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先生是在折扣卖场看到这件外套的。当时他肯定在想：这难看的家伙正是埃莉的尺码，她穿上会不会很蠢呢？而不是想：埃莉会喜欢这件外套吗？这件外套适合她吗？它的袖子跟背面是黑色的，其余全是白色的，就跟护膝一样紧绷却毫不实用。虽然也能抵御些海边的寒风，但我感觉只是因为寒风在靠近我的时候停下大笑起来，而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实际用处。我的父母太过礼貌（软弱），说不出我不用穿那样的话。他们只能说人家是好意，天气也很快就会回暖。我说坚持到那时我可能已经死去。
口哨响起，橄榄球被踢到半空中。哥哥一边跑向球，一边抬着头，眼睛也不眨一下，本能地越过妨碍他的其他队员，跑得惊人地飞快，接着跳跃起来。他拿到了球，停了下来，手腕轻轻一转，递给了另一位队员。哥哥的手跟母亲的一样：他让球说话了。我欢呼着，想扬起双臂却无法动弹，两边臂膀都变得十分僵硬，如同瘫痪。
“加油，蓝队！”母亲大声喊。
“加油，蓝队！”
我的尖叫让母亲跳了起来说：“嘘——”
哥哥一直向前跑，球夹在手臂间。三十码，二十码，他向左边的人做了个假动作。
“加油，乔！”我尖叫着，“冲啊，乔！冲啊！”
他的脚踝被别人绊了一下，但没有跌倒，依然没人能追上他。到十五码的时候，他看见了球门线，四周张望，寻找队友。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道由五人组成的人墙。他全速撞了上去，硬骨软骨牙齿一齐冲撞着，而后倒在一片血迹斑驳的淤泥里。好几个身体从两侧压倒在哥哥身上，场上一片寂静。
太阳缓缓从大楼后面探出来，照亮了这尊压在哥哥身上的人体雕塑。我抬头看着父母，母亲因太过害怕而转过身去，捂着嘴的双手直抖。父亲则拍掌大声鼓励：“干得好，孩子！干得好！”这是个不寻常的回应，人家脖子可能都断了。显然只有我一个人意识到危机。我冲进球场，跑到一半，就听见有人喊：“有——有——有一只企鹅！”
我停下来，四处张望。人们都在嘲笑我，甚至包括我的父母。
裁判上前将受伤的运动员拉开，直到露出哥哥，他扭曲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有一半的身子嵌入了淤泥中。我试图俯身凑近他，但紧绷的外套妨碍了我，我挣扎着却因此失去了平衡，倒在他身上。这一动作让他忽然坐了起来。
“嘿，”我说，“你还好吗？”
他奇怪地看着我，没有认出我。
“是我，埃莉。”我说，在他面前摇摇手，“乔？”我本能地扇了他一巴掌。
“哎哟，”他说，“你为什么打我？”
“电视里都是这样演的。”
“你为什么穿得像只企鹅？”他问。
“为了逗你开心啊。”我说。
他真的笑了。
“你的牙齿哪儿去了？”我说。
“我想已经被我吞下去了。”
我们是最后离开球场的，他们都爬进后座后，车里的温度才慢慢升高。
“坐得下吗？”母亲从前面问。
“噢，可以，很宽敞，波特曼夫人。”查理·亨特说，他是哥哥最好的朋友。位置当然够宽，因为母亲将座椅向前拉过，她的脸几乎要贴到挡风玻璃上去了。
查理在比赛中打前锋位置（他们告诉我的），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他可以决定球的去向。在归家的车上我对他说：“如果你是乔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不多传些球给他呢？”他笑着揉揉我的头，没有回答。
我喜欢查理。他闻起来有一股棕榄香皂和薄荷糖的气味，长得也很像我哥哥，只是肤色更黑一些。也因此，他看起来比真实年纪要大一些，也更聪慧。他跟我哥哥一样爱咬指甲，我坐在他们中间，看着他们像啮齿动物一样咬着手指。
