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庞薰琹在回忆录《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回忆抗战时他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系主任是徐悲鸿，让他看到了徐悲鸿的另一面：徐悲鸿一到办公室，别人就忙开了，有人为他磨墨，有两人为他拿纸，地上铺了七八张纸，他用流水作业的办法，第一笔先在每张纸上画马鼻子，第一张画好，换第二张，接着换第三张。把所有的纸都画上第一笔，接着画第二笔马头，同样的办法，接着是马身，马腿，最后一笔是马尾。徐的这种画法起初让庞想不通。后来他逐渐明白了，徐要应酬社会各界的索画，迫不得已采用这种流水作业的画法。
在徐悲鸿同时代的成名画家中，像徐悲鸿这样在1949年前后都受到官方重视和地位显赫的不多。譬如林风眠，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最后在晚年终于告别大陆去了香港。而徐悲鸿在1949年后可以说达到了其人生的顶峰，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当然，他去世的也早，未到“反右”他就去世了，更别说经历“文革”了。
关于徐悲鸿的传记已经有多种，他本人也成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个经典性大家，关于他的轶事也成了现代美术史上的传奇。譬如前不久在央视十频道看纪录片《吴作人》，老画家侯一民先生谈到当年在素描课上吴作人和徐悲鸿两位先生的不同，侯先生说，学生在画素描人体，如果是徐悲鸿院长进来了，先是站在学生身后，然后说这儿如何画，那儿如何改，最后把学生拉起来，自己坐下去开始示范，到最后成了徐先生自己在画了。而吴作人呢，则完全不同，话不多，往往是两三句话，譬如，你要再画得紧一些。让学生自己去体会。徐先生的学生们现在大多也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回忆起老师来仍充满了感情和敬仰。
在关于徐悲鸿的轶事中，最令人感叹的也许就是他与孙多慈之间的感情悲剧了。唐吟方的《雀巢语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中有一则记事：曾见一幅孙多慈与徐悲鸿合作的国画，孙多慈画红梅，徐悲鸿补喜鹊。画上有孙多慈题跋一段：“依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丙戌春日写于孤山眉月楼，时方流亡归来。孙多慈。”“一种淡淡哀愁缭绕文字，不忍卒读。”丙戌年即1946年，那时他们两人已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在两人分手后，徐悲鸿在应别人索字时，常常不假思索，随手书写：“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伤心家国无限恨，红树青山总不知。”这首绝句的作者，就是孙多慈。孙多慈的诗句总有一种忧伤的调子。再如：
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不知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与徐悲鸿同时代的油画家王少陵晚年在美国纽约的寓所里，客厅正中墙壁上悬挂着徐悲鸿题款送给王少陵的手书诗幅：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王少陵说，这是徐悲鸿写给孙多慈的，当年徐悲鸿周边的人都知道徐孙两人不仅是师生关系，还是恋爱关系，两人后来即便分离多年还是情书不断。
当年王少陵从中国回美国，临行前向徐悲鸿告别。徐悲鸿当时正在他的画室内写这首诗。徐听说他要去美国，马上要给他画张画作纪念，王说来不及了，这首诗就送给他吧。徐说这诗是写给孙多慈的，内容不合适。但王当时急于去赶飞机，又想得到徐的一幅手迹，就硬叫徐落上款带走了。后来孙多慈每次从台湾到美国，都来见王，每次见到这首诗，她都会落泪，说：“这是悲鸿师送给我的诗。”这段记录，见于陈传席的《王少陵谈徐悲鸿和孙多慈》。
王少陵说：孙多慈后来嫁给了许绍棣，十分后悔，孙许二人从来没有感情，年龄悬殊二三十岁，经常吵架。
