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京之人，谁也不会忘记他第一次映入眼中的京城景象。
那时，我从家乡晋京的入口在“前外”东侧的老车站。
那时，由津至“京”（还叫北平）的火车，疏疏爽爽，清清闲闲，自自在在——没有多少人，也用不着纷争拥挤。及至车到京城终点，从车窗看见了真正的老北京的城。这不是个“名词”，是个实体。它那么古老，而又那么完整、现实；它那么峻伟，而又那么亲切近人——你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它，并无任何阻挡隔阂。
车缓缓停住了，乘客们从从容容下了车，脚踩着了北京的地面。我的感觉很奇异，但难以文词传达。
出了北京（老）车站，回头一望，见那是一座弧形顶红砖建筑，当时那是个很洋气的物色了。但一朝前走，“北京味儿”就扑面而来，令人立刻置身于一个异样不同人间的境界中。
出站是向西行，右手就是一排带廊子红柱的房屋，已与别的地方两样。走到尽处，接的是城墙旁门——此墙是连接在正阳门楼的。进了这门，才是真正的内城——老北京的主体：内城。
进了内城，入眼景色全新。这新，是外地人初见京城风貌的新。本地的老年人也会说新，只是意味不同：我所见的早非明清之旧观，因为辛亥革命后把皇城拆了，天安门外六部口内衙署消失了，只剩下皇城正门还有残痕可寻，已改名“中华门”。门内直到天安门外这一片，满栽了各色灌木小树，十分茂密，散步者都在此处游憩。这一景观，到新中国成立后仿苏联红场而建天安门广场，即又归于无有。
我这儿说的是一九四〇年的进城路线，前一年投考燕京大学时却与此不同，那是先在前门外“西河沿”去住旅馆。外城的事，容后另谈，因为我与北京的因缘是西郊海甸[2]与内城东城。
如今且先说明：我早年学程十二分坎坷，也说不清经过了多少次的失学（四大原因：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日寇侵略，水灾困阻），直到一九四〇年之秋，方得在京西郊读书。谁知只有一年半，燕园便被日军封闭解散。抗战胜利后，几经努力，又得重入燕园——到我毕业于西语系，已是一九五〇年。然后进入中文系研究院。一九五二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五月，入蜀在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自一九五四年春夏之交，我正式落户于内城的东城，直至于今。
却说一旦定居东城，那么若从外城或外地回家，则必入正阳门东之侧门，循灌木空场的东侧而北行。此东侧是老洋式楼房样式，记得有一所北京最大的邮局，当时若寄海外信函，须到此局（因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之旁也）。此侧并无民居——不像西侧还是老红墙，一排民户的门巷风光。倘若不循东侧直走，拐入一个小弯处，就是通往使馆街（原先翰林院等文化衙署所在），转而北，便还看得见残存的（八国联军炮火的罪迹）带琉璃瓦的某种叫不上名字的栏柱，——仅仅这一点点入目，立刻令你感到这是皇都，这是帝城，这是“日下”“春阳”，真是迥然与“尘凡”“俗世”境界悬殊了。
这样走不多远，眼前就是一座雄伟的“三座门”，此“门”像是一座城门楼，楼阁之下分列三个“洞门”，以通车马。它是跨“满”有名的长安街的特色古建筑，别的城市尚未见过。循此长安街往东不远，就到了街东口，那儿又一座金碧辉煌的牌坊（原长安街只到“东单”，以东全是窄密衔聚的民居，巷亦很狭。今日此街往东延伸，是新中国成立后拓宽展长的）。牌坊，本名“就日坊”（与西城对应的那一座叫“瞻云坊”），具名“东单牌楼”，而北京口语则只叫“东单”。
从“东单”往北行，笔直的大街（北京的街皆可用此语形容）忽到一处大十字街口，只见交叉之处，四面分峙四座大牌坊，其规制又大胜于“单”坊，真是美不可言——我每到此际，总是自愧“词穷才尽”，笔下写不出一句“像样子”的“文章”来足以稍表其美境，心里对不起它，惆怅而悲悯。
这叫东四牌楼，口语又只称“东四”。
从“东四”起，东侧的胡同（巷之专名）便排次起来，叫“东四头条”“……二条”……直到“十二条”为止。再往北，不排行了，有条胡同名曰汪家胡同，进去再往北，则一巷二名：西曰“辛寺”，东曰“门楼”。
这个门楼胡同，便是我定居北京的第一处“巢痕”了（巢痕是陆放翁诗中用语）。
诗曰：
长车缓缓驻都门，十丈崇墉古未昏。
帝里皇州成旧语，中华文化宝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