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钱穆先生在昆明发表了《病与艾》一文。文中引《孟子》的话：“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一个人病了七年，却须用藏蓄了三年的艾草来治。病人“以前没有预藏此艾，现在开始藏蓄，虽知有十分可靠的希望，但是遥遥的三年，亦足使他惶惑疑惧，或许竟在此三年中死去”。钱先生于是“设想那病人心理的变化”：蓄与不蓄？急乎不急？大多数人恐怕不会选择“从今藏起，留待三年再用”，“然而孟子却坚决地说，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他的意思，似乎劝人不管三年内死活，且藏再说。我不由得不佩服孟子的坚决”。
这话是切合抗日战争的形势而发。写到此，意思醒豁，看起来可以结束了，钱先生却转头另起一段：
但是我现在想到这几句话的兴味，却不在那病人一边。我忽想假使那艾草亦有理智，亦有感情，它一定亦有一番难排布。我如此设想，倘使艾亦有知，坐看那人病已七年，后事难保，倘使艾亦有情，对此病人不甘旁观。从理智上论，他应按捺下心耐过三年，那时他对此病人便有力救疗。但是万一此病人在三年内死了，岂不遗憾终天。从情感上论，那艾自愿立刻献身，去供病人之用。但理智上明明告诉它，不到三年之久，它是全无效力的。我想那病人的时刻变化，那艾的心理亦该时刻难安吧。
转过几行，又说：
这是一件怪动人情感的事。我不知别人是否如此想。病是十分危笃了，百草千方胡乱投，那艾却闲闲在一旁，要在此焦急中耐过此三年。艾乎艾乎！我想艾而有知，艾而有情，确是一件够紧张亦够沉闷的事。
这段话看起来完全是“乱写”，似乎丝毫未经剪裁。一则曰“假使那艾草亦有理智，亦有感情，它一定亦有一番难排布”；再则曰“倘使艾亦有知，……倘使艾亦有情”；末了来一句：“艾乎艾乎！我想艾而有知，艾而有情，确是一件够紧张亦够沉闷的事。”落到有些有文字“洁癖”的人手中，或者要批上一句“太啰唆”，打个不及格。
但这段话精妙绝伦，“啰唆”的地方正看出这有情有知的艾在理智与感情之间踌躇不安的心态。文章纯用说话口吻，用“这”用“那”，有宋明语录风格，仿佛那艾就在我们近旁，不由人不与之一起踟蹰焦虑。想一想文章发表的时代，艾的踯躅便是作者的踯躅，无怪他一说再说，说到尽处，唯有浩叹。但最妙的根本还是作者能够想到艾草亦有情有知，有此一段妙文，则非“痴人”不办也。
然而这也不奇怪。钱先生学问根柢本在理学。就论学风格言，理学在传统学问中大概最算得上心思细腻的一种，富有同情，体贴及于草木。二程兄弟曾经回忆，周敦颐窗前草满而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此言不但使二程印象甚深，之后也是历代理学家们不断提起的话头。而另外一位理学宗师张载又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与我同体，一举一动，休戚相关，联想到一根草亦有其一番心事，对理学家来说，不过是自然而然，情理之必至。
其实，“科学”地看，草木何尝有心（但是否可以定然说草木无心）？草木之心仍是人心。倘此世界无人，万物自生自灭，无知无情，甘为刍狗，这艾又何必多此一段思量？这里的一个“人”字，正是钱先生论学的关键。他曾说：“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可贵乃在此。”史学如此，文辞亦然。钱先生以史家名，专论文学的篇章不多，但独具只眼，而篇篇着落在一个“人”字上。他尝举王维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云：
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都在那里叫。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什么呢？
直指人心。在我读过的诗词鉴赏一类文字中，关切入微，似属第一。我猜王维地下，也当引为知音。因为有“人”在，故而果落虫鸣，不是自生自灭，于凄凉中自有生意。
文章接下说：“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因于读了这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含的意义。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亦即所谓欣赏。”这是金针度人之论。有此一段体贴，谈史、论文、平议当代，自不流入虚空，也不陷于迂腐，是治学入门的关键。读过这段话，我们再来看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一开始所说的那句名言：“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或者可以有更多的、超过字面意义之外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