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47年7月，常任侠从印度给他在国内的侄子写信，谈到他何以到印度的大学里任教和不回国：“吾自抗战军兴，身列戎行，目睹政府种种贪污腐败之状，每为愤慨。在渝有时论列时事，据实指摘，遂为当局所忌，特务侦察，日日追随吾后，寻隙加以陷害，但吾直言如故，以身为教授，表率群伦，丈夫风骨，故如是也。”
“身为教授”，这是常任侠“表率群伦”的“丈夫风骨”的底气所在。在他看来，“拥多金而高位者，多无耻之辈也。”
在信中，常任侠谈到了自己走过来的路和人生经验：
吾年十二至十八，始学识字，读诗书而不解其意，二十以后，始渐通文理。三十以后，乃弃文学而治史学，平日惟嗜读书，得钱即以购书……吾于学无所不窥，而独不通生财之道，以故屡空。……昔吾曾为诗，颂蒋主席抗战，于广众之前读之，于公右任为秉烛，而张君道藩来鼓掌称善，人或谓吾名震公卿间，吾后深耻之。夫贡谀辞则得官，进直言则罹祸，统治之主，多好谀语而恶直言，此历史所常见也。昔司马相如善文辞，而汉武以倡优蓄之，惟倡优得主欢者，乃可多金高位，丈夫风骨，于焉尽失，故不愿汝辈更为文人也。
写此信时的常任侠四十五岁，人到中年，以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态度告诫晚辈，强调“丈夫风骨”，一句不希望“汝辈更为文人也”，道出了既是文人又是教授的常任侠对自身处境的无奈。常任侠终其一生，其文人特点和教授身份的自重始终纠缠着他的内心和生活。他当时说，之所以离开中国到印度，是因“不愿立于紧舌之朝，与凶残无耻者为伍”，对于国内局势也有清醒判断：经济已临崩溃，社会将有大变，为期已不久矣。
从此信不难看出，常任侠在当年属于“左翼”文人教授之列，但又不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红色”战士。
“文革”以后，耄耋之年的常任侠得知自己在家乡的一个侄辈有可能被“安排”为县政协人员时，在回信里再三叮嘱侄子：“切记不要乱说话。1.以党领导；2.无产阶级专政；3.走社会主义道路；4.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此四条不可更动。”最后还加上一句：“以后来信，可写小字，不要用公文纸。”
写此信时的常任侠，与当年在信里谈“丈夫风骨”时的态度相比，其精神上的谨小慎微和对“整肃”的戒惧心理判若两人。此信写于1981年2月11日。
晚年的常任侠对自己的处境其实有着很多不满，在书信中时常发牢骚。不过，他更有着可爱的自信，也时常在给晚辈的信中有所流露，譬如对于家乡人邀请他回故乡看看，他在信中说：
思想故乡，人情之常，欲与家乡亲故，一叙契阔，无日或忘，惟腿病所累，不敢就道耳。且自幼生长之地，至今地无一亩，屋无一间，不似鲁迅、茅盾等人，都有故居；当代革命名人都有馆纪念。我回故乡，触目生感，无处栖止，徒累汝辈。不如多多写作，惜此余年时光，多写几册著作，留赠社会。鲁迅固不敢企望，若今文坛名辈，窃愿与之比肩，以争一得。
1982年10月说此话的常任侠七十有九，一句“鲁迅固不敢企望，若今文坛名辈，窃愿与之比肩，以争一得。”在他的自信中，也流露着文人的可爱。其实当时的文坛，能知道常任侠大名的又有几人，更不必说今天的读者如我辈了。
后来他于1985年夏天还是回了一趟安徽颍上的故乡，读他那几年与家乡侄辈的通信，常常在信里表达他的繁忙和生活上的清贫，而且对家乡晚辈希望离开农村（或许希望得到他的“帮助”）的话，直接给予批驳：
张庄的生活，比我在京的生活好得多，若果法超离开了土地，前途暗淡之至，可把我的话转告他。现在靠工资生活，逐渐困难。我们连青菜也吃不起，比我低下的讲师，常是五六口人，一间小屋十平米，父母、妻子、儿女蜷居一室，有的只有六平米或更小。现在万元户都在农村，城市职工收入多在七十元以下，以五口人计，食品不丰，可以推知。若以蔬菜习惯，尽量节俭。但妻子、儿女常以无肉，颇有怨言，吾力不能及也。
此话出自常任侠1985年10月18日写给侄子的回信。但说实话，看到这样的内容，我觉得常先生有些过于矫情，字里行间透露着不想让农村晚辈给他添麻烦之意。1985年，当时尽管农村因包产到户等等政策扶持诞生了许多万元户，但若说农村的生活就比北京的生活好过，实在有些夸张，要看如何相比，若论生活成本，当然农村生活简单，但若以生活的实际水平和心理上的满意度来衡量，城里人愿意和农村人换位生活吗？当时常任侠是离休的一级教授，工资在知识分子中属于高工资档的，他夫人也有工作，尽管有小儿女，但若说生活上比一般城市职工阶层的家庭生活还不如，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时我工作于中国科学院驻青岛的海洋研究所，整个研究所里只有一位一级教授，即便是二级和三级教授都是寥寥无几。一级教授的工资在我们眼里，负担两到三个子女的费用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不是说常任侠的生活多么富裕的问题，而是在此信里，读到的是常任侠在家乡晚辈面前的一种保护自己的心态。对于家乡晚辈来说，常任侠的地位和身份也的确能给他们带来许多想象的空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诗人，艺术史家，书法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北京市政协连任一至七届已三十多年的老常委，当时比他年长者多已辞世或退下，而已八十四岁的常任侠依然是政协常委，在知识分子中这毕竟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应该说，在常任侠同时代的学者中，常先生的晚年是很幸福的，其地位也远在一般的教授之上，他自己也终于加入了党组织（他八十三岁时成为中共党员），在他那一代老学者中，并不是晚年想入党就能入党的。作为“特级终身教授”，在医疗和保健方面，“可以特支经费，有两女服侍，诸事如意。”（1995年常任侠九十二岁写给侄子的书信，《常任侠书信集》，28页）
