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早晨走在大学路上，常常涌上一种眩晕的感觉，觉得有些恍惚，即便是阳光明媚，走在大学路上也没有被夏日的阳光刺花了眼的感觉——马路两边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枝桠交错在空中形成绿油油的林荫道。走在树荫里一路下坡，先是路过一家小学——我的女儿在这儿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再开学就是五年级了。这所学校的老楼在1949年前是两湖会馆，两湖会馆的创办与当年执掌青岛市长之权的沈鸿烈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沈鸿烈作为当年东北军系列的海军舰队司令和青岛特别市的市长，即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青岛老故事里的主角，尽管在1949年沈鸿烈已经随着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马路对面，则是当年的国立山东大学，高高的围墙让这条马路显得幽静了许多——校园里与大学路和红岛路交界的一角矗立着“一多楼”和楼前的闻一多雕像。其实这条马路在以前——至少在我记忆中的1970年代——是很幽静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这条马路上还只跑着两路公交车：1路和25路公交车，更多的是骑自行车的人，而当时即便是骑自行车，大学路也是人车稀少。曾几何时，大学路已经成了老城的主干道，高大的梧桐树吸收了车流的滚滚喧闹，遮蔽天空的浓荫也让嘈杂的人群安静了许多。大学路是有故事的，就像1930年代的老山东大学成了青岛的历史遗产——今天已经变成了城市文化的骄傲，走在大学路感觉当年的国立山东大学既遥远又亲近，当年的那些文人在青岛的往事已成了今天的谈资，一路走过，墙边的游览标志牌上注明着那些文人故居的地址，几乎都在这条路的周围，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杨振声……而一条短短的岔路上，老舍故居的门前总是寂静着，尽管老舍故居已经正式建成了“骆驼祥子纪念馆”，每次走过，依然是游人寥寥。老舍当年在这儿，写下了他的不朽小说《骆驼祥子》，在这里老舍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写作，在这里他的家庭生活是宁静的，等他离开这里，等他去了武汉，等他去了重庆，老舍的生活和情感有了转折和变化。现在的老舍故居，老舍的头像雕塑面对着小院角落里的青铜塑造的拉车的祥子，尽管祥子的世界属于北京的生活，祥子的纪念馆却建在了他的诞生地。在老舍故居狭窄的房子里，想象不出当年的老舍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他的遗物既真实又显得似是而非。不远的一栋老屋就是杨振声故居，与老舍的故事相比，曾任山东大学校长的杨振声就显得故事不多了。不过，闻一多留下的故事却是浪漫的：闻一多在这里为女作家方令孺写了长诗《奇迹》，以期待自己的情感生活出现“奇迹”……
走过大学路，常常自动或被动想起这些文人，他们的旧居他们的故事都留在这条有着浓密绿荫的老路上。这些文人在青岛的故事都属于1930年代。当代的文人故事对我来说只有一位当了一辈子小学美术教员的轶事：一位报社的老同事告诉我，在20世纪60-70年代，一位医生把他在大学路上的一间闲置不用的老屋收拾出来，提供给他的一位喜欢画画的当小学美术教员的朋友在这里画画，小学美术老师的家里太拥挤，放不下一张合适的画案。到了星期天或假期里，小学教员就来这里挥笔作画，据说，仅仅是齐白石老人的荷花，小学教员就临摹了一千多幅，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最终小学教员有了属于自己的笔墨，在他到了应该退休的年龄，他的写意中国画被李苦禅誉为“白石后一人而已”，成了大器晚成的又一例证。这位小学教员就是张朋先生。张朋先生留在大学路的这则故事，常常让我猜想当年的那间闲置的老屋是在哪所老院中呢？
张朋先生去世到现在正好满一年了，去年也是在这个时节，我在博客上写下了一篇札记：
