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登帝位的李世民并没有沉浸在黄袍加身的喜悦中，他冷静地看到诞生不久的唐帝国的种种忧患，进而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整。唐太宗的各种政策突出表现在政治上，他先是派魏征等大臣去宣抚巩固山东、河北等地，然后采取鼓励积极谏言、完善法律制度等大胆的举措，保证了唐王朝的稳定。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贞观朝代政治清平，百姓安居。
山东、河北两地是隋末农民起义的策源地，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不能不重视这些地区。武德六年（623）初，秦王李世民敏锐地注意到：“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这表明李唐王朝开始重视山东、河北两地。特别是当时的山东出现过很多杰出人才，而山东的财政也对唐朝经济贡献巨大。所以，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一直留心物色山东人，希望借助他们去稳定山东局势，魏征和崔仁师就是这样被李世民发现的。
早在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与李建成为了争夺皇位，各自都努力结交山东豪杰来扩充自己的实力。而相对于李世民第一次征讨刘黑闼后所采取的残酷镇压政策，在平定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太子李建成根据魏征的建议，对刘黑闼的部将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并安抚当地百姓，得到山东、河北百姓的支持。此后，李建成利用自己在这些地区的威望，积极地培植拉拢亲信势力，渐渐壮大。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的消息传来，山东很多豪杰试图趁唐王朝内讧而起兵作乱。再加上太子党羽逃到关东去，如果这些人勾结起来，将会对刚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产生严重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先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守洛阳，随后又及时地选派魏征宣慰山东。
魏征本就是山东人，在追随太子李建成时期就和山东、河北地区各种社会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玄武门之变后一个月，唐太宗封魏征为谏议大夫，让他“便宜从事”，安抚河北。当魏征到达河北磁州时，恰好遇到那里的官员要把前东宫、齐府官属李志安、李思行送到长安问罪。魏征跟副使商量说：“东宫和齐府逃出来的人，秦王已经下令免除了他们的罪责。现在还有人为了邀功请赏想把他们送去京师问罪，要是这样，谁还会相信朝廷的政令？现在秦王让我便宜从事，我如果不纠正这种事情，将因为这一件小事情，毁了朝廷的清明声誉。我们如果解救并释放了这两个人，不追究他们的罪行，他们必然会被朝廷和秦王的信义感动，从长远看是件好事。”接着，就私自把李志安、李思行释放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魏征私自放了这两个人，的确冒了巨大的风险。第一，李志安、李思行是太子和齐王非常重要的亲信，属于重犯；第二，魏征本来也是太子的最重要的亲信，第一次外出办差，也面临着朝廷特别是秦王信任与否的问题。他这样私自处理两个重要的逃犯，确实顶着巨大的压力。然而，当魏征回京把这个事情奏明李世民时，李世民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表扬了魏征。因为魏征的做法体现了李世民的宽大政策，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起“信义”来，以争取山东豪杰的广泛支持。
武德九年（626）八月，刚刚继位的唐太宗下诏免关东赋税一年。关东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纷纷庆祝起来。但是没过几天，唐太宗又改变主意，重新颁布赦令：先征赋税，供国家急需，以后再补关东的百姓。关东地区的百姓们一下子从兴奋变为失望，怨声载道。这个时候，魏征上书说：“陛下八月九日的诏书说要免去关东百姓一年赋税，听到消息，关东的百姓载歌载舞地庆祝。这本来是体现陛下仁德的事情，但臣听说陛下又颁布诏令，让他们继续缴税，明年再补给他们。臣听说贤明的皇帝治理国家凭借的是仁德，百姓都服从他是因为他诚信。陛下刚刚登基，便发了两道不一样的诏令，让人生疑，这样下去会失去信义。陛下要知道，损失一些钱财是小事，信义的毁坏可是大事。臣见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为陛下叹息，愿陛下三思而后行。”魏征的进谏直接指出了唐太宗的过失，提醒唐太宗注意自己的政策在关东地区的影响，切不可贪图小利，以免重新惹起山东人对李唐王朝的嫌忌与不信任。最终，由于魏征的积极“宣慰”，妥善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山东、河北局势才逐渐地平静下来。
贞观元年（627），青州有人谋反，唐太宗派崔仁师前去处理，崔仁师也采取宽大的政策，很快平息了谋反的动乱。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谋反。通过唐王朝君臣的一致努力和宽大的政策，基本巩固了对山东、河北等地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