常任侠晚年在给侄辈和他人的信中，谈到他自己的经历时，常常提到当年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礼遇，譬如：“1956年奉国务院周总理派赴印度新德里，主持国际佛教艺术展览，以国务院顾问名义兼团长，主管中国部，包括西藏地区，曾手挽班禅与达赖两代表，绕场一周，深得总理褒奖。”
晚年困扰常任侠生活的主要的是房子问题，这在他写给几位与其有交情的“大人物”的信里有详细陈述，譬如：1982年7月16日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的信里写道：
我之居室，至今未获调整，冬日寒冷，常三月不能撰述。且为全国侨联及民盟中央均做对外联络工作，国际友人及台港同胞，多来访问，来客数人，即无坐处。室无便所，来客须就公共厕所，而又相去颇远。以此颇致惊讶，以为优遇知识分子，不过如此，对于联络统战工作，深有妨害。近国务院新建木樨地二十四号楼，有友数人，业已迁入，闻尚留有室四十套，以待台湾来归之人。其他宿舍，所留闻亦不少，来归者不知何日，黄金台，招贤馆，何不请自隗始也。拟将此情，写一函与胡耀邦同志，不知当否？冯驩弹铗，非止聊以解嘲，毛遂自荐，无非为了工作，幸希指教，即祝近祺！
在随后23日又致李一氓的信里对住房问题再次提到：“……一家七口，室小不敷用，书籍堆满床下桌上，不能展读，书桌儿女都来占用，寝室、工作、会客都局促一室之内；冬日室内甚寒，因暖气、卫生设备、厕所、电话均在浩劫时期尽遭破坏，不再修复。冬日双膝受冻，不能工作，诚有改善必要耳。”
但从1991年9月25日他写给时任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处长毛凤德的信中可知，他仍住在原来的房子里：“……1981年国务院任命我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又拟准备给我一套国务院的住室，后来沈锡麟秘书又告诉我，美院级别不够而作罢。”
北京木樨地二十四号楼即所谓的部长楼，钱钟书、姚雪垠、胡风、江丰、丁玲等人都被安排住了进去。对比之下，在1949年前一直以“左翼”追求民主在新中国成立前回国参与“建国大业”的常任侠来说，其心理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此信是和美院人事处长谈他的工资及医疗待遇问题，而引起他对此问题“注意”的正是围绕住房安排的遭遇：美院的级别，能影响上级国务院的安排，经过两次，这才引起他的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有宿舍，并不争取较好的住室，所以再未提过，但在治疗方面，却大受影响。他1949年应徐悲鸿院长之聘到美院，原在北京医院治疗，住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后来改在协和医院，一次腿骨折，一次眼复视，两次都住的是一般的大病房。一次去急诊，医院说无病房，在常先生看来，大概又是因为“级别不够”不安排高干病房。在信的最后，常先生写道：“年已八十八，也不会有多少健康的岁月了。我现在美院收入的基本工资每月三百六十一元，外加工龄十九元，共三百八十元，较之1949年初到美院所收到的聘书减薪不多，不应削级很多，据说按工资应是一级。为了老年多病医疗方便，敬希一查。”
在此信开头，常任侠对自己成为中央美院教授的历史有简要说明：他1949年以前，在印度国际大学任教授，闻知祖国北京解放，即绕道南洋返国。在1938年武汉政治部时，他曾任周恩来的秘书。他到达香港时，周恩来即来电召他往北京，并派统战部长来接民主人士六十人，他被推荐为民主人士的团长，率同仁北上。抵京后，先被周恩来派往东北参观，“后即安排在外交部，咨询印度东南亚事务。并拟安排出任大使，曾接南洋侨领函询。我过去长期做教授工作，徐院长因我过去是艺术科的教授，商请周总理，要我来院授课，不过总理要我对印度东南亚有文化使命，仍须前往。以后曾派赴印度、尼泊尔、日本等国，均为部级使命。这是来美院的情况。在美院的工资月薪四百二十元，大概也是同总理商定的。……我归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并不计较名利地位，所以也未谈过。1959年8月，国务院任命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时，要给我国务院部级的住室，后来说是美院的级别不够作罢。”
