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读《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有几则马衡的日记引起我的兴趣，譬如1951年5月2日的日记，先是有朋友来为一家书店托他写市招，也就是写店匾，他让儿子代笔。接着又写：“下午访吴作人，请其作函介绍于齐白石，拟为季明索画。”季明是他的弟弟，时在香港大学任教。这则日记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它说明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特意到吴作人家托他写介绍信以便到齐白石家为他在香港的弟弟“索画”。这让我想起《知堂回想录》中关于马衡对齐白石态度的描绘。在周作人写的《二马之余》一文中，主要写了当年同为北大名人的马幼渔的弟弟马四先生马衡，其中有一则轶事写道：有一次钱玄同和周作人转托朋友去找齐白石刻印，刻印可以便宜，只要一块半钱一个字，马衡听见了这个消息，便特地坐汽车到孔德学校宿舍里去找玄同，郑重地对他说：“你有钱尽管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送给齐白石？”
知堂所忆当是“五四”时期故事，在知堂的一班朋友中马衡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他的阔气，二是他于刻印及鉴赏古物都很有工夫。马衡当年在北大讲授金石学，他之所以阔气是因为他娶的夫人是巨商家里的小姐，不过在这位阔小姐的眼里却十分看不起大学教授的地位，曾对别人说：好久没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要是问起马衡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教她怎么说呢？但是在那些破教授中间，用知堂的话说，马衡却是十分阔气的，他平常总是穿西服，出入有一辆自用的小汽车，就连胡适买到一辆旧福特车还要在他之后。马衡的鉴赏眼光很高，其时的齐白石尽管得到了陈师曾的激赏并有了大名，但仍入不了马衡的眼里。知堂说，在北京的印人，经马衡认可的只有王福庵和寿石工。马衡自己也会刻印，“但似乎是仿汉的一派。”这也看出，马衡的鉴赏追求的是传统一路，齐木匠的野气是他所不屑的。
有一年正月知堂、马衡和钱玄同逛厂甸时汇聚在一起，又遇到了另外的朋友，一位手里拿出新得来的“酱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地给马衡看。马衡将石头拿得很远地一看（因为有点眼花了），不客气地说道：“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的。这也看出他的性格。1924年溥仪离开故宫后，马衡就参与了故宫文物的清点，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知堂看来，马衡遂有了适当的工作。后来，马衡还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到1952年被调离，马衡在故宫博物院供职了二十七年，其中十九年是担任院长一职。
事过境迁，当年马衡特意坐着小车去阻拦钱玄同把钱送给齐白石，分明表现了他对齐白石艺术的态度，但到了1951年的5月，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马院长也要通过朋友的介绍来给自己的弟弟“索画”了。不过，这个“索画”却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不花钱“索要”，在本月五日的日记里，马衡写道：“持吴作人函往访齐白石，为五弟买画三帧，价三十五万元。”从马衡的日记里，能看出当时身在香港的马五先生托兄长马衡买齐白石老人的画，马衡很快就满足了弟弟的愿望。
《马衡日记》收入的是1948年12月13日至1951年12月底的日记。也就是从当年解放军围城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日志。
贰
马衡与他同时代的文人相比，就是在青壮年时代没有养家之虑，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沉浸在自己的嗜好中，原因无它，自然是因为他的岳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五金大王”。他的婚姻属于官商联姻门当户对的娃娃亲，在他十二岁时被“五金大王”选中，当时“许配”给他的“新娘”只有九岁。这段姻缘几乎奠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使他半生生计无忧，使他免去养育子女之辛劳，使他能够在他所追求、所热爱的事业中奉献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精力”。这是马思猛对自己的祖父马衡的婚姻的看法。