看到张朋先生去世的消息，享年九十二岁，晚上找出写有当时拜访老人的札记的画册。记得当天从张先生家出来，来到报社后，收到了北京朋友寄来的这册自印的画册《2006苏州雅集》，顺手就在前边的白页上记录了到张先生家的印象。前些天和一位上海来的美术评论家谈起张朋，评论家很为张先生晚年的搁笔感到惋惜，说其实完全可以再画啊，对外宣布封笔，不等于真正在家里不画，这个样子，实在是损失。我没接话，张先生搁笔，自然有他的道理，也许是看到老人生活中的样子，和他的绘画留给我的印象差距太远了。这几年，每个星期天，我都要陪着女儿到少年宫，每次都要经过张先生家的院门。常常不由得要扭头看看张先生住的那间采光并不太好的房间窗户，一位真正的画家真实地呈现在眼前。现在老人去世了，再走过那个熟悉的门牌号码，会有什么感觉呢？
在那本《2006苏州雅集》卷前白色扉页上，我写道：
2006年4月5日清明节周三上午九点随H兄至黄台路某号院门前与他小学美术老师会合，拜访张朋先生。H兄美术启蒙老师当年曾随张朋学画。至一楼张朋家，印象深刻，出乎想象。张先生八四年搬入此“旧套三”居（当时为新楼属好房），一直未再迁居。张老言搬过七次家才有此屋。几年前青岛文化名人公寓落成，曾让老人搬入，但为张老拒绝。老人起居室看上去不足十平方米，窄小寒酸，墙上两幅写于八十年代初的书法，三张镶在镜框中的张朋彩色照片。老人手冰凉，眼神纯净，已戒酒，但仍吸烟，不是弹烟灰，而是直接用焦黄的食指掐掉。言谈清晰，说已八十八岁，仍是老毛病，脑供血不足，胳膊凉。问老学生现在住何处，并拿出一张纸片让他写下地址。家中已看不出书香色彩，更无文房之类，旧桌上一个笔架孤单摆在那儿，架上并无毛笔。当年作画工具已送学生们了。张先生说自己从七九年就不再画了，八十年代初还画过一些，但很少，只零星画过一些。老人桌上也少书卷，三部厚实的旧《辞源》流露着一点文气。张先生当年喜欢围棋，亦早已放弃，几乎与搁笔同时。张先生的老伴坐在一边的小床上，后来说累了就躺在了小床上。张先生和老学生谈起当年旧事，话题不再涉及绘事。我突然悟出张先生何以搁笔：做小学美术教师时的张朋，绘画带给他的是精神的愉悦和心灵寄托，六十岁后因北京一些名家如袁运甫、祝大年、李苦禅等先后来青岛看到他的画后大加赞赏，之后他的画作传到北京，又受到李可染、张仃、吴作人等的褒扬而成名，尤其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就张先生的工作给予了批示，即将退休的小学老师，从而转身为大学教授，张朋的成名既晚也早，说早是因为若没有成名，他还会继续享受绘画的乐趣，成名带给他的虽然有生活和身份的改善，但更多是麻烦，尤其是各方面索画求画的纠缠，绘画已不再给他艺术的快乐。时下张朋画价早已与他无关，他的作品也大多离开了他的生活。张先生旧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印刷品照片，是张先生画的牡丹。我们坐在（与张先生并排坐着）另一张稍大点的床上（这间小房间里因这两张床而显得拥挤），身后墙上贴着一张印刷的张先生的画《得寿》，画面上是张先生最擅长的老猴献桃。张朋是青岛书画的绝唱。
实话说，拿张朋先生与老舍那一代的文人相比是不恰当的，即便是和当代的文人相比，张朋先生与全国的那些绘画大家相比，也只是一位属于本地的名家，但尽管是地方名家，张先生的写意中国画，是能够拿到北京上海为识者赏的。（艺术评论家陈传席曾把张朋和黄秋园、陈子庄、陶博吾并列为当代中国画四大“在野派”名家，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可以想见张朋的画作艺术水准。）1949年之后，那些文人的故事都成了绝唱。即便是今天的张朋先生，也成了绝唱。
除了假期，每天的早晨和傍晚，我都要沿着大学路走过，陪着女儿来学校和回家，在夏天的绿荫里，阳光变成了一地的碎珠。走在这样蕴藏着多少现代文人故事的老街上，怀旧成了一路伴随的光影。走在大学路上，时常与老舍、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们遭遇，有时这种遭遇突如其来猝不及防。他们当年来过青岛，青岛是他们人生之旅的一个驿站，他们在这儿留下了《八骏图》《樱海集》《骆驼祥子》……也留下了他们的故事——与青岛有关的故事或无关的故事，我更感兴趣的并非他们与青岛的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他们与别人的故事。
2010年6月28日于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