晚年常任侠在给友人书信中常常对自己的处境深表不满，譬如在1989年10月15日给“抗战”时期一起发起组织中国诗艺社的旧识林咏泉的回信中说：他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四十年书，颇得学生的信仰，出版了近三十本著作，也还得到一些好评，足以自慰，“不过生活的情况并不好，越过越穷，连卖大饼的也不如……”
贰
对于常任侠来说，新中国应该说是他一直的期待和追求，“左翼”文人不是后来贴在身上的标签，而是他当年身体力行的主动选择。从“抗战”时期他写给学生们的信中即可说明此点。譬如1938年1月12日他自长沙写给原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夏华杰和许勉文（范瑾）信（当时此两人已在陕北）：“陕北是新中国的摇篮，在寒冷贫苦中生长，也更加坚实。愿你们都健康，为民族解放的斗争，尽你们所有的力量。……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定成功，所以我们同帝国主义去斗争，很愉快地向着目标去工作，谁也没有眼泪，只有咬紧牙齿去清算过去的血债。你看我的诗，不是比从前不一样了吗？”当时，常任侠在长沙为《抗战日报》编辑副刊，并参与战斗演剧队的编剧和演出等。
应该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国前特意归来的常任侠是有些怀才不遇的，这在建国前夕的新政协会期间他的日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对于许多同辈文人在新中国成为中共的座上客位置，常任侠的态度是复杂的，尤其是看到一些当年的反动分子甚至也成了中共的座上客，常任侠是非常不满的。正如沈宁在常任侠日记《春城纪事（1949—1952）》的校订后记里所说：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常任侠历尽周折回到北京，眼看着党政机构的人选大都已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势力的政要和知名人士所占据，昔日朋辈友人，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变化，逐渐拉开了感情的距离，尤其是往昔不同阵营的斗争对象，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府部门和显要位置，这对于自诩多年来追求进步光明的常先生来说，倍感受到了冷落，在心灵上更是一种折磨。
譬如在1949年9月21日的日记里，常任侠写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仪式甚为隆重，会场设于中南海，新华门新涂金朱，辉煌耀目。出席代表六百余人，惟其中分子，亦有可议者，如符定一曾佐袁世凯称帝，上劝进表；谭惕吾出塞与蒙古德王合亲，取得伪立法委员，及蒋介石称伪总统，谭以女代表献花祝颂，今皆合一炉而冶之。统一战线，诚宽大矣。……”对于自海外特意北上的文人来说，常任侠的朋辈大多都参加了此“开国盛典”，常先生没能被邀请参加，实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但其实在之前一段日子的日记里，已能看出端倪。常先生虽为“左翼”文人，但其政治归队是属于“民盟”，与民盟的那些知名知识分子相比，在那时的情况下，常任侠自然不能和那些头牌人物相提并论。
常任侠刚回到北京时，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是满怀期待的，对新政权也是寄予了很大的热情和期待。如1949年2月2日，他归国途中，在从印度开往香港的船上，“与同舟人谈话，彼询蒋介石如何，余告以蒋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故失去中国人民之支持，而致失败。又询宋美龄，余谓宋氏一家，本为美国人，而非中国人，及刮取掠夺中国人民财富后，贮之美国，仍复归去，实一劫贼之妇而已。”与胡风、聂绀弩等“左翼”文人类似，常任侠也写了多首歌颂毛主席的诗，如：1949年4月12日日记：“上午抄《向毛主席致敬》一诗，寄《进步日报》徐盈。晚间作《渡长江》一诗，寄《天津日报》范瑾。”1949年4月15日日记：“作《会合在毛泽东旗帜下》一诗，寄吕剑。”（4月15日）再如4月22日在得知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更是作诗一首：“百万雄师过大江，战旗指处耀红光。华南解放欢声震，主席毛公是太阳。”
