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说：“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如是，则其必应与生活的实际相调和，把现有的生活拔升到一个更光明优美的境界，而不是忽略实际，空凭臆想，自作主张。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模样了。我们从一个以农村和耕读为基调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以城市和工商为核心的社会。它驱迫各类资源迅速向大都市集中，也使得社会组织形态和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大量人口离开祖辈世居的小社区，身不由己地卷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与面对面的传统社区不同，新的人际关系常是不稳固的、临时性的，有时甚至还是抽象的（如我们要时时面对的“国家”、“民族”）。一般情形下，大家不再彼此深度卷入对方的私生活，人际界线日益分明。
最近20年，这种情况更加明显。随着社会转型加剧，我们过去许多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遇到激烈挑战，令人无所依从。这种转变又不是同步的，不同人群和地区之间存在着时间差。不少中小城市和农村仍流行的习俗，在都市白领看来，已完全不能接受。但这些白领相当一部分就来自这些小地方，他们的父母、亲友正带着他们无法忍受的习惯和观念在生活。平时双方接触甚少，多表现出亲密一面；一旦生活交融，也就冲突不断。今年寒假看到一些微信，发现不少人对春节返乡抱着忧喜交加的心情，甚至以担忧为主。其中一条是这样的：“接下来一个月你将会听到这些话：什么时候毕业呀？要不要考研究所呀？工作有没有找到呀？有没有对象呀？什么时候结婚呀？什么时候生小孩？”转发这条微信的朋友加了一句评论：“又到一年仓皇时。”网上还有消息说，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男生在返乡火车上，因为知道父母秘密为其安排了相亲而气昏过去。不知此事是否属实，但此类消息广泛传播，确可看出社会心态之一端。
回家二字，在中国一向寄托着最深情的人生理想。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不是无情，不愿与亲朋团聚；但他们显然在亲情之外，也感到无尽的心理压力。面对这种境况，理想状态当然是大家彼此体贴，事实则往往难以做到。双方各有一套价值取向，本非短期就能达成一致；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短暂回乡，被亲友包围，沦为少数，中国更有不忘本的古训，要维护自己私生活的权利，可谓难乎其难。在这种情形下，探亲不过成为一种无奈的义务，正应了孔子那句话：“人而不仁，如礼何？”
我当然不是偏袒这些年轻人，并非说他们可以不顾别人的友善而自行其是（即使这友善是他们难以忍受的）；也不是说小地方流行的生活规范全是陋俗（虽然陋俗不少），我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从目前情势看，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转型还将继续，传统社区进一步解体，饮食、居住、人际交流等基本生活方式会有更多改变。这当然就需要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它更尊重个人选择和私有领域，容忍多元价值，注重公共空间的道德规范，更具法治精神，能够提供更有深度和更加优雅的精神生活。用过去的话说，我们今天需要一套新“礼乐”。
在今天被宣传炒作的“传统文化”中，却有不少与此背道而驰。这里姑举一例。近年我在不少寺院和修佛人家中都见到一本善书，是一个叫作上官玉华的人神游“地狱”的见闻录。这类小册子过去很常见，内容也很相近，但此书“妙”在，作者宣布地狱新加了一层：是专为整容者准备的！整容当然不值得热情鼓励，但既未加害旁人，便不是为非作歹，何以如此惊动地下当局？向“善士”们请教，答案也很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整容的人对自己容貌不满，即为不孝！逻辑虽然怪异，还真不能说于“传统”无据。此书在一些老人中似颇为流行，但这理由，大概多数年轻人就难以接受。此类“传统”除了使代际隔阂进一步拉大外，“善士”们以“地狱”对付价值观不同的人，也平添了一分暴戾之气：法海不是要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吗？但他自己中了魔。威权政治有时正是一些“普通人”所造，尽管他们自己也常受威权力量的迫害。然而，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是不会吸取法海的教训的。
我当然不是否定传统，相反，我深信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一定会带我们突破今日困局。但继承传统，也应有创造性的转换。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文化转型，都是因应新社会环境需要的结果。我仍相信，仁义礼智信具有普适性的永恒价值，能为今日多数浑浑噩噩的人灌注一种生命的意义，唯其在具体方面应如何表现，尚待探索。按过去的讲法，“制礼作乐”是圣人所为；而今日的“圣人”便是民众，“新礼乐”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互动中缓步形成，绝非一两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强迫成就。但无论如何，一个文化若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复古”，则其的确已经死去——好在这绝非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