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是“逼”到文艺战线上来的，是一个小兵。现在虽然年纪大了，算是个老兵，但好些年都没有从事文艺活动，已不是个文人了。我在农垦战线待了好多年，我填写个人成分时，就写的是“农工”，就是“农业工人”嘛。
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三个口号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这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只要是生活着的人，就脱离不了政治。我是湖南常德人，懂得世事的时候就不满现状，总想奋斗、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这恐怕也是追求政治吧！我有个表姐，人很聪明，书也读得很好，比我能干的多，但在环境的逼迫下，当了地主的老婆，后来自杀了，也是逃脱不了政治。一九五八年后我下农场，一个同志借用我的水桶打了一桶水，结果挨了一顿批，说他和我这个“右派”划不清界限。这样的生活小事也离不开政治。最理想的大概是去到“桃花源”种地，那也不行，地是谁所有的，也不能随便去种。我有个伯父，想逃避社会，出家当了和尚。大概是当的很认真，结果当到了“方丈”，成了和尚头，也算个地主了。你看，还是逃不掉。
文艺作品总是有内容，有主题的。梁信为什么写《红色娘子军》和《从奴隶到将军》，而不写别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不为共产主义写东西呢？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有的作家说他可以不要政治，你是个作家，就有志向，就有理想，就有感情，这都不是与政治无关的吧？当然也有另外的政治，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十年浩劫中，我们有多少人受过迫害，我们的好多老一辈革命家含冤而死，那个时期真是暗无天日。这个政治当然是可怕的。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压迫人民的，是永远都不能要的。一九五四年，有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对我和周立波等人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难道作家是“党”叫当的，而且这里的“党”是什么含义，我当时就想不清楚，后来才从实践中知道，真有这么回事。所以我劝大家，也告诫我自己，不要听那些空话、大话，要听真话、实话。我们不是讲“造神”吗？“神”是和尚、道士们造起来的，他们造神的目的是用“神”来为自己谋利。对这些人要警惕。有些人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总是别人错误，自己正确，我就吃过这个亏。以前人家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以为是自己有罪，曾经虔诚地改造自己，希望将功赎罪，后来才知道是上了当。
文艺作品一发表就有社会效果问题，但应以多数人的感受和评价来看社会效果。《祥林嫂》可以说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作品吧，记得在乡下看这个电影（指《祝福》）时，一些老百姓到我那里聊天，说祥林嫂命就是苦哇，这是命定的，上辈子作孽造的，就是不往反封建方面想。看了《大闹天宫》，有的老百姓就说，就是有神嘛，还硬说没有。你看看，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有各人的感受。我写了一些作品，有人批我是专写“色情”小说的，这是个别人的看法嘛。所以，不能以少数人的眼光，少数人的感受来谈社会效果好与不好。
搞创作的人不能想着效果问题去搞创作，那样是写不成的。作家只能写自己所强烈爱憎的人和事，只能培养自己热爱人民的感情，锻炼自己观察事物的能力。这就要深入到群众里边去。我二十年来受了一些损失，主要损失了时间，但也得到了很多东西，使我真心和群众结合了。我在北大荒农场做八个区的妇女工作，吃过苦，受过罪，但收获也很大。所以，不但要下去，而且要管一些事情，交朋友。我就在下边交了好多朋友，农民也有，工人也有，复员军人也有，干部也有。不到下边，你就结识不了那么多好人。我写不了将军、领袖，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我可以写农民，写工人，写这些平常人，我熟悉他们。当然，要写好东西，还要读书，特别要读马列。搞理论的同志更要多读书，要结合实际来读书，把五四以来的作家作品好好读一读，这样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讲好理论。我在被关起来时，很想读书，就是不给书看，后来林彪“爆炸”后，让我看书了。我当时真是高兴呀，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借来，从第一卷看到第三十九卷。说老实话，我看过好多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再好，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理论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形象更伟大、更动人。他们的思想、性格、理想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教育人和感动人的。所以，首先要读好马列的书。并且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书，我们的创作和我们的理论工作就会前进并取得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