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传》里，记述了齐白石1936年七十四岁时四川之行，起因是“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常托同乡请白石老人给他刻印，因此成了“千里神交”，春初来信邀请老人入川：蜀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不可不去玩，接着又来电报，欢迎老人前往。因为老人的继室宝珠夫人的娘家是四川的，也很想回娘家看看，遂于4月27日同宝珠带着两个孩子动身南下入川，到了八月底离开成都返京。回到北京家后，有人问他，这次川游，既没有做多少诗，也没有作什么画，是不是心里有了不快之事，所以兴趣毫无了呢？老人回答：并非如此，我们去时是四个人，回来也是四个人，心里有什么不快呢？不过四川的天气，时常浓雾蔽天，看山是扫兴的。老人还背了一首《过巫峡》的诗给问者：“怒涛相击作春雷，江雾连天扫不开。欲乞赤乌收拾尽，老夫原为看山来。”老人在四川曾游了青城、峨嵋等山。其实老人四川之游，的确有“不快”之事，在他的“丙子（1936）日记”中有一则简单的记录：“八月廿四日（阳历），XXX以四百元乞谢予半年之光阴。曾许赠之三千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在此年日记文后又补题：“丙子后六年，辛巳（1941）冬十月十又八日，因忆在成都时有一门客，日久忘其姓名，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事，兴趣毫无以至此。九九翁。”其后又补题：“丙戌（1946）秋，明日中秋。偶检旧书，见此本子也，伴我虚游四川，仍作记事用。老年人善忘，有一小事，必须记之。八十六岁。”自白石老人日记里的这些话，可知老人对四川之行的“不快”始终耿耿于怀。这个四川“姓王的军人”就是四川军阀王缵绪。
如果没有宝珠夫人顺便回娘家省亲一说，白石老人的四川之行，肯定是“虚走四川一回”。但对于一位年轻人来说，白石老人此行却意义非凡。这位年轻人就是陈子庄。对于齐白石此次不愉快的成都之行的结果，用《石壶论画语要》编著者陈滞冬的话说，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催动了陈子庄内心艺术种子的萌发。
1936年，陈子庄二十三岁，刚开始他的画家生活，成都的画商开始卖他的国画作品。陈子庄因画而结识了喜欢书画收藏的王缵绪，并成为王的座上客。因王的邀请，齐白石在1936年4月从北京来到成都，住在文庙后街王氏私邸“治园”中，与成都的文人画家往来密切。陈子庄因与王氏的关系，得以观齐白石作画并当面请益，“齐白石富于创造性的艺术表达能力给陈子庄以巨大的震撼，他一生将要经历的艺术道路的大致方向，其实在这并不很长的与齐白石的接触中就已经决定了。当时的四川绘画风气相当保守，有的画家仅仅因追摹海派绘画风格就被目为新派人物，齐白石大笔挥洒浓墨重色的风格令不少画家瞠目结舌，毁誉均不能赞一辞。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陈子庄虽然受到齐白石艺术思想的巨大影响，但当时并没有立即产生反映，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这种影响才从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可知艺术给人的感动愈深刻，影响就愈久远。陈子庄晚年曾讲起他初见齐白石刻印时大吃一惊的情形，他说，只见齐白石一手执刀一手握石，先痛快利落地将印面所有横划刻完，再转侧印石，用刀方向不变，将所有竖划刻完，然后在笔画转折处略加修整，只闻耳畔刀声砉砉，顷刻之间印已刻成。陈子庄吃惊之余失声说：这办法好。齐白石答：方法要简单，效果要最好。陈子庄直到晚年还常常说自己一生从事艺术受这两句话启发最大。”（陈滞冬：《走近陈子庄》）
贰
