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技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麻纺织、丝绸纺织、毛纺织、棉纺织，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印染业等。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已懂得就地取材，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纺织和印染的原料，以及制造简单的纺织工具。纺织业中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人，至今被人们所怀念。
我国古代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一般是麻、毛、棉短纤维，此外还大量利用长纤维蚕丝。蚕丝是最优良、最长、最纤细的纺织纤维，可以织制各种复杂漂亮的纺织物。
我国纺织工具起源于5000年前新石器时期的纺轮和腰机。西周时期具有传统性能的简单机械缫车、纺车、织机相继出现；汉代广泛使用提花机、斜织机；唐代以后纺织机械日趋完善，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纺织原料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现和培育的，纺织工具也是在生产实践中发明创造的。
商周时期，由于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宫廷王室对于纺织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王室设立与纺织品有关的官职，掌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
商周的丝织品品种较多，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朱砂涂染的色帛、双经双纬的回纹绮等。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更是丰富多彩，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了几何纹锦、对龙对凤锦和填花燕纹锦等，湖北省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锦绣品。毛织品则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拉沟古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花色品种和纺织技术比哈密五堡遗址出土的更胜一筹。
汉代纺织品以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省江陵秦汉墓出土的丝麻纺织品数量最多，花色品种最为齐全。
有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耳杯形菱纹花罗、对鸟花卉纹绮、隐花孔雀纹锦、凸花锦和绒圈锦等高级提花丝织品。还有第一次发现的印花敷彩纱和泥金银印花纱等珍贵的印花丝织品。
魏晋南北朝，丝织品仍以经锦为主，花纹则以禽兽纹为特色。
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屋于来克城址和高昌国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有夔纹锦、方格兽纹锦、禽兽纹锦、树纹锦，以及“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织成履等。毛、棉织品发现有方格纹毛罽、紫红色毛罽、星点蓝色蜡缬毛织品，以及桃纹蓝色蜡缬棉织品等新的缬染织物。
隋唐时期，纺织品的生产分工明确，唐朝官府专门设立“织染署”，管理纺织染作坊。纹缬染色更有新的发展，有红色、绛色、棕色绞缬绢、罗；蓝色、棕色、绛色、土黄色、黄色、白色、绿色、深绿色等蜡缬纱绢及绛色附缀彩绘绢等，代表印染工艺技术已达到新的水平。
宋朝的丝织品中尤以花罗和绮绫为最多。从宋代的黄升墓出土的各种罗组织的衣物200余件，其螺纹组织结构有两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的素罗，有起平纹、浮纹、斜纹、变化斜纹等组织的各种花卉纹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
绮绫的花纹则以牡丹、芍药、月季芙蓉、菊花等为主体纹饰。此外有第一次出土的松竹梅缎。印染品已发展成为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
元代纺织品以织金锦“纳失失”最负盛名。此外，元代棉纺业在黄道婆的技术推广下有了长足的发展。黄道婆家乡的“乌泥泾被”名扬天下，纺织工具也有了很多革新创造。
明清时期纺织品以江宁、苏州、杭州“江南三织造”生产的贡品技艺最高，其中各种花纹图案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锦、妆花缎等富有特色。
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四大名锦”蜀锦、宋锦、织金锦和妆花锦，以及“四大名绣”苏绣、粤绣、蜀绣和湘绣，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亚欧各国。
在我国古代纺织业领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为民族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黄道婆、葛洪就是两个有突出贡献的人，黄道婆被尊为纺织业祖师，葛洪被尊为印染业祖师。
黄道婆被称为“黄婆”或“黄母”，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上海徐汇东湾村人。她曾在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向当地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回到故乡后，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黄道婆在纺纱工艺上创造了新式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织造技术、热心向人们传授。
在黄道婆的大力推广下，纺织技术和工艺有了很大提高。当时的“乌泥泾被”不胫而走，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声誉。当时称“淞江布匹衣被天下”，这伟大的成就当然凝聚了黄道婆的大量心血。
正是因为有了黄道婆把海南先进的纺织技术带到江南，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棉纺织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才会有蓝印花布印染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除了黄道婆外，印染祖师葛洪也贡献不菲。葛洪是江苏句容人，他潜心研究医学和炼丹术，取得很高的成就，成为著名的医学家和炼丹家。
由于葛洪在发展我国早期化工工业上的业绩，历代印染、酿造、颜料等行业均奉之为“宗祖”。所以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