那一时期，常任侠本人更是踌躇满志，也频频造访旧友，如1949年3月26日日记所记：“晨赴艺专访徐悲鸿、孙宗慰、吴作人等。午赴北京饭店访沈钧儒、章伯钧、朱蕴山、沈志远、辛志超、胡愈之、郭沫若等，并晤茅盾、张西曼、张志让、王昆仑、吴晗等。至东安市场。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茶。至叶浅予家晚餐。至艾青处未遇，返寓。”在那时期像这样的访友聚会隔三差五，尤其是还出席了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招宴，即4月16日日记所云：“十一时中南海林伯渠、周恩来主席招宴，到二十余人。王任叔拟借南洋书籍，已应之。餐后游瀛台、怀仁堂、居仁堂、万字廊等处，并参观和谈会场。”再如4月3日的日记中说：“上午季羡林、金克木、李长之、臧克家来访，师大拟聘余任教。”关于北师大要聘常先生为教授，在之后的日记里也提到过，如4月18日日记云：“收李长之函，云师大决聘往教书。”在1949年10月1日前，到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时聘任常先生为教授时，在常先生的日记里，只提到北师大有过要聘请他去任教的记录。常任侠很快被安排赴东北解放区参观，那一阶段，常任侠的日记里是很兴奋的，也充满对毛主席的敬仰，如4月22日的日记，先记录了解放军渡江三十万人，接着是为去东北参观而做准备，最后是打油诗“主席毛公是太阳”。等到他从东北参观回来，在6月9日，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已经被聘为由徐悲鸿任校长的北平艺专的教授：“上午赴长之处，未遇。赴艺专，始知已聘定余为专任教授，贫农又变为雇农矣。”这样的话里明显流露出失望之意，到艺专做教授显然不是常任侠回国的初衷。
此时期他从家乡亲属的来信中得到的土改消息也让他困惑和无奈，尽管他很快被安排去东北参观。如1949年6月14日的日记：“获悉家中情况，甚为混乱，土改之前，先以乱打，似与毛主席政策不合。”再如6月18日：“……自故乡来，言家乡斗争清算事。老母处危险中，日日思念，为之泫然。”这段时间他抽空回了一趟故乡，显然是为了老母亲免受危险而回，如9月2日：“在家。中午来客两桌，大吃大喝而去。晚间一高姓旧邻来，自云加入农会，吃得酒气熏人。本乡二流子，自以为解放后即是他们的天下，实在是错误。工作队指使二流子，拒贫雇农不许入农会，亦是错误。本乡弄得十室九空，惟有二流子，霸地劫粮，大发其财。过去不事生产，今日已成恶霸地主矣。”
在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的日记里，他如此写道：
今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次纪念日，全北京各机关学校及人民，均赴天安门广场庆祝，满街五星红旗飘扬，情况热烈之至。
晨，杨一波来电话，赴东厂胡同太平巷一号民主同盟总部集合前往参加。一波原名李行健，曾留学莫斯科。在昆明时，即为民盟同志，后以政治压迫甚急，乃赴缅甸工作，甚有开展。此次受缅甸华侨之推举，返国参加政协，竟不被重视，未能出席。此次政协分子，有杀人屠夫，手血未干者；有政治投机，朝秦暮楚者，包容过去反革命分子，殆不止一二，如黄绍雄及其姘妇谭惕吾尚能出席；如李健生庸俗贪鄙，亦能列席；储安平第三路线，亦在候补。一波系缅（甸）华（侨）推举而来，乃摒之门外，将何以对缅华民主运动乎。……
此话虽系替朋友鸣不平，但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委屈在内。对于李济深、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谭平山、龙云等名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列，常任侠也是很不以为然的，甚至有着抵触情绪，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对此写道：“人民岂亦爱戴此辈乎，亦政治策略，借以号召乎。惟搞通思想者，方能知之。”
本来能否出席新中国首届政协会议在常任侠看来应属不是问题，但恰恰在此问题上显出他的文人气。其实，尽管他属于“左翼”文人，但毕竟属于民主人士，属于统战对象，况且在民盟系统他的地位并不高，如在10月3日的日记中：“上午九时赴魏家胡同甲四号民盟北京市支部，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向盟内报告参加政协情况。”与这些民盟内的头面人物相比，常任侠只能被“摒之门外”。
叁
新中国成立后，常任侠的身份仍只能是艺专的教授而已，并随着并入1950年4月1日成立的中央美院。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记录得非常简单：“下午学校开庆祝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大会，郭沫若、沈雁冰、周扬、钱俊瑞、田汉等演讲。晚间游艺大会。”
尽管在中央美术学院，常任侠被聘为一级教授，但显然与他内心的期待和对自己的期许有差距，常任侠在美院里后来主要讲授的是艺术史，在美院刚成立时的这两年的日记里，常任侠所教授的多是政治、国文、日语等课程，正如沈宁的话说：“试想在一所强调专业知识的高等艺术院校里讲授不为人看重的公共课程，特别是在新的意识形态领域，摈弃旧文化、倡导新思想的时期，又能得到多少学子的青睐呢？至于为职工讲授社会发展史甚或中共党史，对于一个尚未从思想上真正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组织上并未接纳为同志的学者来说，该是一件勉为其难、颇感滑稽的事情。”