张渝在《雪尘语画》里说：中国当代画家中最具魏晋风神者，当推陈子庄。他所依据的多出自《石壶论画语要》，譬如：“我死之后，我的画定会光辉灿烂，那是不成问题的。”“王朝闻说齐白石的虾画出了半透明体，此直外行之谈。”“徐悲鸿的马过熟，都是那一匹，画穷了。”“关山月画的梅花，像是从窗口看出去的景，等于照相机镜头的功能。画面有些像过去村姑剪纸梅花，一个方框框填满，无布局，无组织，无境界，无意趣，无动人的内容，无惊人的技能，不是内心先想一种情景再来画，而只是浓、淡两层点起就是了。无意境不能成一幅画。”等等，张渝说，他真想把《石壶论画语要》一书中的警句都摘录下来，让天下人一睹其肝胆。石壶即陈子庄，石壶是“号”。在陈子庄去世十年后，他的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光辉灿烂”起来，他的《石壶论画语要》经晚年的弟子陈滞冬的整理编辑出版。在1980年代，陈子庄被“发现”，他被称为“画坛怪杰”，他也成了传奇中的人物。对于陈子庄艺术和作品的流传和被“发现”，版画家吴凡贡献很大，作为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吴凡，对陈子庄的画非常欣赏。从1978年起，吴凡就开始宣传和极力推荐陈子庄的作品，在他的努力下，1981年由四川美术家协会举办了“陈子庄遗作展”；在经过四年的“拖延”后，《陈子庄作品选》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吴凡还在1982年第六期的《美术》杂志上发表了评介陈子庄其人其画的文章《奇而朴实，变而更真》。随后，在1980年代中期，《陈子庄画集》等相继问世。另外，陈子庄的弟子陈滞冬整理编著的《石壶论画语要》广布流传（除了陈子庄的画作，《石壶论画语要》是陈子庄之所以能成为“陈子庄”的一部重要作品，如果没有陈滞冬的整理编纂，陈子庄的“谈艺录”恐怕未必如此广为人知，所谓“魏晋风神”者更多源于对此书的阅读印象），他还整理了《陈子庄年表》《石壶题跋》《石壶诗稿》《陈子庄谈艺录》和系列介绍陈子庄生平与艺术的文章。从而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位个性独特的艺术家的人生。
叁
陈子庄1913年生于四川荣昌县，父亲陈增海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到邻县永川瓷碗厂画瓷碗，也为荣昌县盛产的纸折扇画上几笔，扇商因此可以多卖钱。陈子庄晚年回忆说，当年他帮着父亲画折扇，先将十来把折扇展开，一把挨一把放在桌上。用笔蘸了红颜色往上洒，再洒几点绿色，然后画上枝干，略加点缀，十几把桃花扇就画成了。1970年代初，陈滞冬曾见到陈子庄用这种方法画大幅紫藤。
陈子庄六岁时在本乡陈氏祠堂中发蒙读书，十一岁时因家庭经济陷入困境，遂为当地寺庙庆云寺放牛，只吃饭，不要工钱。这庙是一座武僧庙，陈子庄也就随和尚习武，三年之后练得一身武功，尤精技击之术。十四岁时就在荣昌县以教授拳术为生了。这时的陈子庄已长得形貌壮伟，而且武功高强，膂力过人，加之他生性豪爽，又喜欢结交江湖上走动的豪杰之士；因之在荣昌、永川一带颇负豪侠之名。十六岁时，陈子庄自认出外闯天下的条件已具备，乃孤身一人，西去四川省会成都，拜在当时成都武术界最具声望的武术名家马宝门下习武。
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的几年间。陈子庄都在成都及附近郊县活动，这一段时间所接触的人和事，对陈子庄后来成为一个艺术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陈子庄在成都期间，拜师读书，学习书法篆刻。1932年秋天，黄宾虹来四川游历，在成都期间与一些老友及成都名宿和画家往来。十九岁的陈子庄因跟随的老师与黄宾虹交往从而得以观看黄宾虹作画。
但陈子庄此时兴趣所在并不仅仅是艺术，二十出头的陈子庄对政治抱有巨大的热情，且又能接触到四川军政界上层人物，因此心思并没有全放在艺术上。1936年到1939年，陈子庄以王缵绪幕僚的身份活动（1938年王任四川省主席）。这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中央政府迁往战时陪都重庆，陈子庄也随王缵绪往重庆活动。在重庆，陈子庄结识的文化人有学者杨子浦、画家晏济元等，又与张澜先生特别投契，来往密切。1939年秋，蒋介石密令王缵绪谋杀张澜、何九渊，陈子庄因与王氏往来，以偶然机会预知消息，急告张澜离渝得免。追究谋杀失败的原因，陈子庄有推脱不掉的嫌疑，但因王氏竭力担保，陈子庄暂时还安全。但陈子庄自己并不知道这些，他为了避祸，于秋冬之际乘木船沿长江东下，打算出川。船刚到万县，便被守候于此的国民党宪兵十二团捕获，押送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关入土桥场申家沟监狱。