马衡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只呆了三个学期就辍学了，中途辍学的原因，马思猛归结为三：其一，马衡自幼所受的是私塾教育，痴迷于金石学，喜爱的是书法篆刻，而南洋公学培养的是政治经济人才；其二，当时学生要求教育革新的学潮风起云涌，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常常受到破坏，而马衡似乎对政治活动毫无兴趣；其三，则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马衡因岳父去世需完婚以继承岳家分给他夫人的家业。1902年春，马衡结婚。婚后，马衡在叶氏企业董事会担任了董事，在上海叶家的花园洋房里，开始了他十五年的“寓公”生活（对这段生活，马衡后来始终闭口不提）。叶氏企业给马衡的年俸是六千银元外加红利，很是优厚。这为他广集文物古籍、碑帖、拓本、印谱，专心钻研金石学和结交师友提供了财力支持和物力保障。
1904年，吴昌硕等在杭州筹创西泠印社，马衡闻讯后携自刻印章数枚去杭州拜访，并成为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之一。他还请吴昌硕为他题写了斋匾“凡将斋”三个篆体字，匾后又以草书题跋：“《凡将篇》，汉司马相如作，七言无复字，与史游《急就篇》同。《艺文类聚》《蜀都赋》注并引之。叔平仁兄以名其斋，其笃学嗜古深矣。书竟，为赘数语，乙巳秋季吴俊卿昌硕。”其时马衡二十四岁，吴昌硕年长他三十七岁。年轻的马衡如果没有财力，仅凭自己的篆刻，要和已经名声显赫上海的吴昌硕交往恐非易事，更别说还给予如此厚誉的题跋了。《凡将篇》和《急就篇》均为以前少儿识字的阅读正本，以“凡将”为斋名，也看出尽管身为大家族企业里的董事，但兴趣志向还是在古文字和金石上。此匾系用楠木镌刻，本色为底，吴氏题字漆墨绿色，伴随马衡从南到北，直至终生。对于篆刻，马衡属于传统观念：“坚持篆刻必须字字有来历，印章既为古制，又为凭信之物，所用文字，岂可标新立异、率而操觚。”（马思猛）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政协向马衡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玺刻制意见时，他仍坚持使用篆书的传统观点（他不喜欢齐白石的篆刻风格也就不难理解）。
在上海做“寓公”的日子里，马衡除与友人交往和参加叶家必要的应酬外，或偶尔陪太太玩几圈麻将，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呆在凡将斋里。在叶家生活的十五年，他与夫人共生育了十个子女，除此之外，马衡打下了金石学的底子，还被于右任赞誉为“金石第一人”。他还继吴昌硕之后，成为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另外，身为叶氏企业的董事，他还需要到叶家在外地的五金杂货行分号巡视。马衡岳父叶澄衷一生节俭，虽身为大商人，却自奉甚俭，临终前还捐出二十五亩地，拿出十万两白银创办了“澄衷蒙学堂”（后改名为“澄衷中学”）。但是他积累的财富在他的身后却让他的儿女们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他的几个儿子个个都是三房四妾，抽大烟、搓麻将是叶家的生活时尚，叶家的产业其实在第二代手里已经开始衰落。马衡的夫人叶薇卿是叶家的幺女，自幼娇生惯养，脾气暴躁任性，十几岁就开始与大烟、麻将结缘，这些习惯几乎伴随了她的一生。马衡和夫人一生的婚姻生活，在其孙马思猛的眼里，并不幸福。马衡自1917年从上海到北京之后，他们夫妻离多聚少，抗日战争爆发后，马衡随故宫文物西迁到了重庆，马夫人留在上海，那个时候叶家已经败落，作为瘾君子的马夫人生活窘迫，于1940年9月在孤独凄凉中病逝，年仅五十六岁。马衡写了题为《秋雨》的诗，寄托哀思：“连宵秋雨太无情，挑尽孤灯梦不成。倚枕静听群动息，泉声幽咽到天明。”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马衡的卧室里没有任何装饰，只是在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夫人少女时代的相片，还有一幅上海江湾跑马厅的全景照（当年在叶家时，马衡经常与他的一位妻兄一起到跑马厅骑马）。叶家和夫人的经济支持成就了马衡的金石嗜好，但夫人的劣习是马衡很无奈的，后来马衡保存夫人的唯一的念物就是她的烟具。直到1950年代初的“禁毒”运动中，才把此烟具“上缴政府”。马衡的朋友评价马衡的为人宽容大度“既衡且平”，马思猛说这是他被夫人磨炼出来的“忍”字功夫。