用王的话说，许绍棣就是那位呈请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党棍”——在其妻生病期间，他又看上了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后来公开携王映霞去碧湖同宿。郁达夫痛苦地离开浙江，后来死在苏门答腊，也是因此事而引起。许绍棣原来答应王映霞和郁达夫离婚后就和王结婚，但王和郁离婚后，许又看上了更年轻美貌的孙多慈。孙爱徐悲鸿，但徐却没有决心和蒋碧微离婚。后来许的元配已死，孙便和许结婚了。结婚前，孙以为许一定是位很有学问的人，婚后方知许十分无知，仅仅是个党棍。但孙是个传统女性，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后来便随许到了台湾。她看不起许，就更加思念徐悲鸿，经常借故从台湾来美。
王少陵的这些讲述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尤其是他关于许绍棣的评论是否公允，这些姑且存疑，譬如据王映霞晚年的回忆，孙多慈和许绍棣的婚姻是她做的红娘。但有一点是不用存疑的，这就是徐与孙的师生恋爱在当时徐的朋友圈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再一个，王少陵还讲述了孙多慈在得知徐悲鸿去世消息的情景：孙多慈来美大多住在吴健雄家，吴健雄是著名的女物理学家，也喜画。孙多慈每次来美，也必到王少陵家。“1953年9月，孙多慈又来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画友们见面，格外高兴，正在这时，却传来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孙多慈听了当时就昏厥过去，等她清醒时一直痛苦不止，面色惨白。她一生只爱徐悲鸿。她当时表示要为徐先生戴三年重孝，后来果然当着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三年孝。由于长期悒郁，孙多慈不久也就染病，1962年病死在美国。”
贰
关于徐孙之恋，在廖静文的回忆录《徐悲鸿一生》中是这样写的：当徐向廖说起孙多慈时，纯然是一场老师对学生才华的爱惜：“事情闹了一年，我和孙多慈并没有单独在一起说过一句话。孙多慈为此受了很多委屈，诽谤和流言使她沉重得抬不起头来……她受得委屈愈多，我的同情也愈多，我的心被迫倾向她，事情就这样弄假成真了……我被迫去桂林……孙多慈和她父母也到了桂林，我们相见了。虽然，这时我已失去了家，但是她的父母极力反对我们结合，而且当时我忙于要去南洋举办画展，孙多慈则听从她父母去浙江，我们匆匆相聚，又依依各奔东西。”
不过，在《徐悲鸿书信》里有一封徐悲鸿写给孙多慈的信，当可以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
我日内即起程赴桂，你那悲惨之书居然在我以前递到，我之原意在顺水推舟，不想使你如此难过（为时甚暂），我再没想此种情绪如无减损，实是十二分痛苦，你虽令我完全绝望，但令你痛苦却非我目的。我不能来一种俗套说求你见谅一类混话。我今平心静气分析你的态度以及我处于被动地位之行动。
你离桂林那清晨，我五时即到王小姐处，因知汝家人往送，我即返院旋得汝留最后之一书，虽无何种动人词句，但我视为极珍贵之文件，因已往汝家人视我对汝纯乎是单相思，我即坚恳王小姐，以汝留函示汝母，王小姐口我尊堂语云：“亻气她呢是哄她的吓！”书便收下。证以汝安庆宅中墙壁……我也懒得多心！虽是汝现在不否认，但……请你不必重视此语，我毫无意思挑拨你母女感情，我从去年八月起，我便不敢再有妄想，我曾一再以书寄港试探，终于不得要领（你再不必提起寄桂林重庆书）。我漂流西江及在香港两月，完全绝望，你当会能追想及之。
迨我既抵星洲之第三月，乃得汝八九年来从未有过之奇书，我真受宠若惊，神魂颠倒，反觉你是改常态是处女作，不甚自然，我深自惭愧未能来温州，因为（1）我虽尽我为人之义务，（2）汝尊人已抵浙，便决定汝永无与我结合之可能。而此事实是汝预定，我恍两月又得汝四月十六一书，不但继续前书恳挚之情，更示我决来相见之预告，且坚我信念，益以夜九时半（此间八时半祷）祝之爵上天鉴临我心静……我如何不信，我尔时真视汝如我之爱。我虔诚持守此信念直及八十余日（将七月中）竟无下文，并无丝毫消息。我思此人夜夜为我祈祷，应不难与我一月一书，我虽用二十个字换人家一个字，其名贵殆过殉葬昭陵之兰，因为我信他“不论在天涯地角必来相从”（尚有共同奋斗二十年之计划），确出我希望以外，我不得不在此期内告汝一切何处接济步骤，既毫无消息，我心不但恐慌，而且惭愧（想到你热挚之语句，我益发面……）。新城告我久无消息，子展亦然同，深忧。吾二人共同友人也俱无消息，加以接连不断佐证，在汝书中亦有蛛丝马迹，于是方有求汝电告之举，承汝复文有增加之字，固是善意，但前案推翻则已彰彰明甚。
亲爱之慈，甘言蜜语而无事实，随其后即等于00支票，我明明知汝与家应等好友简札极密，我虽八九年来得汝二十来封信，但在四月十四书后我望增奢证之，以各处关系我乃豁然明朗，知汝决无一分可能践汝求我相信之预告。且时局亟变更无可能。