申家沟监狱是国民党关押重罪犯的监狱，很少有人能活着出去。王缵绪这时已明白是陈子庄泄密，但他在人前仍竭力为其辩解，此一案就此拖延下来。这期间社会上已风传陈子庄私放张澜的事，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义举。1941年春天，国民党元老石青阳之子、青红帮要人石孝先闻陈子庄豪侠之名，设法营救出狱，以重金结交。陈子庄出狱后即回老家荣昌县，此后两年都在老家活动。1943年，陈子庄三十岁，在荣昌建成私宅“兰园”，娶本县富绅张绍卿次女张开银为妻，作定居之想。同年，陈子庄在重庆因杨子浦的介绍认识了章伯钧，随即加入农工民主党，稍后又参加民主大同盟，与章伯钧、张澜关系密切，此后数年都在重庆周旋。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子庄随张澜参加国共两党和谈活动。
王缵绪一直对张澜事件耿耿于怀，认为陈子庄在这件事上险些弄得自己下不了台。陈子庄出狱后，王当面质问他为何因一个朋友出卖另一个朋友。陈子庄回答说：你们二位都是我的朋友，你要杀张澜，我既然知道了自然要救他。如果张澜要杀你，我知道了也会救你。王听后大为感动，认为陈子庄真够朋友，二人和好如初。1947年，王缵绪任重庆卫戍司令，陈子庄曾在他的部下任职，但实际上，这时陈子庄已与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后因事被重庆警备司令部通缉，遂回到荣昌，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武装，搞军运工作。1949年，政局陡变，8月，陈子庄受中共华中局指派去成都，协助王缵绪高级参谋郭曙南做策动王起义的工作，以期达和平解放成都的目的。12月，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12月13日，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成都治安保卫总司令王缵绪起义，成都和平解放。陈子庄在1950年l月解放军进城后即到十八兵团联络部报到，作策动王缵绪起义的工作总结，同年秋到重庆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直到1952年底，然后赴合川县参加土改，1953年6月，转重庆三山水泥厂当技工，1954年退出农工民主党，6月，由重庆第一区人民政府转业委员会调至建新化工社任技术员，8月，化工社停工，陈子庄失业。
1954年是陈子庄生活的最低谷时期，这一年他四十一岁，在政治上由最初的热情变为失望，更进而主动疏离。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努力挣得的丰裕生活已一去不返，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家庭负担日重一日。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渐渐聚集起来，走投无路的陈子庄这时甚至想到过自杀。此时，王缵绪已在四川省政府任要职，经过一番幕后操作，由重庆市统战部推荐，陈子庄调入四川省文史馆任研究员。四川省文史馆设在成都，1955年，陈子庄全家遂由重庆迁往成都。
陈子庄定居成都后，潜心研究大写意花鸟画。20世纪50-60年代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很少波及到他。他的生活平淡安静。1959年，开始以南原为笔名在成都报刊上发表作品。1961年，四川省文化局美工室在成都人民公园举办包括陈子庄在内的成都五位画家作品联展。1962年，陈子庄赴剑阁县写生返回后，在四川省文化局美工室举办“剑阁写生画展”。至此，陈子庄在四川绘画界的声望已经确立，1963年，陈子庄成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1966年之前，陈子庄在成都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平静而愉快的，连连的画展，几乎每年都参与省文史馆组织的书画家往四川各风景名胜地游历写生，四川绘画界了解陈子庄艺术的人也渐渐多起来，这些，都给陈子庄绘画创作提供了稳定的心理支持。