马衡之所以离开上海到了北平，得益于其兄马裕藻的推荐。1917年6月，北洋政府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在文科内设国史编纂处，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兼任国史编纂处主任，刘申叔、周作人、沈兼士等人为编纂员，还需要增加工作人员，马裕藻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了自己的弟弟。马衡得知消息后，毫不迟疑，便放弃了叶家给他的丰厚待遇，辞去了叶氏企业的董事职务，于8月份携儿子马彦祥北上任职。这次离沪北上，是马衡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也开始了他的职业学术生活。1918年在沙滩的北大红楼竣工后，马衡就随北大文学院迁入，在这儿一直工作到1933年出任故宫博物院代院长时，才辞去北大的职务。马衡最初在北大拿的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收入无法和在叶家相比。但这是他真正独立的一份工作。四年后，马衡在北大已经成为教授，才把全家从上海接到北平。不过在马衡夫人眼里，马衡的教授工资没有丝毫吸引力。其时，虽然马衡辞去了叶家董事之职，但叶氏企业仍给马衡的夫人薪资，直到抗战爆发后，叶家的企业越来越败落，再没能力给她薪金。
张中行晚年写的回忆老北大的文章里有一篇《金针度人的马衡先生》，回忆了关于马衡在老北大讲授金石学时期的轶事。1933年暑后，马先生带着听金石学的十几个同学，步行到故宫去看青铜器，有同学发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先生停住，沉思了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同学再问：那么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先生又陷入沉思，好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张中行感慨说：“其实笑，都有轻微的看不起黔驴的意思，心里想，既然是专家，通晓，为什么不能说说呢？”其后过去许多年，张中行也开始亲近古物了，也难于躲开真假的辨别，只选择自己“略有所知”的说说，总结经验，“竟仍是马先生那两句话，其精髓是多看，对比，可意会难于言传。能意会是有所得，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马先生，原来那两句看似可笑的话是金针度人。”
叁
在马衡日记里，尤其是1948年底解放军开始围困北平时期，他属于坚决不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民主人士之一，但却非常关心着他的好朋友胡适能否顺利南飞，如1948年12月14日的日记：“……东单广场有小型飞机低飞欲行降落，盖昨夜西郊机场已被破坏矣。因思适之不能不走，拟通电话，又恐不便，乃往访之。阍者言不在家，询以何往，则言不知，乃往北大访毅生。座客甚多，农学院之入城者纷纷接洽安顿之所，因辞出，毅生送出门外，私语余云：‘胡先生已走矣。’乃稍慰……”毅生即北大历史教授郑天挺。15日日记：“闻适之昨未成行，今始南飞机……下午闻石景山已为共军所据，电流中断。炮声至傍晚更密，八时后始渐息。是夜月明如昼，万籁无声。”对于国民党“抢救教授”，在马衡日记里是如此看法：“下午至北大，闻教育部专机此后将不来。南下教授可免费搭运粉机至青岛转京。据毅生言，此次做旅行社工作，非为抢救教授。实不啻为台大当差，诚慨乎其言之也。盖中央派机来接，实发动于傅孟真。孟真荣膺台大校长，意欲将北大、清华名教授罗致于台大，名为抢救，实别有企图。实际上清华南去者仅月涵、寅恪；北大则真如、子水等数人，且未必皆受其罗致。心劳日拙，何苦何苦。”此话也反映了马衡当时对傅斯年等人的看法，也容易理解马衡与留洋学者的心理不同。
在解放军入城以后，马衡的日记里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知识分子的微妙变化，譬如1949年3月1日的日记里，“往北京饭店访沫若、浅哉。甫下车即为岗兵所阻，并指门前揭示见示。会客时间为下午二至四时。余知不可以口舌争，幸知沫若房间为二 一九号，到院即以电话告之，并订明日之约。”再看3月2日的日记：“至北京饭店，至第一道岗位即受盘诘，幸洪深、履儿已在门口遥望，亟来解围，同车回家，夷初已先在，悲鸿夫妇亦同时到门，沫若、田汉、安娥乘履儿车先发而后至，以彼等二时开会，随即入座。沫若已止酒，田汉、洪深亦加节制，盖恐醉后失言也……”此日记中的履儿，即马衡的儿子马彦祥，此时是以已参加了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入城。一句“盖恐醉后失言也”道出了在即将到来的新体制下，即便田汉、洪深等这样左翼文人中的代表人物也知道“亦加节制”，勿使自己醉后失言。在3月10日的日记里，很简单的几句，却描绘出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马衡的自我要求进步：“咳嗽已止，胃尚不适。继续休息一日。终日读《毛选集》。”