其实，常任侠的艺术眼光很高，其鉴赏力也不随俗流之论：譬如：“齐白石画名重一时，但刻印则剑拔弩张，未能浑朴……”（《常任侠文集》第五卷，99页）再如：“启功写规矩字，虽不太佳，其画甚好。以系溥仪亲属，求之者众。订下润例，一条千元，挡驾不少。”（《常任侠书信集》，27页）但当年在中央美院作为一名讲授非艺术专业课程的公共课的教授，他的艺术鉴赏水平未必能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和崇敬。
在1950年5月的日记里，不断有到华侨事务委员会报告印度华侨情况的记录，如5月3日：“晨上课，约定下午七时赴侨委会报告印度情况。”5月5日：“赴前外解放饭店与袁仲贤谈印情，返寓午餐。”5月6日：“上午印使馆姚仲康来谈，约星期二往报告。”5月9日：“上午赴解放饭店，为驻印使馆人员报告印度情况。”从这些日记中不难看出，因为常先生系从印度归来，所以请他给即将驻印的大使馆人员介绍印度情况。从常先生后来的书信中流露出当年有拟派他担任驻外大使一说，其实从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驻外大使来看，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即便是王任叔（巴人）外派充当外交官，也是因为巴人在1949年已经是中共党员，而常任侠这样的“民盟”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担任大使呢？这在常任侠只能说是一厢情愿。他在1950年5月31日的日记中写有：“夜梦三事甚奇，一周恩来先生来访，二被日本人逼口供，三独自策仗旅行甚远，说是故乡。”在新中国成立后，常任侠的日记里再没有与周恩来交往的记录，其梦到周恩来来访，当是一种心情的流露吧。
1951年8月1日的日记中，常任侠写道：“下年度聘书尚未发，不知何故。”在同一天，他还为友人“求徐悲鸿画马”。尽管他和徐悲鸿是好友，但从日记里看，尽管有此疑问，但他并没有向担任美院院长的徐悲鸿求答案。其实，此时的常任侠已经感受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单位和组织的作用开始越来越大了。在8月1日的日记里，他写：“学习文件一时半。天晴朗。收美术学院聘书。”从他的日记里还可看出，当他回到北京后，他对自己的职业其实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而是被“选择”，或说安排。
那一段时间，他与以前的朋友们过从甚密，譬如艾青、宗白华、吴作人等，时常来往。他也流连文物店和古旧书店，再就是，当时单身一人的他还留意于寻找女友，譬如他写于1950年的《有怀四绝》，不难看出他的情感波澜，仅从中摘录两首：“我已十年忘绮罗，碧池春涨又生波。兴来惟盼夭桃放，新燕雕粱筑锦巢。”“小小朱樱吐玉珠，低回百啭意何如。春颜似醉非关酒，阿谁能知心事无。”但从他的日记里也看出，当时并没有成功。常先生的兴趣显然还没融入“新思想”，从他当时在旧书店搜寻周作人的书即可看出，他买周作人的书兴趣非常大，如1949年7月1日和5日的日记里，就列有买《药味集》《周作人书信》《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过去的生命》《泽泻集》《知堂文集》《苦雨斋序跋文》《立春以前》《永日集》等。在1949年12月17日日记中，写道：上午赴来熏阁，借来《雪堂所藏古器物图》一册，此书系周作人物，闻苦雨斋中物，皆付书肆出售矣。到了1952年3月，经过了“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常任侠在本月16日的日记中记有：“上午未出门，整理过去的书籍，取出周作人的书32本。下午至东四人民市场，车钱来回3，000，红玛瑙小杯1，500，取来精印本《莫里哀全集》一册……”从这则日记里看不出常任侠取出周作人的书32本做何目的，是送到旧书摊上卖掉了？还是如何？从其后的日记里也没再提及。在后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收购周作人所藏书籍的经过，但已不写“周作人”三字，而是以周遐寿或周启明等代之。如8月14日的日记里写：因今需钱，虽“甚难割舍”，还是卖掉了《西域考古图册》（上册）。需钱做甚呢？请看下文：“至八道湾访周遐寿，此君藏书已散，尚有馀者，将以易米，拟择其善者购之。”再如8月30日日记：“写信寄周启明。将废书目录送北京图书馆。”10月21日日记：“赴周知堂处，拟收买其所藏日本艺术书籍。”11月19日日记：“八时一刻赴馆，复周知堂函，收购所藏玩具及版画书。”常任侠当时还担任美院图书馆馆长，不知他是为图书馆收藏周作人的收藏还是替自己收购。
常任侠从青年时期就喜欢周作人的书，关于此段时期他和周作人的交往，晚年的常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如此写道：