兹附告汝一逸事，吾友华林昔与崔葆华女士恋爱十年，其情谊视吾人深得多，林因政治关系去法国，崔待之。厥后其母羡郑汝成之子豪富，坚逼之嫁，闻其母跪求之，不得不允。崔与林最后一书，书后以血写一恕字，我曾亲见，不能崔初心决负林也。她造成一金蝉脱壳之境地，使演为事实，而令华林无可奈何，我便是狼心狗肺，亦不忍说你是怀着虚伪心情，不过汝之爱情乃未被没去，剩下百分之几之稀少天真偶然如电一闪，转瞬即逝，比之乡愚之怨气，气出即消，颇有大自无碍之微旨，原是狠，不同于一切没出息之春印众生，但其境遇于崔葆华，已绝小加上一重国难之艰危。我当然不会爱虚荣，此亦不算虚荣，但是你究竟是怯弱，我不能等人家写个红恕字给我，我既坚信汝之深情，故知三月无书乃是一种表示。到七月有一书全不是那回事，况且还有一个人情所不能强之理由，你不早不晚不先不后，在此时脱离你的父母，你如早来固为我之幸运，倘你采用如此笨法，叫我如何接受。于是归根结底，你闪电式之爱情，无论有如何热烈真挚，只可比之镜花水月，而汝安排妥当之实境乃坚固如不可动摇之昆仑山。我于是乎完全绝望。信可寻常之物，信且不可得，其他可不必说了。且汝之矛盾亦太多，你估量我之能力在汝所要求时则非常之大，在自动时便觉其非常之小。
至于作品，你真是个糊涂蛋，你未能用你一点真正能力贡献于国家，你仅仅比得五十块钱一月的寻常人，当不知羞愧，你带布与颜色到碧湖是作画么？你的成绩安在？
说到红豆，他是有他烨烨之光，无论你戴与不戴，况且你虽说接受了我，却从未见你戴过，你以为他不值什么，丢掉好了。
自欧洲起世界情形大变，交通大是艰难，幸你不再说相从的话，简直是不可能了，我亦犯不上解释这些，横竖隐居碧湖是一种乐境。
我再便带报告我的希望，泰戈尔先生既如此重视我，我应写他十次八次，明年三月又太热了，我便到大吉岭去写十幅八幅喜马拉雅山，雅典以外之理想界，我当年以为更美的。
请你原谅我，我不会温婉，我不能向你伪装，你不爱就算了。此信阅后请寄（舒）新城保存，俾告此案结束。
我只有一件替你伤心的事，你的天真到底剩得很少，加上一种近视，无论如何，我祷天加佑于汝，使汝幸福。
可怜你身处瓮中，亦不知天高地厚。目下由新赴温州来回川资至少需国币三千元，你还说为我守秘密，又要我白跑一趟。我宁愿将三千金捐与寒者为棉衣，以纪念此痛史，且汝亦至懵懵。我虽不是那鸭屎臭要人之类，但以海陆数千里你能为我守着秘密？我不怪你，足见你那时神志不清，并我去年赴长沙接你都忘记了，我虽强，恐怕肯重演那类剧本之人，天下也绝少的。
最后我并且告诉你，自我认定你决心食言，不再有可能会见以后（我们两人本无可能结合，只有一个仅一时机，你放过了。可见汝之意志），你那七月卅书寄到后，我便不拆寄予展兄保存，哪知他来书大加责备，拆阅后仍寄还我，仍不看。你九月九日（八月无一字）书三星期到达，我仍不拆开，寄予子展，不知如何神差鬼使，几次总未投得邮，我心上有些不忍，终于先将七月三十日书启视了。我虽是呜咽难禁，便又将九九书启视，所以徇汝意作此最后一封长函，我再尽我最后之忠告，你仍旧巩固家应之友谊，你送我的没有用过，仍旧奉还，毋失二老之欢，人家诚意并不在我之下，且关系汝全家安危，必要时可以接受的，打碎之碗补也无益，我仍回到去年今日情绪，原不是我的东西，不见了不能说是损失也。
另外，一封徐悲鸿当年从南洋写给孙多慈的信也揭示了并非如徐自己向廖所说的当时“不愿再触及这些感情，没有回信，渐渐地，就音讯杳然了。”2007年5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德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徐悲鸿写给孙多慈的这封信拍出了九十万元港币。此信写于1939年5月，当时徐悲鸿在南洋忙着个人画展。他在信里写道：
吾得弟最后一书，乃知为吾不能来温州之果，并恐为吾抵港不相告之果，慈倘责我至港无消息，当知我不能冒此险也。试问我苟贸然电汝而汝不来，吾岂能再颜于世（汝不能以吾不到温州为口实，因汝第一自计之步骤为来星加坡，且汝亦明知我离港之前情况）。吾又胡能遽自委弃，且以尔时古井之我，理应自省。若子展先生之不能以我至港相告者，因我至港既久方得汝之书，又知君子之交如是，则恐贻害于我。子展遇我至厚，故尤不敢有此尝试，也为我既后然南行，竭吾心力与友好之协助，尽艺人之天职，譬如为山功已及半，汝于尔时忽发出闪烨之强光，欲吾星展毕返国去温州，使吾侪向为寻情直往之人。吾当不顾一切如赴汤火，特以吾之愚，宁不知有变之，决不我待。而星展必旷日持久[今虽结束人之认已交，但廿六张二百星币（合国币六百七十元）之画当有十三、四幅待写，我如何能走？]。当时既不能抛弃此为个人画展，而欲为违背良心深可预知之数，写一空头支票以付爱人，吾不能也。至吾之为汝，有当何待言？若汝之为吾，有（汝书中语）颇似存款于银行者，焉能遂以为银行之主乎。吾自愧以其毫无价值之爱，被汝认为生命中之原素，上帝当知吾从未有所蕲，惟恐汝生命尚需多量之其他原素，比之向汪洋无际之大海中投一石，并湍激之泡沫都不见也。