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那年,北京也不安稳。记得那还是热天,睡得正熟,迷迷糊糊,似觉木板床颠动,并不醒悟有什么大事,继而全院(单位宿舍大杂院)都被热心人叫起来,跑出屋外,大家在院中伫立“避难”。此时见大女儿月苓从内间屋(当时我一家只有两间屋,在此宿舍里还是“高级编辑”住的)慌忙出来,怀里抱着她的小女儿藻藻……
说来可真是一桩奇迹:月苓当时是唐山一个学院的英语教师,那时不知因有何事,在暑假将到之时提前来到北京,照例住在我这里。事后传来的消息说,那个学校正处于“震”点上,整个校舍建筑都成了一片“压扁”的“饼”,人呢,当然成了“饼馅”。这情景只听听也够惨然了,更何用去“看”!而她却独脱此难。人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愿如此。
就由那夜为始,全北京,日夜不得安生了,不但一夕数惊而已。
例如,在白日间,不知由谁人由何处传来急讯:“快出来!要有大震!……”于是一院人都跑到胡同“中心地带”,坐在那儿,像一群傻瓜在静候“刑罚”一般。偏偏天公凑趣,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来,人们甘心情愿地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是承受着喜霖甘露,不以为苦。
在夜里,忽闻大喊:“快出来!……”又是纷纷仓皇奔出屋外,其时正是大雨如注,势不可当,有机伶的抢出一把伞顶在头上,大多数来不及,只挤在一起呆站着挨浇,真如落汤之鸡,难比淋浴之美。
稍后,人们明白,无论胡同当中还是院子“中心”,都太狭隘了,若真震了,一点儿用也不管,就不约而同地齐往大街宽处去搭帐篷(小的俗呼“窝铺”者是也)。我那“所在单位”占的“领域”是方巾巷(正对北京站,今已不存)以东的(拓展后的)长安街的北边道上一处地方,那极宽敞,旁边只有小矮房民居。帐篷很大,床位密集,男女混杂,又是热天,气味难受。有一夜邻床上的一个大臭脚直伸到我枕上鼻旁!我见此光景,夜不得安眠,遂另想主意,不来此处,而在宿舍屋里用木床等物搭起一个“龛”式的“避震穴”,有木柱支着,如屋顶震塌,也可支撑一二。况日子多了,天已渐凉,不再去受那风露之凄清了,在这自创的“穴”中倒很觉受用。
可是,平生没有享“清福”的命,闲了难受,得找事做。
这个龛穴是个单人木床之支架,可以倚坐于床上,垫一硬板于腿上写字,旁有一木凳,上有乱纸,纸背可以写稿。于是忽生一想,就将素日来访询问书法的问题以及多年来在“书学”(日本所设“书道”)上想讲的诸多体会粗为解答讲论一下。此念一生,手下很顺,每日或多或少,随行随止——不想竟积成一部小书稿,就是后来先后在港、京二处出版的《书法艺术答问》。
提起这部书,还有一段趣闻。
在此书成编之初时,上海的《书法》期刊的苏先生很愿连载,就交付于他。及至刊发了若干节(都不长)之后,内容到了“要害”处——是说篆书用笔是中锋圆笔之法,演变为八分隶楷之后,已是偏锋方笔的书法了,而传统的错觉与误认,还力主隶楷也必须中锋正锋,“笔尖永远在笔画的正中间运行”云云是错的理论与实践。此说一出,书界哗然!纷纷向《书法》提出“抗议”。这把苏先生吓坏了,立刻停止续载拙稿了,还寄来了反对拙论的文章。
但此书问世后,并不像开始那样碰了大钉子,反响还是颇有意味的。据我能够得知的,一位书家与我联系,他要办书展会,他的实践与体认是完全依循拙说而确言是不诬不误的。另一位成都的老学者,古稀早过,读了拙著,来信说,写了一辈子羊毫“中锋”的楷体字,今悟其非——根本不存在真正“中锋”的汉隶与南北朝以来的楷体真书,乃重新习练硬毫“偏锋”书,写出来的字果然与往常另有一种精神了。
我岂敢因此“扬扬得意”而自以为了不起,深知至今以至将来,总还会有坚持“正统”“正确”书法“中锋主义”的书学书法家。世上的学术、艺术,谁是谁非,永远不会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种“一致认为”的欺人之谈。
诗曰:
坤轴掀翻举世惊,女儿何幸死中生。
一龛自作无忧佛,伸纸来宣八法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