我同启明先生真正接触，是在1949年由印度到北京后。他仍住在八道湾故居。生活很朴素，有一间日本式的卧室，一间西式的客室，我忘记到他家第一次拜访的情形，只记得到处都是书，西洋书、中国书、日本书都有，我因爱书，见面就共同谈起书来。我自1951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的图书馆长，过去钱稻孙、闻一多都曾任过馆长，也收入过不少图书精品。但中央美术学院南迁昆明，又与浙江美院合迁四川，所存之书已不多。我记得重新入库的书只有6千册，加以分类登记，多是日文书。我就向几个藏书家讨教，周启明先生为其中之一。
周启明先生确实过了几年的苦日子。客人上门者少，紧隔壁住的是江绍原，也绝不来往。我有时去分看两家。周建人先生虽是他的兄弟，也从不通问。
知堂处于绝境，还是政府加以援助，他的稿子无处出版，无人要稿，因为定了汉奸的缘故。周扬却去约稿，每月可以预支稿费四百元，固定下来，等于工资。后来知堂的书也慢慢出版了。
不过我知道他仍有困难，每当逢年过节时，他的哲嗣丰一，总是送来图书一大包让图书馆议价收下，其中都是知堂的爱物，有他所印的图记。这样我们陆续收进了不少书，使邺架增辉。这便是后来展览馆的一批宝贵财富，知堂赠送的版画，也在这时得来。
知堂和我通过不少笺札，多半是探讨书籍的内容。在我出版《佛经文学故事选》时，曾赠送他一本，他对此书非常喜爱，曾为此书写了一篇评论的文章，因为各出版社不敢登，他把他的原稿送给了我。在“文革”时，我把这篇文稿和信札，包起来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不料我的室内在“文革”时被洗劫一空，这包珍藏品再也见不到了。
1972年我从农村回到北京，这是周总理派人去要我回来的。在农村三年我写了三本书。生活得很好，过惯田野的生活，安静恬淡，一入都市，就闻到火药味，林彪已死，到处还在斗争。我的朋友们有才华、有学识的人失去了不少。我打听到启明先生的情况，他已于1967年过世。一代学人，就这样终结。……
我所保存的启明先生的纪念品，只有一张条幅，一把折扇，写的都是佛经中《大智度论》的中一段：“佛虽功德已满，更无所须，为教化弟子故语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如技家百岁老公而舞，有人诃之言：老公年已百岁，何用是舞？公答：我无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言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供养。”启明先生为我反复写这一段话，我深切地了解他的心情。他一生日日读书，一生日日写书，虽老不倦。
写此文时已经是1991年的5月底，与当年日记里的寥寥数语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能看出晚年常任侠的一点心境。
从1950年4月中央美院成立到1952年底，常任侠的日记里提到教学方面的内容很简单，他所教的课也大多为政治性内容，也就是公共课，他所讲的中共党史等课程，其实他自己应该说是现学现卖。他的日记里也比较详细记录了他所参与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如1952年1月2日的日记里：“在此次文艺界整风运动中，青年艺术剧院金山被停职处分。又此次整风运动中，马思聪提琴，亦被批判。欧阳予倩、张庚均已自行批判。艾青编《人民文学》，近日颇受批评。光未然所作的戏剧工作，也有很多毛病。本校则徐悲鸿、吴作人、王临乙等，均受批评。”常先生日记提到的这些在文艺界整风运动中被批评的都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是院长，吴作人和王临乙属于教务长级别的人物。先在文艺界整风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范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期间还伴随着并非仅仅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三反”运动等。如1952年1月5日的日记：“下午赴北京剧院开文化部各单位干部三反动员大会，部长沈雁冰自我检讨官僚主义：贪污一百五十人，七千五百万。浪费的数更大……”
读常先生那一时期的日记，譬如文艺界整风、三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他去“革命大学”进行政治学习等，对他的触及并不是很大，作为一位左翼文人，尤其是自己也标榜革命的教授，常任侠的生活和地位在那个年代是很不错的，尽管在美术学院里他属于非主流课程的教授。逛文物商店和旧书店，看朋友，看文物，听戏，聚宴，等等，过的是条件优越的教授日子。当然唯一不美满的是，他那时期是单身一人，也在注意寻找着合适的女人，但从日记里不难看出，他满意对方的，往往没有实现。有一则关于郭沫若的记录比较有趣，也显示了文人性格的复杂，郭沫若在晚年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只朝着太阳歌唱的公鸡”，可以说缺乏文人的风骨，不过从常任侠的这则日记里看到一个真实可爱的郭老，至少在1950年代初期，郭沫若还是能在朋友面前有自己的声音的：