但其为石者，又自幸其得沉大海耳。尊人固可入黔依友避难，惟其爱女在浙，当然来浙，而来书言将去安庆去乎，以向有地位之人而携眷返，没为人逼，其将奈何，不从而成仁。慈又将奈何？吾思至此，汗如雨下。吾当日倘真至温州与汝成婚，南行此责任讵不全由余负！今也而糊涂之慈，与其谋为之！于是，慈纵欲今当不然矣。万里相从纵欲如其毕生唯一之情，书所昭示之。愿与悲鸿死在一起，恐与悲鸿同死，计划之先便真不了也。古人云：“穷则通”。今身处如是困境，而聪明全塞，智慧顿亡！使慈而真与悲鸿同一线，徒见其意念总相左耳。抑人当苦斗酣战之际，方需战侣，一旦时和世泰，则甲兵可熔作金人，纵是英雄已无用武之地，而悲鸿亦将息机退隐于山涯水角，因吾之义务已几尽矣。吾亲爱之慈，汝之真性情，已泪没无余。一切由强制之伪性情所发出之，理智乃如毫无神气之刊板文章，汝治美术，当深知此类形式格调，吾昔曾解放苏州老圃屈之梅花，既历两年，未尝不长。但其枝干纹理久曲，乃终不可伸直，夫毁自然，以就型，或为宋儒精神，而为艺术所大恶也。最后一书虽令吾灰心，但吾早具超越于灰心之上之情感。吾纵自悲远，不若吾之目击屈抑不能再伸高标绝俗之梅花为尤戚戚也。帝乎汝知吾于慈，初虽萌有自利之心，而终自克止，辄再三谋其自致。完成之道，欲听其自然变化。使慈早得去国者，不过略得我臂助而已。数年工力处此情势，无敢断定已在英有所树立。在吾二人辟系上，更增奇丽。兹沉沦数年，身逢巨劫，致吾二人必致于此。慈在非有不堪许多鬼脸之经验乎，再就悲鸿谓悲鸿者能相负乎，吾不忍不信（尽管太夫人告王女士说你是哄我的），慈之爱吾尤深，体谅慈之环境在无一人同意下而必出于此之弥可珍！吾亲爱之慈，吾且忠信断定汝生平为第一次向一异性之人现其桎梏既深之真。如汝最后前一书者。但汝肯平心一度相衡，当审不建我之加于汝者千分之一也，即吾现存死灰之余烬，较汝自以为热烈者亦高出不知凡几！已矣！已矣！惜汝得见此书已太晚（我测为今九），且恐汝之终不得见此书也。
吾书之屡恳展兄转者，辄心冀汝万一能早赴港，吾书不致流落不谓汝耐心坐待以重价买到机巧空灵之误会，又不肯自省，嗟夫！吾理想中可爱之慈，其灵魂已失真情，一掷而罄，遂了此一重公案。汝不必徙然回忆，假定悲鸿为无情可矣。若然者，吾自担承一切罪恶于他日忏悔时益有辞也，而葆此孙念劬于玉洁冰清，完整无稍损也。吾茕茕居于炎荒，但以工作销我生命，幸间得佳作以自排遣，亦妄冀温州可通为最后之诀别，今则空谷足音已成泡影，AA狁孔炽蝼蚁何求，且幸未若汝梦中之病，否则此梦中人乌乎觅之。顾吾亦以劳而尝病，病吾必强起，愿力既宏，施倦之肢体、官能部分恢复，亦速所谓预支精神，用视吸鸦片吗啡为略善也。
幻想重叠都无着落，惊造化之巧妙，为云为雨，灭其痕迹不若，吾人之灵魂尚刊有伤口也。昔Murret叠咏诸月之夜，以咀其爱人想汝智慧，日长已乏才力，吾生平不怨天尤人，难自承为吾之爱人者，亦未尝余负仅无灵魂而已。大理石制之Athena方有灵魂伤哉。其为幻想也。吾今收回其既失之一半，将洗剖其蒙蔽迨复旧观。吾之躯，当不值重视，Athena（再见）！吾永不责备慈，吾惟回想云母石制之Athena！Athena！悲鸿？？五月二日释迦诞，星州酷暑。
这封信也佐证了徐孙之间曾有过的恋情。
叁
其实，徐孙之间的师生恋在20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孙多慈的天分极高又风姿绰约，正因为她，导致徐悲鸿和蒋碧微的最后分手，尽管徐蒋之间在孙多慈之前已经不睦。1930年9月，孙多慈来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绘画组旁听徐悲鸿的美术课。当时她还是十八岁的少女。在后来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眼里，孙多慈“并没有绝色的姿容，也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是个很普通的身材纤细的姑娘”。但在苏雪林的笔下，初见孙多慈的形象要更鲜明：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晚年的蒋碧微在其回忆录《我与悲鸿》中对此往事有详尽的记录，从苦主的角度叙述了当年徐孙之间的婚外恋：“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看重孙的才华，想培养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觉察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两人之间的事情，是外人说不清的，即便是先后成为徐悲鸿夫人的两位，不管是廖静文如何替徐悲鸿洗刷此中的“流言”，还是蒋碧微如何举例“徐先生”的“郑重承诺”是如何的靠不住，都是从各自的角度“还原”各自眼里所希望让大家看到的徐悲鸿。现在有了徐悲鸿自己的书信，白纸黑字，是最好的证据。
