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对一些历来聚讼的难题喜欢一究其真际，是一种“私下”下功夫的研究对象。另一种是读名家名著，见其所论，并不精当，颇有疑窦破绽，于是不自揣量，妄生与之“上下其议论”的痴心。回顾一下，这两方面所费的心血精力，不比已经成书问世的质量少，但因机缘条件之故，大抵已化云烟。这不能不说是损失——也成了浪费（因为没存下成效）。
这种浪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当编辑所做的审稿工作，其间提意见、贴签子、写工作报告等等大量学术考订内容，当时批判“知识私有”，一概算公家的“财产”，既不能发表，也难得永远存档。二是给读者、相识、友朋等的通信中的问题解答与讨论，其数量之大，十分可惊。三是读书的眉批札记。四是因故无法完成的残稿。
第一类是“大宗”，如今只能举一二为例，因为实难尽忆。如一次给我的任务是审理《花草粹编》。此书是一部大型词选，书稿一大摞，高达一二尺，整理者是林大楼。林氏是曾在商务印书馆出过书的，非无名之辈，其时已作古，代理助者是黄君坦。黄先生是词人，名人黄公渚的令弟，我们也属忘年交。可是我一看稿，一核证，其校勘整理却是一团错乱，一塌糊涂，谁也对不上谁（版本异同），抉择定文也莫知其取舍之义。最头疼的是他所作的校记交待之文字，多数与实际不符，莫可究诘，真是驴唇马嘴，不知是怎么作成那样子的。我只好贴“意见签子”，贴得纷如牛毛。作完了，呈与“古典部”的领导某公，他不太懂学问，只会“使唤”人苦作，也不问其甘苦困难。他让我和黄先生去打交道。几经往返，黄又“作”完了之后，不但问题并未解决，又添了新麻烦！最后一次黄的话是：“我一见它已经头疼了！……我已经再弄不了了！”
就这样，折腾了期年累月，稿无法用，打退——而我的光阴心力，就等于和那书稿一齐“报废”了。
如此之类，不知凡几。
又如一次，楼适夷，他原是“鲁迅编译室”的主管人，忽来暂管“古典部”，要我作一部“批点本”《红楼梦》。我遵命，先作一回作为“试验田”，选的鸳鸯抗婚。这事本很难为——彼时的“红学理论”，还都是教条的那一套认识与标准，况且批点特色主要是提引、启示、点染、感发、通前贯后（指结构章法）、伏线呼应（笔法艺术）……，这不能写成一篇篇的“小论文”，即正面的“讲解”“灌输”。文各有体，中华最重者在此。但楼公对此似乎一概不明，看了我的试稿摇头否定。开会时我问他：“是否认为一无可取？”他说“是”。我不免有气，与他争辩。
大约因为我当时面色与辞气都显得不太委婉，一旁的舒芜君替我担心，用“书面”劝我，警戒云：“绝不可以拿自己的意见与领导争……”因为那“危险”。
他是好意，并举自己的经历为戒示。而我那时想不通，又与他争（写信）！我的“意气”是：此系学术之事，与政治无关，楼的“红学”难道比别人高深正确？与之争就会犯“政治错误”？想不通。
最后为此还找社长许觉民诉说。
又如一次孟庆锡（从中华书局调来）令我作《水浒》新注本。我作起来，一些注颇有创获。交上去之后，再无下文。后来方知这个计划不再入列了。于是这些研究（一条注都是一项研考的“论文”“浓缩”本）就不发光热地充公消灭了。
有一回，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出版了，那是毛主席特命中华印制的大字繁体竖排本，轰动一时。章氏与张伯驹先生故交，送他一部，我得借阅。方知这位大名家有学问，也不少欠精欠当之处。我说给张先生，他说你可以写给章氏秘书王益如先生转交。我就写了很多条（记得的有论《兰亭序》、书法、古音乐等诸多文学艺术的大课题）。有些条下功夫很大，写得也详细。
交张先生转去后，王先生先已同意，此时却说章已九旬，提出这么多问题，对老人有所顾虑……，压下了。
我得知后，托张先生索回自存。张先生不是学者，不理解此中甘苦意义，以为索回是对他们不礼貌，不大高兴了。因我与他至交，不愿因此发生龃龉，只好不了了之。
至于论学信札，更难追记。我目未坏时，专以小字写很长的信札，秉性是对疑难问题定要讨个水落石出。那才叫认真而不惜一点儿精神力气。
“文革”之后，偶然向学友问问：旧札还有存者吗？答复是：片纸皆无了。
已记的，心中夙存的，想写出的，日久、年衰、记弱，遂难收拾。
无形态的损失，无“记录”的浪费，言之何益乎？
但这毕竟是我居京五十年“生活”中的一项重要部分，若一字不提，也像是“豁达”，其实心里又怎能“坦荡”呢？
环境、条件、因缘、人事（关系）……这些因素，比天赋智慧与力学功夫，同样或者更为重要吧？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从哪儿去做“全面衡量”？高明论之。
诗曰：
辨讹纠误义难辞，不惜精神苦费词。
可叹几多心血迹，浪抛空付阿谁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