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耳目俱损，客气的友人或读者，口谈或信札文章，说我“视力不太好”，“听力欠佳”。眼是后来坏了的，今且不表，单说耳朵的事。
关在“牛棚”时，有幸与《李慧娘》作者孟超分住东西屋，后来他的老同事楼适夷在批他时（受“管制”的，都须彼此互“揭”互“批”），说他在谈话涉及我时总是“聋子长，聋子短”——意思是他从来对人不严肃，口角轻薄。这是人家“背后”对我的美称了，尽管美称不够委婉，却很“实事求是”。
另有一种例，就是名作家写我，如行公（张中行先生）有一文，就直言“打雷听不见”，略有夸张。到了他门人靳飞君，则写我是“耳边悄语，六楼也都可以听见”云。可证人家对我的印象，“重点”就在此一生理缺陷。
也难怪，与我谈话，必须会“喊话”，北京人叫作“嚷嚷”。
喊话，不会是很舒服的“社会活动方式”。
可说来又怪，还颇有人很愿意找到我，向我喊个不休。
你如对我“聋之原因”感兴趣，则我不吝为君一述来由。
敝聋症也非简单之事态，至少有那么四层主因：
其一，有遗传性。
寒门虽然草莽不文，却是个音乐世家，祖辈出人才，擅长吹拉弹唱。最奇的是一位“西院里”堂伯，人皆称之为“聋三爷”，聋得可以，却精于音乐，专能自制小型“文雅笙”，选佳竹良匏，制作精美，音韵悠长。他早不在了，我少时却访得他手制小竹笙两把，爱不释手——我会吹笙也即由此而引起兴致。而这两把笙（口语叫一“攒”笙，两“攒”笙）是父亲从地摊上偶然寻得的。
我爷爷也聋过，七十岁后，见了亲友女眷，心知彼时礼数定要先问好，本未听见，就先迎着说：“好！好！……”
其二，记不清是几岁时了，生了一场大病，幸未“夭殇”，在炕上足躺二个半月，初次下地时脚都不会走了。高烧人事不知，记忆全失。耳朵受了高烧的害。
其三，中耳炎忽然来袭，流黄水，十分厉害。耳膜因而受伤。
其四，一九五四年奉调回京后，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住正房，南面大窗，北墙却在上方开了一个小窗，空气流通。一日，忽然乌云骤涌，雷电大作。我立在西间屋正当中，看那窗外天上的空中变化——猛不防，一个重似千钧的巨大霹雳，从北墙小窗穿入，活似一条火龙，从南墙大窗穿出。而这条火雷活霆，是在我左耳边“走”过的，相距耳朵不过一寸！
那一巨震，我虽未昏倒，只觉脑袋像要裂，而“心”像是要“出窍”。浑身晃悠了一下，支持站住了。
我的成为“聋子”，大约就是这么来的。
聋了，又当奈何？助听器就买过好几个。
怕见生人，怕开会，怕听“课”。
据朋友们不止一次说：你耳朵不灵也有好处：听不见噪音——也听不见不必听的声音，倒是一种“幸福”。
是吗？真的，还是安慰我的“假话”？
也许不全错。
记得“牛棚”中，“后进”者是《静静的顿河》的译者金人。他和我每日对坐，面前一本“红宝书”，默默无休地“学习”与“改造”。一天，他写给我一个小纸条：“你听不见外边的话——太幸福了。”
他指的是外间屋“监守”我们的几员“女将”（造反派，“革命群众”）在畅谈她们的“革命活动”与“思想感情”。
大概我听不见，真的少受了些惊怕。
金人是个头号大近视，看字须把书报放在鼻子上。我和他不熟，他是楼适夷领导的“编译所”的人，因能译俄文，很吃香，稿酬“大大的有”。不料，也进“牛棚”来了。
一九七〇年我又蒙特调回京，总没再见他。后来听说，他死在湖北“干校”了。
能聋，不简单呢，因为民间古文字学家传说：为何“聋”字上边是个“龙”？就因为龙有耳而不能闻之故也。
聋了虽“幸福”，也有遗憾，把我的音乐“事业”完全剥夺了。我从少小时，一门兄弟、群从（zònɡ），个个能拿得起几件乐器，时常“家庭大合奏”，还学和尚的佛乐——笙管笛箫，也学“茶园”里大鼓书的三弦、四胡……至于京戏“文武场”，更不在话下，件件能行。我们最迷天津特有的“五音法鼓”，元宵节、四月庙“出会”时我们敲得很够味，常有一群父老乡亲围上来细听。这种唐宋古乐遗音，虽聋也能胜任，只可惜我无法回到天津去找老搭档，而北京绝无此种民乐。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在，它还在又听又看，不肯清闲罢休。以此之故，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诗曰：
坐雨空堂我不闻，雷霆近耳只毫分。
中年丝竹从消歇，顾曲家风笑此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