在稍后的马衡日记里，关于傅斯年的记录也揭示了当时左右阵线的分明和左翼对“文化战犯”的态度，如1949年3月18日的日记：“沫若电话谓郑西谛等今晨到平，对文物事有新资料。因赴北京饭店访沫若，同诣六国饭店。据西谛言，主张迁移文物最力者为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王并取得蒋之同意而积极进行者。陈叔通为余言，傅于开会时对余反对迁移大加攻击，并于蒋前大进谗言，果不出余所料也。”在次日的日记里，又有和郭沫若等开会，将傅斯年定为“文化战犯”的讨论情景，“郭谓傅为主动罪，故不容赦。”
马衡虽不属于“左翼”文人，但他的思想是追随时代的，如1949年5月12日的日记：“读昨日《人民日报》所载陈援庵垣致胡适之公开信，自认从前未认识且不知新民主义，自解放后得读新书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始大彻大悟，自信不离北平之得计，劝适之及早觉悟。句句忠实，语语透彻。此老真不可及。一般顽固分子经此当头棒喝，当受影响不浅也。散值后访之，拟与长谈，适值其往校中闻会，怅然而返。”
从其日记中可看出，还没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主动检讨过去的思想和历史了，开始了与时俱进。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非常受重视，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领导人眼里的分量，例如马衡在1950年8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赴苏艺术品徐悲鸿之作多不满人意，故多未入选，徐甚愤，乃致函政务院。今晨文化部书来，谓将重陈以备复选，诚多事也。”尽管马衡和徐悲鸿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很显然，马衡对此不以为然。在次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因赴苏的艺术品中“盖现代画为悲鸿所征集，此次大批落选，并其本人之最得意作品亦与焉，因致书周总理，请求重付审查，以平诸艺术家之愤。下午周总理来，丁西林、洪浅哉皆先来相候。审查结果又于落选中选出数件，悲鸿占二件，皆国画。周谓国画较可藏拙，似亦有理”。
肆
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马衡诗抄·佚文卷》中，附有《马衡等五人致社会各界传单》，系由马衡、沈兼士、俞同奎、吴瀛、萧瑜等五人商定，吴瀛执笔。此文背景是：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电派在北平的马衡、沈兼士等五人为代表，接管了故宫博物院。稍后，身为国务委员的经亨颐认为故宫文物为“逆产”，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经亨颐的这一提案居然获得了通过，针对此事，马衡等五人写出了此“传单”。此传单回顾了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经过和保护的艰难，尤其是“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的价值和意义，以反对经亨颐的提案。后面的故事不需多说了，故宫博物院自然保护下来，我想说的是，在这五人中，马衡和吴瀛的名字并列其中，而此两人，在后来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的故事中还有着扯不断的故事。吴瀛后来写过一部《故宫盗宝案真相》，再版时以《故宫尘梦录》为名。
《故宫尘梦录》系紫禁城出版社推出的“故宫文丛”书系中的一种，作者吴瀛是吴祖光的父亲。吴祖光之子吴欢在《故宫尘梦录》一书的后记《数典念祖话先贤》一文中感叹说：祖父吴瀛先生的这部遗著从民国时到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尘埋，久成绝响，历经他家三代人的磨难，几乎在世界上销声匿迹，却终于有了今天出版的结果。