与郭谈甚畅，论孔墨，郭仍主张孔子代表封建，在当时为进步；墨则代表个人私有财产，极端自私自利。谓时人如顾颉刚、翦伯赞等，皆仅见其皮毛，未究本质。……郭询及中央美术学院整风情况，是否仍画国画？余告以国画山水花鸟，已无习者，惟人物尚有人画，但亦只画小人书连环画。关于过去，一概归之封建艺术，对于民族传统技法，未免鄙弃过甚。郭问何以无人画花鸟？余告以现以人为社会活动主体，故只画人不画花鸟。郭云如此则动物园中，只将人关闭其中足矣。余又告以油画亦受批判，同人中谓油画艺术，未经群众批准，亦是资产阶级之物。郭谓表现大幅，终非油画不可，如主题正确，则群众应亦喜爱也。……
那一时期的常任侠在政治运动中不属于被整肃的对象，尽管也一次次写了各种各样的自我检讨和思想交代，但每次都是顺利过关，其实这不能不说也是与他在美院里不是主流教授有关，不容易被人当成靶子。不过，常任侠在政治运动也不做落井下石的事情，譬如1957年10月16日写给刘芝明和田汉的信，此信是关于回答“二流堂”成员的情况的，刘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负责审查“二流堂”等问题，在《常任侠书信集》中关于该信的注释中，编者摘录了常任侠当天的日记：“下午二时赴文化部开会。刘芝明、田汉召集，座谈‘二流堂’吴祖光问题。发言者有唐玉、凤子、金山、高集等人，金山分析栖凤楼住户吴祖光、黄苗子、盛家伦、戴豪（浩）等的情况，颇似儒林外史。最后田汉作结语，六时散。”这是此信的背景。应该说，此信是会后晚上所写，信中所谈的是音乐家盛家伦，而且此时，盛家伦已经因病去世，在信里常任侠明显回避揭发，更不乱谈别人：
关于盛家伦，我前次已在座谈会上谈过，我同他个人有交谊……我所认识他的为人，是好研究、好读书、好买书和研究的范围很宽（不仅是音乐书），甚至节衣缩食去买书，已经成为嗜好。因为有此同嗜，所以有时会面，颇能谈得来……有时他得到一部难得的书，便津津乐道，为之忘倦。我常在书摊上遇到他。他死了颇使人惋惜。他在医院中，我听说他患病，曾去看过他一次……他已不能说话。几个月未见，竟然一病不起了。我所认识的盛家伦是这样的人。从这方面看，他的生活是严肃的，他自奉很俭，不近女色，终身未结婚，也无浮夸的习气……
至于吴祖光，我同他素无往还，他的住处我从未去过，因此不知他所交往的是哪些人。他的“二流堂”是什么性质，也提不出意见。盛家伦生时，他的桌上确有一印，云为马彦祥的弟兄所刻，文字好像是“二流堂主人”，已记不清。当时曾看过，不过觉得他是自开玩笑而已。至于吴祖光的“二流堂”，内容既无所知，也提不出意见。
从此信不难看出，常任侠所秉持的是传统文人的风骨，绝不落井下石，更不卖友求荣。实际上他和“二流堂”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有来往，譬如1951年9月1日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婚时，常任侠写了贺诗：“步障新寒花气浓，朱霞凤辇降吴宫。夜静琐窗闻密语，宵来银汉聚双星。卿须怜我我怜卿，长升殿里祝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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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没给常任侠带来多少麻烦的话，而且在1963年已到六十岁的常任侠还与小他三十岁的郭淑芬结婚，筑起了“锦巢”，他的生活平淡而温馨，也反映在那一时期的诗里，譬如写给自己爱人：“生命如春花，春雨常相注，结成同心蚕，永在丝中住。”（《赠淑芬》，1963）再如：“小满逢初度，芬芳正及时。新巢孵乳燕，夜露润花枝。试写洛神赋，能歌白纻词。春来且慢舞，珍重细腰肢。”（《小满淑芬三十初度，寄自泰安》，1964）即便过了将近二十年后，常任侠的情感依然是浓烈的，例如：“自汝为新妇，流光二十年。鬓边生华发，镜里改朱颜。莫忘四帮劫，难得一世缘。新妇常在抱，枕上梦魂安。”（《慰淑芬》，1983）
到了“文革”，历史和身份复杂的常任侠自然在劫难逃，与中央美院的其他老教授一起，自然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但相对来说，他并非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其遭遇相对美院里的当权派和主流画家教授要平稳一些，其心境也能随遇而安，譬如他写于1970年代在“五七干校”时的诗：“六十八龄一老兵，值班守夜立荒坪。妻儿已向羌村去，两地相思共月明。”（《五七干校杂咏》之一，1970）“四九寒天夜正中，老翁披絮去巡更。严宵寂静风如刃，惟听奔车辘辘声。”（《巡更》，1971）到了1980年代，他在一些诗作中对“文革”时期的遭遇做了回顾，从中也能看到他当时承受的侮辱，譬如在《忆李苦禅》（1983）诗后写道：“吾两人在1966年浩劫初起时，每日共挽一车，运煤千斤，朝夕辗转不停。常被人侮……”
不过，即便在“被人侮”的年代，常任侠也是积极向上的，也验证了个人在历史面前往往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譬如《一九七四年生日》：
今年生日为人日，生而为人意志刚。呼马呼牛皆放达，暴风暴雨任翱翔。读书午夜神愈健，奋笔千言力尚强。七十白头老教授，躬逢盛世著文章。
