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篇，是中国风雅传统的源头。历代的笺证解说，早已汇成一条著述的长河，而且一定还会有更多支脉不断汇入，使其气象更为壮阔。在这个浩瀚的传统中，扬之水的《诗经别裁》只是一条细流，却未被湮没，在13年中再版3次，可知受欢迎的程度。此书选录《诗》48首，疏通字句，加以申说，在充分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全书征引文献百余种），加以个人的裁断。体贴人情物理曲折入微，文字亦练达有致，足使两千多年前先民质朴厚实的喜悦与悲哀，都历历活在21世纪的读者目前。
历来解《诗》，多着眼于“美刺”，意在考察政治的明暗、风俗的厚薄。新文化运动以来，又特别看它做“人民”的声音，视为上古“民间文学”的集成。扬之水并不同意：“后世所说的文学，以及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又怎么从里边看出来？从内容看，包括最“民间”的《国风》中的大部，“情感意志与精神境界，月旦人物与观察生活的眼光”，都非“庶人与奴隶”所能有。那里确写到“劳动”和“劳动者”，然而这好比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谁也不能认作“劳动者”自己的歌。
这段话确乎有见。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搞清事物的“本来样子”（这里说的是“为不为”，不是“能不能”），则首先便要将后人附会的重重认知层层剥落，将它们各自还原到其所在的“历史地层”中。这本是中国现代学术成立的重要基石之一。史学和文学从经学的强势笼罩下解脱而出，获得独立地位，便颇得力于此一观念。但不少学者在逃离“经学”的同时，又因用力过猛，掉入了对立的“价值陷阱”，在《诗》里寻找“人民的歌声”，便是其中一支。扬之水则说：“《诗》原是生长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宗法贵族体制所笼罩的社会。”这对于我们更为“历史地”进入《诗经》世界，无疑是必要的提醒。
但《诗》是“史”也是“诗”。凡“诗”，自然要反映一时一地的情形，可也一定具有超出一时一地境界的潜能。作者处处着眼于《诗》里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这人生、人情自然是彼时彼处的，离不了特定的时空限制，可也因“人性”本身，转换为读者当下的此情此景。许倬云先生曾说：“人和人之间若只从物理性的空间着眼，各人占有一个空间，任何两个人都无法有空间的重叠，更不论空间的全同了。但若从情意的空间看，则人人有与旁人共有的空间。”扬之水说《诗》，便是从“物理”时空走向“情意”时空——然这“情意”又出自具体的“物理”时空，故是实在的。
然而，建立在特定“时空”中的情意怎么可能又是“超时空”的？
这就要说到此书的另一贡献了。历来解《诗》者，皆知《诗》有风、雅、颂、赋、比、兴“六义”。可什么是“兴”？历代学者聚讼不休，而结果是，很多人承认，“兴”不可以“理”喻。钱锺书说，兴是“触物起情”，“功同跳板”。顾随更说：“兴，凑韵而已，没讲儿。”两人都引儿歌做解：“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一二一”实与苹果、鸭梨无关，不过是“发端之辞”而已。这种解释是很清楚了。扬之水基本赞同，但从书中看，其意又不仅于此：
两间莫非生意，万物莫不适性，这是自然予人的最朴素也是最直接的感悟，因此它很可以成为看待人间事物的一个标准：或万物如此，人事亦然，于是喜悦；……或万物如此，人事不然，于是悲怨。……总之，兴之特殊，即在于它于诗人是如此直接，而于他人则往往其意微缈，但我们若解得诗人原是把天地四时的瞬息变幻，自然万物的死生消长，都看作生命的见证，人事的比照，那么兴的意义便很明白。它虽然质朴，但其中又何尝没有体认生命的深刻。
将“兴”看作对天地万物生命的感悟，则虽“微缈”而不虚无。人各不同，同一人所处时地不同，对自然万物的感应也便有异，但这不妨碍另一个生命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下发生同样的感应。是“兴”不可“理”喻，而可以“情”通。扬之水不是在纯技术的层面看“兴”，而是透过一层，把一个“没讲儿”的东西讲出了新意，而且讲得高明，超出了“兴”本身。
但这有根据吗？是不是又“玄”了？我意不然。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孔子或别有意，但“天人之际”却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鲜明的一个话题，并因此使中国人的生命多彩多姿，顾盼有情。扬之水解“兴”，正是抓到了这个核心。
言及此，想到另一问题：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处的“兴”，和“六义”的“兴”有何关系？如果六义之“兴”只是“凑韵”，那当然不相干；若六义的“兴”直通生命的感发，则此处的“兴”便有了着落，连带着后边的“观”、“群”、“怨”也都有了新意。
这又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国本是一个“诗的民族”，可是，近20年来，在民众的生活中，“诗”之一字，已久矣不闻了。那么，人民何以兴、观、群、怨？一个已经不再感“兴”的民族，生命里还会有尊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