，但垮掉的也不少，这样的人没有信仰，失去信心，只讲个人吃喝玩乐，总嫌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不自由。我们的作者、刊物都有责任通过自己的作品，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形象地、生动地启发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也能感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爱，温暖，使他们也能发现、接触现实生活中可亲可敬的人物，从而树立起生活的信念和战斗的热情，和人民一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今天想到这些，就随便说到这里。占用了你们的时间，请你们原谅，有不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