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讲性善，今人多不以为然。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是，中国文化主“性善”，故行“人治”；西方文化主“性恶”，倾向制约权力，行“法治”。这真是口吐真言。姑不论“人治”、“法治”一类话头具体何谓，但“性善论”占据思想主流，已在宋元以后，而立论者心中的“人治”恐怕至少可以上溯秦汉。凿枘不合，却流传众口，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固是不思之过，但国人反思传统的“诚恳”也就可见一斑。不过，今日反对性善论者，大多恐怕未必想得这般远，实际应更多来自日常生活的体会——若连馒头、牛奶的质量都不可信，性善论岂不太过奢华？
近年来，随着一些史实陆续披露，有些素被尊重的老人家当年曾做过的错事也昭布于世，很使人震惊。这使我想起刚上大学那会儿，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史学论著索引，发现众多素受敬仰的先生当年都曾响应号召，相互投掷过标枪匕首，确是“震惊”了一下，偶像纷纷倒地。后来研习历史既久，知道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生活境遇和空间，有时不能“壁立千仞”，可能是自甘沦落，但也可能是身不由己，可耻，可恨，可悲，亦复可怜；后人任意低昂，有时也许不过在潜意识里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做不得数。明白了这一点，也便能渐行恕道。
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曾引用过一句阿拉伯谚语：“与其说一个人像他的父亲，不如说更酷肖他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理解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无论其是否顺应了“时代潮流”，都必须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入手，方能得其仿佛。这当然不是提倡把一切过错都诿之于“时代”，号称自己同样是受害者，就可一了百了；无论如何，身处同样情形，不同人做了不同选择，便都须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良知的考量避无可避，无人能够替代。不过，后人论事，则总须出以“了解之同情”，从人、世互动的角度着眼，不必先把谁“想坏了”。王阳明曾说，你把盗贼喊盗贼，“他还忸怩”。可知人总有羞恶之心，而那就是一点善根。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判明谁是“坏人”，而是该好好想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其心中一点善根无法生长，反而走向反面。若说有些人乃是天性本恶，在把问题简单化的同时，只会使思想变得懒惰，根本于事无补。
其实，站在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性”乃是有善有恶，或者也不妨说是无善无恶，这在日常经验中本可找到不少例证，孟子坚称“性善”，岂非罔顾事实？但我们看孟子自己的话“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显然对人性的幽暗有清醒估计。不过，他对“人性”的界定实和今日生理学、心理学意义上所谓人性不同，别有深意，而后儒对此亦深有会心。近几年渐成名人的一位清末山西士人刘大鹏云：
天地生人，其性本善，而有言性恶者，何也？其或有所感而发欤？抑真见性恶者而言之欤？如以有感而发，其说尚有可原；若真谓之性恶，岂非害天下万世者乎！圣人教人，只言性善，犹恐人入于恶；若言性恶，何能使人转而向善也？凡人之情，趋于恶则易，趋于善则难。人苟以善自治，虽至恶之人，亦可移之从善。圣贤千言万语，非恐人之自暴自弃也耶！
刘大鹏对于孟子真意的把握是否恰当，别是一问题（我个人以为“虽不中，亦不远矣”），但从这段话可以看到，他自己相信“性本善”，确有一番“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在今天尤值细心领会。近年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固有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的原因，国人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自暴自弃”，也是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人都揣了恶意对人，同时也防备别人揣了恶意对己，社会遂沦于恶性循环而不止。故身处这样一个事事不可信的时代，尤须有人千言万语道性善，为这个社会培养一点元气。
或有人说，光靠思想是无力的，关键还要靠制度建设。此言甚是。我当然不至于幼稚到相信只要“天天讲”就能转移世风，不过，我想提醒的是，我们不要把思想和制度看作对立的两截：一方面，所谓“制度”不只是由各种权力机关掌控的奖惩机制，实际上还包括那些更“空灵”的因素如思想、言论、风俗在内，故用“文化”二字更准确。另一方面，制度建设本身也还有个导向问题。今天一提制度，总有人习惯从防弊角度立意。这自然易于见效，但长远看，则流弊无穷。用刘大鹏的话说，天地万物，唯“感与应”二字而已，“以善感则善应之，以恶感则恶应之”。此是理学家的常谈，今人可以以为迂阔，至少是“不科学”。但我们抛开偏见，平心静气地想：如果各种规程的制定者一开始就倾向于把人想坏，当然会规条愈密，防备愈严；而这种气氛也只能养出险怪机诈之心，久之成为自然，更是防不胜防！既如此，我们何不换一方向，尽量创造一个更有利于人性中良善一面成长发育的文化环境，以使“性善论”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