尽管孙多慈对艺术有着执著的追求，学习勤奋，天分也很高。但1935年中华书局之所以出版《孙多慈素描集》，这应该说要归功于徐悲鸿的幕后“推手”。在《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里收录有徐悲鸿给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书札三十四封，信中涉及孙多慈处，达十余封。孙多慈1935年夏天毕业。毕业前，孙多慈忙于毕业创作，考虑就业去向。徐悲鸿想为她申请比利时的庚子赔款出国深造，为便于申请，请舒新城在中华书局为孙多慈出版一本素描集，为了此书的出版，徐悲鸿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多次致信舒新城：
新城吾兄惠鉴：
前承允为慈刊集，感荷无量。知真赏不必自我，而公道犹在人间。庶几弟与慈之诚得大白于天下也。兹嘱其携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无经验，惟祈足下代办妥善，不胜拜谢。
此颂
日祉
弟悲鸿顿首
三月十五日
新城吾兄惠鉴：
慈返，已为弟道及见兄情形。承兄为作序，深致感谢。慈所写各幅，已经弟选过。狮最难写，两幅乞皆刊入。孩子心理，欲早观厥成。彼闻足下言：“徐先生的东西一摆两三年”，大为心悸，特请弟转恳足下早日付印，愈速愈好。想吾兄好人做到底，既拘慈情，亦看弟面，三日出书，五日发行，尊意如何，至于捉刀一节，弟意不必，盖文如兄，自然另有一种说法（一定是一篇情文并茂之好文章），比弟老生常谈之为愈，亦愿赶快写出为祷！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花，其光芒应被全世界。样本等等，乞直寄中央大学孙多慈女士收为祷！
敬候
撰祺
弟悲鸿顿首
四月十一日
宗白华介绍，孙多慈“画狮数幅，据说是在南京马戏场生平第一次见狮的速写。线纹雄秀，表出狮的体积与气魄，真气逼人而有相外之味”。
为孙多慈画册出版，徐悲鸿与舒新城之间的通信，在《徐悲鸿年谱长编》（王震编著，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中有详细的陈列：
3月15日（二月十一日）致舒新城一函，托舒先生为孙多慈出一画集。
4月2日（二月二十九日）致舒新城一函，托舒先生为孙多慈出一画集，并附致孙一函（此时孙多慈仍在上海）。孙为悲鸿最得意之学生，且苦恋甚久。以格于阃威，不敢有所绘。此信虽言别事，但其痴情仍流露于字里行间。致舒之函竟将四月二日，误写为四月三十二日。
4月11日（三月初九日）致舒新城一函，乃为孙多慈画集事……
4月12日（三月初十日）为孙多慈画集事，致舒新城一函。
6月份，徐悲鸿为孙多慈出版画集事先后发了三封信，其中第一封只落了月份，没有落具体日期——
新城吾兄惠鉴：
慈集能速赶，最所切盼！因此事关系其求学前途，弟初意倘在此时画集印成，便分赠中比两方委员（本月开会决定下年度派赴比国学生名额），弟虽已分头接洽，但终不如示以实物坚其信念也。慈不日即返安庆，嘱弟代办一切，还恳足下饬人赶工，做成（两份），寄南京中山路247号文艺俱乐部华林先生收为感，愈速愈好！因弟月底迟至下月初亦将去此，画范非俟心定不能编，但在下月必能奉缴不误，因去此便有希望。
敬颂
暑祺
弟悲鸿顿首一九三五年六月
济群姊同此
画集、拙集亦祈印出三四两册。
又描集序文将重书，重版时见告，弟将寄上。
据舒新城日记，6月23日，徐又加急过来一件信函，在信中他的情绪有些悲观，其中激动处有“其集请速赶出，成其大业，弟稽首求肯，望兄允之”。
两天后，又一封为孙多慈画集寄舒新城的信函，从南京发出：
新城吾兄：
当然我不能代兄写一个东西，不过勾引兄的文章而已，我那楔子，兄把他变成白话，补充尊见二十行便是妙文。拙作慈之小像，当年未曾加入弟之描集者，即作为慈集第二页，第一页慈自写（五色印者），然后第三第四其父母像。请速印（精印五十册）成，装订十册，交沧州路十四号谢寿康先生。请他分赠比国委员（不必等我编定，慈将此事交我代办，兄先为她订十册应用，定本等弟编寄次第），拜祷。
此颂
暑祺
弟悲鸿顿首六月二十五日
信中“代兄写一个东西”的“东西”，指的仍是《孙多慈素描集》的序言。虽然舒新城没有回绝，但也没有应承，徐悲鸿自己动笔写了篇短文，对孙多慈的艺术追求，给予了极高的肯定，他的目的是“抛砖引玉”，最终还是想舒新城执笔完成，并提出建议。
最后，是由另一位徐悲鸿的好友美学家宗白华为《孙多慈素描集》作序。系因为徐悲鸿见舒新城迟迟不给回话，而孙多慈画集出版在即，便找到了同在中央大学任教的美学教授宗白华。
宗白华的序言对孙多慈艺术的评价，实在超出了孙多慈的水平：
西画素描与中画的白描及水墨法，摆脱了彩色的纷华灿烂，轻装简从，直接把握物的轮廓、物的动态、物的灵魂。画家的眼、手、心与造物面对面肉搏。物象在此启示它的真形，画家在此流露他的手法与个性。