其实吴瀛的这部回忆录在1983年曾由文史资料出版社以《故宫盗宝案真相》为书名出版过，亦并没“久成绝响”，在同样收入“故宫文丛”书系的刘北汜著《故宫沧桑》书末所列的主要参考书目中也列着该书。吴祖光在1981年11月写了《怀念父亲》一文，作为父亲遗作《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一书的序文，该书出版变书名为《故宫盗宝案真相》。
吴欢说，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并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祖父一气之下脑溢血中风复发去世……”而在《怀念父亲》中吴祖光是这样写的：“……1955年，在他（指吴瀛先生）病倒五年之后，我接他从上海来北京同住，那时他虽然行动步履十分艰难，却仍用左手写字作画，吟咏诗词，表现了十分顽强的精神毅力。他一生富有同情心，忠于友情。1958年10月，在病榻上见报载他的老友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痛苦不能遏止，脑血管再度溢血，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于次年5月14日去世。”
吴瀛先生的回忆录虽提供了“故宫盗宝案”的第一手资料，但他在回忆中夹杂的过多私人恩怨甚至人身攻击，反而冲淡了其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吴欢的“念祖”耿耿于怀的是祖父所受的怨屈，却没有超越亲情的历史剖析。
现代史上的故宫盗宝案或说“易培基盗宝案”早已被证明是一桩冤案。关于易培基及其冤案的来龙去脉在《故宫沧桑》和那志良的《典守国宝七十年》（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等书中都有不同角度的描述，说来说去，脱不了不同派系之间明争暗斗的老套故事。在这些有关“易案”的回忆中，即使提到吴瀛，也只是一笔带过，毕竟他只是易培基手下的“小人物”。从复活历史来看，吴瀛的《故宫尘梦录》体现了“小人物”的回忆能补充“大历史”的丰满。
吴瀛的回忆大多与参与筹建故宫博物院的民国元老譬如吴稚晖、李石曾、庄蕴宽、易培基、张继等人有关。抛开“易案”的是非曲直不谈，作为“易案”的三名被告：易培基、李宗侗、吴瀛，是以这样的关联呈现在故宫的“尘梦”里：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所提携重用的秘书长李宗侗是自己的女婿，还是民国元老李石曾的侄子。名列秘书长之下但待遇相同的“简任秘书”吴瀛是大家都清楚的易院长的“助理”——吴瀛之所以能参与到故宫博物院中来，除了他自己醉心于书画文玩，欲一睹故宫所藏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和易培基是昔日两湖书院的同窗好友，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他是北洋政府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的亲外甥。
除了这些官员，故宫博物院更有一批北大的学者，如担任副院长兼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文献馆副馆长沈兼士等。吴瀛在回忆录里对“那些北大先生们”语多不恭，明显分属两个阵营。用他自己的话说，若他真做故宫秘书长，“那些北大先生们或者又要同盟罢工正未可知。”他自认和北大派的矛盾是因他的职责所在，大家都是为了故宫的事业，没有私欲。他谈起这些并无回避，显示了君子的坦荡。从今天的角度看，北大派的先生们又怎能轻易认可作为显宦亲属和易院长私友的吴先生呢？
吴瀛在回忆录里攻击最烈的是张继。在吴先生看来，易案发生的伏笔在建院初始就已埋下——因易培基的反对，本来内定副院长的张继只担任了文献馆馆长。吴先生眼里，“张继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固然有功，但在家惧内至于公然陷害朋友，将易培基活活逼死不算，还要赶尽杀绝不与他为伍的人士。手段恶劣到极点。”张继也许的确惧内，“易案”的发生也许的确与李宗侗冲撞了张继夫人崔振华有关，但关于张继夫妇，吴先生的叙述显然有些夸张漫画。譬如为了说明张继的惧内和张夫人的凶悍，他引别人的话说，张继在家中曾赤身裸体被母大虫般的夫人揪住“命根子”责打……
吴瀛对易院长的继任者马衡也多有不满。在吴先生看来，马衡对“易案”态度暧昧，连易培基含冤去世他都没有出现，而在故宫创办时期，易对马是十分的重用……其实，马衡对“易案”的态度并不暧昧。在方继孝著的《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里，有一篇《马衡“附识”谈“易案”》介绍了马衡的一封手札——马衡对其《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加了一则三百五十字的“附识”，说明此文就是为“易案”辩证。而这则手札。更成了绝佳的翻案文章。文中写道：“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