就在这一段时期内，陈子庄将他的绘画主攻方向由花鸟画渐渐转移到山水画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子庄的绘画环境突然消失，已经改善的生活条件也被迫放弃，陈子庄再一次陷入困境。据说，这时候他又想到了自杀，但他终于没有自杀。对于陈子庄来说，最难堪的是陷入了日常生活的陷阱。1966年以前，陈子庄每月可以从省文史馆领取六十元的生活费，成为省政协委员后，由政协方面补给约一百二十元，每月有固定收入一百八十元左右，加上从1962—1965年每周在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教授绘画略有收入，陈子庄一家在当时的生活水平属中等偏上。“文革”开始后，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乱，陈子庄的收入就只有省文史馆按月发放的六十元，这时候陈子庄已有四子一女，妻子操持家务，没有出外工作，一家七口人，均靠此生存，捉襟见肘。1968年，幼子因游泳溺水而死（据陈滞冬编写的《陈子庄年表》载：1968年夏，成都武斗激烈，陈子庄妻携幼子去亲戚家避乱，车过夹江，幼子溺死江中，妻受此刺激，精神失常。辍笔不作画），陈子庄妻子受刺激精神失常，两个儿子先后去农村落户，大儿子在外地工作，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愈来愈差，心脏病不时发作，生活上的各种压力，突然之间集中到陈子庄身上。
陈滞冬在《走近陈子庄》一文里对陈子庄此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写：
妻子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尚能自理生活，坏的时候整天坐在里屋破口骂人。“狂妻骂我由她骂，听惯只如听念经。磨墨掭毫成日课，藤花脚下写鸡群。”这是陈子庄的一首题画诗，也描绘了他的处之泰然——狂妻虽大骂，但他仍在外屋安静地画他的山水画。这时小女儿来报告说该做午饭了，陈子庄搁下画笔，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些零钱，交代女儿买些什么菜，然后又拿起画笔继续作画。忽然，他想起口袋里剩下的钱已经不够明天买米了，于是赶紧收拾画具，拄一根细细的青城山藤杖，出门去找家境略好的老朋友借点钱。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如果到陈子庄家去，你会经常见到上述场面。这一时期，陈子庄最大的压力，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困窘与贫穷、家人的痛苦以及自己日渐衰老病弱的身体。但就是在这艰难的时代，陈子庄的山水画进入到一个新的、澄澈清明的境界。
1968年是陈子庄家庭大难之年，他从这一年改号“石壶”，又自刻“石壶五十五岁之后作”印章数枚。“从1971年起，陈子庄不断外出写生，整理画稿，新奇的艺术风貌愈变愈多，山水画几乎每幅的情调、笔墨、趣味、结构、格调都不相同，但又和谐地统一在他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之中，一眼望去便是典型的陈子庄画风。这时的陈子庄山水画已进入到一个自由的境界。陈子庄在生活最艰难、精神最压抑、思想被严厉禁锢的时代里，以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过早消耗生命的沉重代价，享受到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与乐趣。这一段陈子庄创作的黄金时期，由1971年持续到1976年。”譬如：1972年3月，陈子庄往龙泉山写生，返成都后整理成《龙泉山写生册》。10月，沿武阳江东下，历双流、彭山、仁寿三县境，得写生稿二百余幅，返成都后整理成《武阳江写生册》一百五十余幅。1973年3月，往凤凰山写生，整理成写生册。10月，往夹江县改制国画纸，得写生稿数十幅。1974年秋，往绵竹、汉旺县写生，得写生稿二百余幅，返成都后整理成《汉旺写生册》一百二十余幅。他在家作画期间，往往在大门外贴上“遵医嘱不会客”。用陈滞冬的话说：陈子庄并不是一个糊糊涂涂的人，他非常懂得自己的价值。他清楚当时中国绘画界的状况，也清楚中国绘画史的进程，他明白，在艺术史的时空坐标中，自己将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也许这些正是激起他巨大创作热情的理性基础。不过，曾经支持陈子庄生存信念的艺术，这时却以消磨掉陈子庄的生命来焕发光彩了。