抽象线文，不存于物，不存于心，却能以它的匀整、流动、回环、曲折，表达万物的体积、形态与生命；更能凭借它的节奏、速度、刚柔、明暗，有如弦上的音，舞中的态，写出心情的灵境而探入物体的诗魂。
所以中国画自始至终以线为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说：“无线者非画也。”这句话何其爽直而肯定！西洋画的素描则自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达·芬奇（Lionardo？da？Vinci）、拉斐尔（Raffael）、伦伯朗（Rembrandt）以来，不惟系油画的基础工作，画家与物象第一次会晤交接的产儿，且以其亲切地表示画家“艺术心灵的探险史”，与造物肉搏时的悲剧与光荣的胜利，使我们直接窥见艺人心物交融的灵感刹那，惊天动地的非常际会。其历史的价值与心理的趣味有时超过完成的油画。（近代素描亦已成为独立的艺术）
然而中、西线画之观照物象与表现物象的方式、技法，有着历史上传统的差别：西画线条是抚摩着肉体，显露着凹凸，体贴轮廓以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中画则以飘洒流畅的线纹，笔酣墨饱，自由组织（仿佛音乐的制曲），暗示物象的骨格、气势与动向。顾恺之是中国线画的祖师（虽然他更渊源于古代铜器线文及汉画），唐代吴道子是中国线画的创造天才与集大成者，他的画法所谓“吴带当风”，可以想见其线文的动荡自由、超象而取势。其笔法不暇作形体实象的描摹，而以表现动力气韵为主。然而北齐时（公元五五〇——五七七年）曹国（属土耳其斯坦）画家曹仲达以西域作风画人物，号称“曹衣出水”，可以想见其衣纹垂直贴附肉体，显露凹凸，有如希腊出浴女像。此为中国线画之受外域影响者。后来宋、元花鸟画以纯净优美的曲线，写花鸟的体态轮廓，高贵圆满，表示最深意味的立体感。以线示体，于此已见高峰。
但唐代王维以后，水墨渲淡一派兴起：以墨气表达骨气，以墨彩暗示色彩。虽同样以抽象笔墨追寻造化，在西洋亦属于素描之一种，然重墨轻笔之没骨画法，亦系间接接受印度传来晕染法之影响。故中国线描、水墨两大画系虽渊源不同，而其精神在以抽象的笔墨超象立形，依形造境，因境传神，达于心物交融、形神互映的境界，则为一致。西画里所谓素描，在中画正是本色。
素描的价值在直接取相，眼、手、心相应以与造物肉搏，而其精神则又在以富于暗示力的线文或墨彩表出具体的形神。故一切造型艺术的复兴，当以素描为起点；素描是返于“自然”，返于“自心”，返于“直接”，返于“真”，更是返于纯净无欺。法国大画家盎格瑞（Ingres）说：“素描者，艺之贞也。”
中国的素描——线描与水墨——本为唐宋绘画的伟大创造，光彩灿烂，照耀百世，然宋元以后逐渐流为僵化的格式。陈陈相因，失却素描的原始灵魂——物的真形与心的神韵。绘艺衰落，自不待言。
孙多慈女士天资敏悟，好学不倦，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所以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前生与造化有约，一经睹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素描之造诣尤深。画狮数幅，据说是在南京马戏场生平第一次见狮的速写。线文雄秀，表出狮的体积与气魄；真气逼人而有相外之味。最近又爱以中国纸笔写肖像，落墨不多，全以墨彩分明暗凹凸；以西画的立体实感含咏于中画的水晕墨章中，质实而空灵，别开生面。引中画更近于自然，恢复踏实的形体感，未尝不是中画发展的一条新路。
此外各幅都能表示作者观察敏锐，笔法坚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览者自知，兹不一一分析。中华书局特为刊印出版。写此短论，聊当介绍。
宗白华
二十四年五月八日于南京
当年徐悲鸿为了答谢宗白华，就将他画的一幅孙多慈的素描像送给了宗白华。宗白华一直保存在身边。六十多年过去了，在宗白华去世后，此画才由他的后人出售了。
肆
徐孙之恋，后来结束于孙多慈父母的干涉。尽管徐悲鸿为了表达对孙多慈的感情和决心曾离家出走，远赴桂林，甚至于在1936年7月31日在广西登报声明与蒋女士“永久脱离同居关系”。但最终两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1939年8月，孙多慈还在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后悔之心以及对徐悲鸿的思念之情。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孙多慈1940年前后在浙江丽水嫁给了许绍棣，许是孙的父亲的上司。当时年过不惑的许丧偶不久，膝下还有三个儿女。在孙多慈结婚前，与徐之间结束后，恐怕还有别的波折，在徐悲鸿当年的好朋友诗人、东方艺术史家常任侠晚年写给朋友的书信里有如此叙述：