“文革”结束后，常任侠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其心态和精神面貌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变，譬如1978年他给自己写的生日诗：
生了七十四春秋，百炼钢成绕指柔。万卷书城囚一老，四厢花气涤千愁。履霜始见松柏节，依枕辄为汗漫游。嚼雪饮冰吾已惯，经天凉月照心头。
常任侠晚年写过一篇《冰庐失宝记》（《常任侠文集》第二卷，176页），记述他一生收藏艺术品的得与失，尤其是“文革”时的损失：他不仅失去了许多的收藏品，也失去了住家的暖气设备，本来他的家中有锅炉的，但锅炉也被搬走了，电话线和浴盆也供应了别人的需要。在“文革”前，作为一级教授，常任侠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可观的。但之后，常任侠把自己的家称之为“冰庐”。
晚年的常任侠虽然因为住房、工资级别和医疗待遇等问题有诸多不满，甚至在给友人的信中也颇多牢骚，但总体来说，作为一名知名的退休教授，其生活状况还是说得过去的，他的心态也一直在“进步”着，譬如他在1986年5月21日写给友人的信里，在最后结尾处，还要添上一笔：“我已于八十三岁入党。”
再如他在1987年12月16日致友人的信（《常任侠书信集》，293页）里写道：
“金刚成就”是我的佛教法名。1939年在重庆歌乐山，与陈铭枢同受贡珈活佛的大圆胜会灌顶戒，为西藏佛教最高典礼。活佛赐名“金刚成就”大喇嘛。藏语为“多尔济敦珠”，多尔济意云金刚，敦珠意云成就，当时的国府印铸局长唐醉石，为治一印，至今保存。我也可称活佛，位在班禅、达赖之上。因为他们尚未诞生。贡珈学行也在藏族首屈一指，曾为民族学院教授。
1956年我受国务院委任，以顾问名义，率领代表团赴印度，参加国际佛教艺术展览，代表中国，在开幕时，手挽达赖与班禅两位小活佛，绕场一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秘书长说，活佛不宜手挽，我说我是大活佛应带小活佛，因此，我在印度国际大学为教授时，也有梵文名“波吉罗（金刚）悉谛（成就）”……
伍
常任侠直到晚年仍著述不断，精力过人，既有学术上的自尊和自信，也有对当下出版景况的不满，譬如1991年1月24日在给友人的信中（《常任侠书信集》，294页）写道：“近来国内少数出版商，动辄向著作人要钱，又请其包销，方予出版，而暗中却大批出版淫秽书，污染社会，以图谋利……去年曾出版两种书，尚能满意，一为《汉代的石刻画与砖刻画》（《中国美术全集》第十八卷），仅赠样书一册，稿费加奖金不够买两册书，可说非常刻薄……出版商不会蚀本，对作者知识分子未免太薄。我又一本是《樱花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该社只印海外侨胞及港、澳、台作者作品，或者因为我是该社名誉董事长，特别通融吧。”
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也能见出常任侠的性情和对世态人情的把握，譬如1993年1月友人信中提到有来约稿翻译《性心理研究》，常任侠回信：“这书可收大利。”并告诉对方他可为友人鉴定书画，“近来有两位送画来看，请我写鉴定书，我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有一人曾送我五千元鉴定费（他可卖二十余万元），熟朋友我可不收费。”（《常任侠书信集》，298页）再接下来的通信中，还就相关话题做了介绍，譬如：“关于蔼理思的《性心理》英文四大卷，闻友人相告，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书，过去借阅者只有一人，即钱钟书，可见知者甚少。近来性生活之书，成为热门货，有人写一书，发财三百万元，亦可见下层社会的心理。”关于此书借阅者只有钱钟书一人，在随后给同一位友人的信中又做了补充：“关于蔼理思《性心理》一书，系闻文怀沙所说清华有此书，全书十六开本，精装六巨册，借者过去只有钱钟书一人，文与钱常交游，所语当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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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常任侠在八十二岁生日时写过一首《述怀》诗：“中天月色照华颠，自喜精强比少年。每忆壮游通绝域，常怀旧侣阻蓬山。身无媚骨难阿世，胸有豪情可驻颜。虎虎年光生气足，今朝梁灏敢争先。”有着这样的诸多浪漫记忆和书生心态的晚年是幸福的。
再过十年，常任侠归了道山。
相关书目
《常任侠文集》（六卷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常任侠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春城记事1949—1952》，常任侠著，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