1976年7月3日上午9时，陈子庄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肆
正如陈滞冬所言，陈子庄在1949年以后，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他的生活是安静而愉快的，作为一位1949年前经历复杂的“国民党起义人员”，已经转身为地方上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能够进入“文史馆”绝非易事。与许多“左翼”文人在1949年之后在大陆的遭遇相比，作为一名地方画家的陈子庄在新的体制下其所得到的待遇和荣誉显然是“人生的成功”。而对政治的疏远和逃避，尤其是远离了与现实与人密切“相处”的主流体制——毕竟文史馆更是一处养老和养闲的安排“统战”对象的清闲机构，从而保护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能够安全过关。在文史馆，以陈子庄的年龄和地位，显然不是被“推崇”的对象——毕竟他只是被安排为一名省政协委员，而不是全国政协委员——也就少了许多被“瞄准”的关注。
纵观从陈子庄年青时代直到1950年代成为四川省文史馆的馆员，四川军阀王缵绪在其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民国”的地方省政府和军队大员，“共和国”的地方省政府的“要员”（当然是作为“起义将领”所得到的作为统战对象的象征性待遇），王缵绪这样的人物实在不是个案。譬如“北平和平解放”的有功之臣傅作义和“长沙起义”的程潜等人，与这些人相比，王只是一个地方军阀而已，还到不了大军阀和“著名”将领之列，但作为这些起义将领手下的一员，陈子庄的命运却是一个独特的“个案”。
1963年10月陈子庄五十岁时，作了两首《五十自寿诗》，其一：“行年五十不知非，喜听游扬怕听诽。日食三餐发尽白，终成脑满并肠肥。”其二：“行年五十应知非，万事粗疏难见微。瞎我一双黄狗眼，至今能不思依依。”此诗中的“瞎我一双黄狗眼，至今能不思依依”读来有揪心之感，此时的陈子庄虽已成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成了新体制下被认可的地方名人，但其所思所感仍是复杂的。
陈子庄的诗稿中多首是题写梅花的，如《题梅花三首》：
一
老病龙钟懒似蛇，颓毫落纸尽槎丫。分明世上知音少，六月香生雪里花。
二
夜午昏昏淡月光，邻家疏影上东墙。老残剩有癫狂笔，聊可骚人咏冷香。
三
不在名园在路旁，坎坷久历是风霜。浑身毛骨硬如铁，开向百花头上香。
“分明世上知音少”“老残剩有癫狂笔”“坎坷久历是风霜”等句实在可以看作陈子庄自己的写照。再如《题梅花绝句二首》之二：“梅花何事开冰寒，贫士常逢白眼看。白眼难销贫士志，冰寒聊作梅花餐。”“白眼难销贫士志”又作“白眼磨成贫士志”，不管是“难销”还是“磨成”，皆是在“常逢白眼”的景况下，仍坚守着“贫士志”。“梅花”是陈子庄的寄托，也是他的自喻。
尽管晚年的陈子庄生活贫困，但不乏知音。譬如他在1970年代初与北京的吴作人、杭州的王伯敏、重庆的吴凡等人的书信和交往。陈寿民在《父亲陈子庄》一书里写道，1973年，陈子庄给大画家吴作人邮寄了十余幅山水册页，其中一幅山水册页题云：“余年届六十，衰病交侵，无复幽兴，日理画课，惟极情乎X匠之斧斤，勉成小幅立纸，奉寄作人先生求正……”吴作人回赠数幅作品并称其画“境界深厚幽微，有文人画的超逸神妙”，在回信中还嘱咐他“画作不可乱与他人，要注意保重身体”。