铭竹兄如晤：
收到手翰，捧读数过，如闻天末吉音，乘云而至。小楷劲健，不减当年，想仍健康如昔。自1938年长沙一别，即无音息。手边尚保存多慈为兄画像照片，纸已变黄，未能翻印奉上。闻多慈已逝世。近将所存照片发表，为弟与同游天心阁所摄，多慈欲委身相从，如紫曼之与千帆，乃赴武汉经营住所，欲接其前往，而美人一去，竟各人天，至今思之，泫然欲泣。……
此信是常任侠于1981年1月26日写给老友汪铭竹的。汪铭竹是当年与常任侠一起组织诗社“土星笔会”的朋友，1949年后去了台湾。紫曼千帆是指程千帆夫妇。（此信收入大象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常任侠书信集》中。）到了1989年，常任侠还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返京飞机途中忽念孙多慈》）：“多才多艺祸何多，四十年来一瞬过。重到天心阁上望，更从何处觅湘娥。”在诗后还写有“题解”：“多慈与我相爱，未能携赴武汉，乃为奸人出卖，抑郁而死，四十年矣。重阅为其在长沙天心阁所摄照片，惘然念之。”1990年，常任侠又作过一首《爱晚亭诗为孙多慈作》：“爱晚亭边枫叶丹，清游携手忆从前。只今白首情无尽，来看岳麓雨后山。”（《常任侠文集》第五卷，293页）
伍
如果说1939年5月徐悲鸿从新加坡写给孙多慈的信证明了他们之间的恋情，在同一时期，他还有一封同样写自新加坡的信，却成了一件涉及徐悲鸿是否参与对一幅古画的造假问题中的证据。这就是时过半个多世纪后围绕《溪岸图》引起的争论。
关于《溪岸图》的争论，简直可以写成一部侦探小说。
《溪岸图》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被认为是中国早期山水画作品中纵幅最长的，作者落款是董源，关于其真伪，在海外争议很大。1998年在海外爆发了一场争论，一方认为此画断为北宋的作品，是大画家董源为宫廷绘制的一幅具有象征意义的屏风画。另一方则以美国人高居翰为首，将此画断为20世纪的画家张大千的伪作，尤其是张大千作伪的过程得到了徐悲鸿的帮助。关于此画真伪显然不是我所要说的，我想说的是，在相关此画真伪的争论中所显现出来的纠缠于此问题上的关于人和画的故事：
1938年，徐悲鸿在广西阳朔获得了《溪岸图》，不久张大千到桂林拜访徐悲鸿的时候看到了此图，被此图所吸引。于是，徐悲鸿答应张携此图到四川进行“研究和鉴定”。徐在其后写给一位孙先生（据查不是孙多慈）的短信中简单叙述了这些经历（此信在半个世纪后由丁羲元写文披露）。
1944年，徐悲鸿同意用《溪岸图》交换一件张大千藏的清代金农的《风雨归舟图》，并于1950年在《风雨归舟图》上题跋：
此乃中国古画中奇迹之一，平生所见，若范中正溪山行旅图，周东村北溟图，与此幅可谓世界所藏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古今虽艳称荆关董巨，荆董画世界尚有之，巨然卑卑，俱难当吾选也。一九三八年秋，大千由桂林携吾画董源巨帧去。一九四四年春，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重，不计名字也。
徐悲鸿此举，他的学生杨先让写道：“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重友情重艺术，而轻金钱价值的徐悲鸿。他永远是一个热情而诚实的艺术家，而不是交易里手。”但在高居翰眼里，这只是徐悲鸿参与张大千造假的一个过程：“在这篇题词中，徐悲鸿用一种令人怀疑的不自然的方式来确证前文提到的他所写的信里的内容。”
至于徐悲鸿为何要参与此画的造假呢？有人说是因为当时徐悲鸿正在和蒋碧微闹离婚以和廖静文结婚（1942年底徐悲鸿在桂林遇到了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湖南年轻姑娘廖静文），蒋碧微最后提出的条件是：徐悲鸿收藏的古画五十幅，徐悲鸿自己的作品一百幅，钱一百万，儿女抚养费各两万。徐悲鸿当时虽然是最高一级的教授，月薪也还是不到两万。为了顺利离婚，徐悲鸿日夜作画。当时的徐急需一笔巨款（到1945年底，徐蒋二人才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徐悲鸿带来一百万元和一百幅自己的画及五十幅他收藏的古画，还将一幅油画《琴课》送给蒋——此画是描绘她在巴黎练习小提琴时画的。之后不久，徐悲鸿和廖静文在重庆举行了婚礼）。