先撇开马衡视黄宾虹为“落魄画家”不谈，马衡对法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凡黄宾虹认为假，则必定是易院长给掉了包，如此断定的前提是皇宫里怎能有赝品呢。马衡所要强调的恰恰是皇宫里不仅早有赝品，且数量不少，而黄宾虹的鉴别更有问题……黄宾虹当年应邀鉴别故宫书画古物时，已七十多岁，在有关黄宾虹生平的年表上，对此大多取其“权威”之意，但在马衡等人眼里，一句“落魄画家”已不言而喻。
“易培基盗宝案”的受害者，除了死不瞑目的易培基之外，吴瀛的遭遇比起那志良《典守国宝七十年》中所回忆的，因“易案”获罪下狱的另外两位更小的小人物，显然要幸运多了，这样说绝非有菲薄吴老先生之意。吴老先生因寄情于书画文玩而迷恋于故宫博物院的事业，从起初的“顾问”，到毅然投身，到不能自拔，再到身陷冤案，实在是人生的悲剧。
1949年10月后，已在上海定居的吴瀛先生因有陈毅等老朋友的照顾，生活景况不错。正因了这种知遇之恩，更不辞劳苦奔波于文物的寻访和保护，终至一病不起……后来吴祖光被打入“右派”另册，自然要影响老人的心境，但其直接的死因未必就归结为吴欢说的“一气之下”，因为在这之外，毕竟还有吴祖光的另一种说法。
关于吴瀛，吴祖光在《怀念父亲》一文里说，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1924年至1934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从接收清宫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是由于他在内务部的职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正是在故宫，因为“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吴瀛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含冤弃世，他一刻也没忘记为易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还为这件事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
马衡和吴瀛的结怨恐怕起因于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后的裁员。关于故宫裁员，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曾说：他对马先生的人格学问，一向是佩服的，但对于他在裁员中“不考虑个人成绩胡乱裁人”（“这次裁人湖南籍也是被裁条件之一”），尽管“不相信出于他的本意”，因为在那先生眼里马衡是“一位诚恳待人的学者，不会如此，但是这事的后果由他负责”，对于这件事，他是大不以为然的。就是在这次裁员中，作为故宫文献馆馆长的张继和秘书吴瀛这样的高级职员也被裁掉了。
在马衡的日记中，也记录了新旧时代交替时“易案”或者说吴瀛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纠缠，如在1949年10月24日的日记里，马衡写道：“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因请冶秋转达董老，请拨冗延见，以便面谈，并希望以原书见示，俾可逐条答复。”在稍后的10月27日的日记里，马衡又记录：“昨冶秋电话以吴瀛上书，董老不愿于此时出以示人，因其足以刺激人之情绪，允俟将来见示。现望余将所知事实，写一节略。以为对照资料。因于办公时间抽空写之。苦于记忆不清，又托席慈为我采访。”在1949年10月28日的日记里，马衡记录“节略”已经写成。不过，此事再没下文，董必武没有回应马衡要求面谈的请求。到了1950年2月4日，马衡在日记中再次提到此事：“取旧日张菊生（元济）先生七十生日论文集中抽印《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加以附识，托冶秋致董必老。”
伍