陈子庄与版画家吴凡（他的版画《蒲公英》是1950年代新中国版画的标志性作品）结识于20世纪60年代，陈子庄说吴凡是四川美术家协会里有真才实学的人，身在重庆的吴凡经常到成都与陈子庄切磋绘事。“文革”初期，吴凡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和批斗。1973年吴凡恢复工作，继续画画。这一年，他从重庆来到成都到了陈子庄家里，陈子庄不在，吴凡问及陈的夫人，陈夫人恍惚说：老头子在茶馆里喝茶。吴凡来到附近的茶馆见到了陈子庄。两人边喝茶边聊近年来各自的生活境况，临近中午时，陈对吴说，附近有一家包子店卖的包子很好吃，可是他的包里没钱。吴笑说今天他请客，他买包子的钱还有。随即，他们二人去了这家包子店。午后，他们回到陈的家里，陈子庄画兴很浓，开始作画……后来陈子庄在信里谈到吴凡这次来访，说他作画太少，别人看不懂，唯内行少数人喜欢，“吴凡这次来省，每日都来看我作画，并要我为他作山水数幅，欣然离去。他是支持我的内行之一，也可以说是知音”。
在吴凡眼里，陈子庄的画不与人同，也不与己同，每幅画都有不同的意趣，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他作画就像流水一样，画完了一幅，摆上一张纸，略加思索又是一幅，一个上午能画六七幅……“文革”时期，也是陈子庄生命的最后七八年中，他的艺术达到高峰。这时，他的画笔被拿走了，他就用小学生习字笔作画，画纸被拿走了，他就用包水果的纸作画，画案搬走了，他就在一张二尺见方的木板箱上作画。他能适应各种纸与笔的特性，怎么画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进了医院，他还在病床上作画，直到1976年7月3日与世长辞。（《父亲陈子庄》，100页）
伍
陈子庄是幸运的，他当年对门人弟子的片言只语，被在他的晚年才跟随他学画的陈滞冬整理成书，在写于1986年《石壶论画语要》的“整理后记”中，陈滞冬讲述了编纂老师“论画语要”的初衷和过程：为纪念自己的老师十周年祭日，他想将自己当年跟随陈子庄学画时的一份记录稿整理成书，但当他从尘封的书箱中找出那些十余年前的旧稿，想起其间的曲折与隐情，又不禁感慨系之了。十年来，他曾有好几次把这些稿子拿出来翻阅，“每一展读，先生的音容笑貌即历历如在目前，使人不忍释手，而且总觉得这些东西应当公之世人，使人们对先生的为人及其艺术多增几分了解。但文稿中先生率直的议论，以及当年先生就曾有过不愿将其公开的初衷”，使他踌躇再四，终于还是又将其放回原处。不过，几经踌躇，最终才整理成书。陈滞冬说：
这份记录稿得以完整保存下来，其中颇经历了几番曲折。这份稿子并不完全是由我一手记录的，严格地讲，这份稿子大部分是一份抄件，而不是原始记录。当年，先生平居无事，家中常有好书画的年轻人来往，先生时时就他们提出的问题作答，有时并因而生发出一些议论，如果恰逢有先生的门人在座，这些谈话则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原记录稿大都是记录在一些随手得到的纸片上，有些甚至写在香烟盒、旧信封的背面。这些记录文字在先生的门人中辗转抄传，就我所知，有好几个人都各自保存有一些抄件。我手上的这份稿子，自信是比较完整的一份。因为当时先生常常要门人将清抄后的记录稿交给他过目，并不时在上面做些修改。我手上的这份稿子，有很多就是从先生那里抄存的。由于这些记录文字出自多人之手，文字的繁简、文体、格调以至思想上的不同，造成了稿子各部分的参差不齐，先生生前曾有几次表示要毁掉这些稿子，而且，也确实将有些门人手上的记录稿要回去烧毁了。1976年春夏之交，先生因心脏病住进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以后，曾和我谈过我手上这些稿子的处理问题。当时，由子环境的险恶，先生的心情极为压抑，他表示，如果有可能因为这些稿子而引出不必要的麻烦的话，则由我将其毁掉。我当时表示，这些东西外间已有流传，不止我这一处才有，毁不完，此外，我这一份比较起来可说是很完整，先生和门人们也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才弄成这个样子，成功者不可毁败，还是以保存下来为好。最后，先生嘱咐说，不可与他人看，就再也没有谈毁稿的事。秋天，先生还没有来得及看时局的转变便逝世了。
陈滞冬从陈子庄学画是在1970年初，直到1976年陈子庄逝世，由于陈滞冬当时还没有参加工作，整整六七年间常常随侍在陈子庄左右。根据陈滞冬的回忆和他记录原稿上所记的日期，最初开始记录陈子庄的谈话大约是在1973年2月初，至1976年春夏之际陈子庄入院就医为止，前后共费时整整三年：