日本人古原宏伸，他的《〈溪岸图〉在近代流传中的十个疑点》一文也详细讨论了此画是张大千伪作的根据，尤其是徐悲鸿出于当时的处境极有可能参与了这次作伪事件：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海外，徐悲鸿都被认为是爱国的、道德高尚的、善良的画家。所以，从表面上看来，令人实在难以相信他会参与伪造《溪岸图》。但是，徐悲鸿当时身处的环境也许会迫使他与张大千合作演出这样一幕。因为筹措到一百万元巨款在当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此过程中张大千帮助了徐悲鸿，因此才有了后来徐悲鸿题写在金农画轴上的那段题跋。
对这种说法，高居翰并不认同，尽管他认为徐悲鸿参与了张大千的造假过程。高居翰对此的解释是：徐悲鸿与张大千相识多年（张大千1934—1936年被徐悲鸿聘为南京大学教授），徐做此事可能完全出于他们之间的老交情。尽管高居翰自己也承认“没有相关的文件记载下徐悲鸿是否真的帮助过张大千制造《溪岸图》的历史，但我相信他这样做了，而且在当时那样做是很普通的事，他自己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对。”高居翰还给出了当年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溥儒等人集体造假的常态，“王己千曾告诉我说（在另外的场合），这些人经常以这样方式‘互相帮助’，把他们的名字署在假造的作品上面，以增加它的可信度。”
王己千把张大千和朋友们如何造假的秘密告诉了高居翰，也正是他在1968年以十二幅自己收藏的明清书画和张大千换了这幅《溪岸图》。
高居翰是从当事人和事后的证明人及徐悲鸿的书信的发掘人等的言论中来找寻破绽的，关于这些疑问和质疑不是我在此要谈论的，我想说的是，不管真伪如何，徐悲鸿当年的这封关于《溪岸图》的书信，在半个多世纪后并没有给此画的真伪增加有力的证据，相反，却让高居翰从中找出了更多的破绽。对于证明为真的一方来说，徐悲鸿的这封信是确凿的证据；对于判断为假的一方来说，徐的这封信也是徐为帮助张而假造的。看高居翰的《对〈溪岸图〉的十四点质疑》如同读一篇逻辑推理清晰的侦探小说。譬如：
就徐悲鸿来说，《溪岸图》突然在他的收藏中冒了出来，旋即又被张大千带走，它在徐氏记忆里的惊鸿一瞥似乎只能够在几个月以后的一封短信和很久之后的另一幅画的题词中留下些许痕迹。
徐悲鸿说，1944年春天，张大千是托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张目寒把金农的画带到重庆给他的，这与谢稚柳告诉丁羲元的不一样，谢氏说当时的中间人是他自己。照理说，徐悲鸿和谢稚柳都不会忘记这么关键的事情，所以惟一的解释是，他们没有串好谎言。
1997年5月，《溪岸图》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出，丁羲元说：回顾六十年来关于《溪岸图》激烈争论的历史，他禁不住泪沾衣襟，更感慨这是“一个空前的胜利”。但是，正因为此画的展出，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和风波。关于这些争论和探讨，2003年10月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朵云》第五十八集出了专集《解读〈溪岸图〉》，收入了正反两方面关于此画真伪和艺术特色的文章，说实话，读完此书，质疑一方的文章更能打动我，譬如古原宏伸和高居翰的质疑和推论。2009年秋天丁羲元先生来青岛时，我曾就此问题问他，丁先生笑说：起初高居翰他们说此画是假的，并说徐悲鸿参与了此事，后来我在日本偶然发现了徐先生当年写的那封信，我就据实披露出来，结果他又说这封信也是假的，而且说我也参与了造假。这就没法说了。说完，丁先生哈哈大笑起来。丁先生和高居翰认识，在丁先生的诗集里，有他当年写给高居翰的诗，说明两人的交往和友情。但在《溪岸图》的争论中，两人的观点南辕北辙，而且在高居翰的行文中，对丁先生也语带不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相关书目
《徐悲鸿》，杨先让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解读〈溪岸图〉》，卢辅圣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徐悲鸿一生》，廖静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我与悲鸿》，蒋碧微著，漓江出版社2008年版。
《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张健初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