在马思猛看来，马衡1950年代初的一些遭遇与吴瀛的上书有直接的关联，在他的《我心中的爷爷马衡》一书里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也讲述了很多。本来只知道吴瀛是吴祖光的父亲，从马思猛的钩沉中醒悟了吴瀛何以“非等待到另一个时代”里“无论如何要出这口恶气”的一些背景。1919年时任北洋政府京都市政督办署坐办的吴瀛，接待了他在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的同班同学易培基，当时易培基系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教员，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和学生毛润之（学界代表）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来到北京，吴瀛安置了他们的食宿，还把他们介绍给时任北洋政府审计院长的舅舅庄蕴宽，庄蕴宽又去找了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代总理段云鹏。后来的结果自然是“驱张”成功，易和毛之所以来找吴，一方面是因为易和吴当年同学，另一个原因是，湖南长沙师范里另一位器重毛润之的老师李清崖是吴瀛的姐夫。而毛润之进京，李青崖和夫人吴琴是重要策划人。从这个关系上不难看出，何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吴瀛关于“易案”的上诉信就递交给了正繁忙中的毛泽东（也就是昔日的毛润之）的手上。其时，张继已经去世，另外一些当事人大多去了台湾，只有所谓的“易案”得益者马衡尚在北京，何况马衡还被吴瀛看做是背后鼓动张继等人挑起“易案”的主谋呢。吴瀛先是告到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处，董未予受理，“吴又一纸告到易培基的学生、与其有着深厚渊源的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将状告函批转董必武处，令其调查……”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之后在“三反”运动中，此事又被重新调查，也成了马衡被重点追查的心病。
《马衡日记》1952年1月至日记终结部分没有公开出版，原因自然是“由于种种原因和不便”。“三反”运动是触及马衡身心的一场运动，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并非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在这场运动结束后，就离开了故宫，最后抑郁而终。关于“三反运动”，马衡生前自己从不提及，若干年后，他当年的两位亲信也成了老人，才在回忆中谈及了故宫当年的“三反”，这就是朱家溍和王世襄。他们两人是当年被审查的重点对象，其中一个内容就是逼问他们马院长是如何指使他们为他盗宝并设法潜移院外的……
在“三反运动”中，马衡先后写了《我的社会关系》《检讨思想》《五代书画简目》《交代历史问题》《我的用人问题》等等，最难过关的是“思想检讨”从1952年3月初，一直到5月中，“反反复复根据要求修改不下十遍”。从马思猛披露的部分日记看，“易案”仍在纠缠着马衡：1952年5月18日，马衡交上《我的思想检讨》，又有话传来，领导故宫“三反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杨时“希望略谈易案之经过”，马衡又于5月19日、21日先后写了《我所知道的易培基盗宝嫌疑案》和《我对三反运动工作之检讨》……后来，在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的过问下，马衡被允许回家静候公安部的结论和组织安排。1952年底，马衡接受了“故宫三反学习之领导者（公安部），因尚有七人未处理，全案不能结束，以嘱余先到文整会工作”，这七人就包括他所信赖的王世襄和朱家溍，后来这七人全都先后获释。
马思猛说，“在爷爷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自己被免职，也没有提到任何领导和组织的谈话内容，爷爷对这起发生在新社会的故宫冤案始终守口如瓶直至离开人间……”
1955年3月25日，马衡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子女，把他一生所集，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马思猛说：“父亲晚年曾告诉我，为证明你爷爷的清白，我请文化部派人到家里把爷爷所有遗物，全部封存，随后又让故宫博物院运走。”
相关书目
《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前后的故宫》，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金石梦故宫情》，马思猛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故宫尘梦录》，吴瀛著，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