这三年恰恰是先生生活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师母因丙午之乱及幼子寿眉夭逝，精神上受到刺激一直未能复元，家中内外事务均需先生一手操持，而当时全家五口人，生活费仅有先生在省文史馆领取的六十元津贴，以至月月都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甚至常常有家里等米下锅而先生还亲自拄杖奔走借贷的窘境。现在的读者也许很难想象，本书中所记下的那些思想，竟是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之中产生的。生活最艰苦的这几年，正是先生在艺术思想上逐渐成熟，艺术风格上也趋于独善的时期。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于艺术的热爱与追求，当然最起码也应有“贫贱不能移”的执著，但是，一个艺术家，他每天进行精神生产所需要消耗的物质材料，譬如说（我们暂且把维持生命的蛋白质与维生素的消耗排除在外），一个中国画家所不可或缺的纸、墨、颜料、笔等等，对于在当时那种窘迫的生活环境中的先生来说，就简直成了奢侈品。先生晚年都是使用最普通的工具与材料来进行创作，颜料常备的只有花青、藤黄、赭石和少量的洋红，就是这些东西也往往得之不易。在身体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衰病交侵”的情况下，先生使用着最简单的工具与材料，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劳动，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无疑是一笔数量惊人的社会财富。我们现在从本书中所记的这些谈话还可以看出来，在先生晚年那衰弱病困的身体之中，燃烧着多么旺盛的艺术之火。同时，我还要提醒读者回忆一下，1973年到1976年的政治空气，是绝对不适于任何真正的艺术创作和研究工作的，然而，现在读者们将要读到的这些文字，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真正的与深刻的艺术探索，却正是完成于那段时期之中，不用再说什么，读者也可以想象得到先生当年负担着多么沉重的精神压力，他要以何等的力量才能排遣郁积的愤懑而得以潜心于艺术。（陈滞冬：《石壶论画语要》整理后记）
陆
陈子庄去世前留下了遗书，遗书中除了嘱咐儿女家事外，谈的都是家庭之外给组织上的表态和对自己艺术的自我评价：
病势日趋恶化反复大，老心脏病三十年之久，经过这些年来，领导上关心我，得到公费照顾治疗。近日自己感觉随时都是危险，有心绞痛，肝也硬化，那天我突发心绞痛，幸被抢救过来，很感谢党和毛主席。
解放前，我主要画伪品为生，是一种耻辱。解放后得到党的照顾，生活有保障，研究画又得到培养，进了文史馆又安排在省政协，一切好处是说不完的。
……
我对旧社会蒋家店是不满的，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这样。在旧社会也坐牢，也被通缉过，半世光景都是在潦倒中，时好时坏，没过一天安定日子，解放了才算安定。
我的画有些成就，有些心得，都是在新社会才懂得了什么是生活，虽然有此成就，但只在山水花鸟方面，在政治主题画方面，还没有那样水平，终是自愧。
在遗书中，陈子庄还叮嘱儿子要供养母亲和妹妹，恩怨分明，要努力画画，要知道“党和毛主席是大恩人，你们弟兄和妹妹都是吃党的饭长大的”，要珍惜新社会的一切，要认真努力工作，“什么话都可以向领导上说”。最后给儿子强调说，“争取在政治上、工作上做红专的工人，我心里就在死后也瞑目。”
相关书目
《陈子庄谈艺录》，陈滞冬编著，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父亲陈子庄》，陈寿民编著，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雪尘语画》，张渝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石壶论画语要》，陈滞冬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