母亲和父亲也喜欢查理，总是会在比赛结束后载他一程。他父母从没有来看过比赛，我父母觉得那很遗憾。我却觉得那很幸运。他父亲在一家石油公司上班，反反复复地带着家人在两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之间来回，直到资源都枯竭。他的父母离婚了——这件事让我感到兴奋——他选择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不是最近嫁给一位发型师的母亲（那位发型师叫伊恩）。查理平日里自己做饭，房间里有一台电视。他性子桀骜不驯，但他可以自给自足。我同哥哥一致认为，如果我们遇上了海难，只要查理在，情况会没那么糟糕。车子转弯的时候我故意倒在查理身上，看看他是否会推开我，但他没这样做。后座的温度越来越高，我来回看着哥哥跟查理，感到脸颊发烫。
查理的家在富人区，离我们不远。那里有美化过的花园、修剪精致的狗，以及保养得宜的车子。这种生活，就像父亲那半满的玻璃杯也被喝光了一样，让他在周末的交通中变得颓丧起来。
“多么漂亮的房子啊。”母亲赞叹道，但她并不嫉妒。
她一直这样，感恩生活所赐。她的玻璃杯不止一半，而是镀了金并永久装满的。
“谢谢你们送我回来。”查理打开车门。
“不客气，查理。”父亲说。
“再见，查理。”母亲说，手已经搭在座椅控杆上。查理越过乔的时候，凑近他悄悄地说待会儿再谈。我也靠过去说一会儿再谈，但他已经下车了。
当天晚上，客厅的电视里嗡嗡地报道着足球赛结果。不及时的新闻就好似航海预报，只不过它不如后者重要、有趣。通常我们到厨房用餐时，也会开着客厅电视。那是一种陪伴。我想，仿佛我们家注定是一个大家庭，那些时断时续的电视声会让我们变得更完整。
厨房里很温暖，充满着松脆饼的气味，窗外花园里的黑暗紧拽着窗户，有如饥饿的客人。那棵悬铃木光秃秃的，枝蔓交错着向墨蓝色的夜空中延伸。母亲将天空的这种颜色称为法国海军蓝。她打开收音机，传来卡朋特乐队的歌曲《昨日重现》。她神情落寞，甚至有些悲伤。父亲在晚餐前一刻因一通电话离开了，要为一个别人都说不配得到法律帮助的流氓提供法律帮助。母亲开始唱歌，她将芹菜与田螺端到桌面，还有我最爱的水煮蛋——她用模具把它们做成了好看的样子。
哥哥刚从热气腾腾的浴室出来，容光焕发，面色绯红。他坐到我身旁。我看着他说：“笑一个。”他笑了，趁这个时候，我迅速把一颗田螺扔进他嘴里。
“埃莉，住手！”母亲大声呵责，并转身关掉了收音机。
“还有你，”她指着哥哥，“不要再纵容她了。”
我看到哥哥倾靠着后门沉思。这些新的伤痕与全新的他很配，他轻轻触摸着眼睛周围肿起来的地方。母亲砰地在他面前放下一大杯茶，什么也没说。这一行为纯粹是为了打断他在沉湎的自豪。我拿起另一只田螺，试着用别针将螺肉从壳里挑出来，但却出不来。它反而很诡异地紧贴住壳。即便已然死去，却仍像在说：“我不会放手的。”不会放手。
“你感觉怎么样？”母亲问。
“不算太坏。”我说。
“不是问你，埃莉。”
“我很好。”哥哥说。
“不感到恶心吗？”
“没有。”
“头晕吗？”
“也没有。”
“就算有，你也不打算告诉我，是吗？”她说。
“是的。”他笑着说。
“我不希望你再打橄榄球。”母亲简短地说。
他平静地看着母亲：“我不在意你怎么想，我还是要打。”说完他拿起茶杯连喝了三大口，我想他的喉咙肯定烫到了，但他没说什么。
“太危险了。”母亲说。
“生活就是危险的。”
“我看不下去。”
“那就别看了，”他说，“但我还是会继续。因为我现在更能感受到快乐，一种不曾有过的活力，这更像我自己。”他起身离开了餐桌。
母亲转过身面向水槽，用手擦了擦脸颊。也许她哭了。我意识到，这是因为哥哥第一次将自己同“快乐”联系起来。
我将“上帝”抱进笼子里，也为他准备好了深夜餐食。他的笼子现在在院子里，隔壁新建的栅栏可以为他挡风。我们对新来的邻居都不太熟悉，他们是在戈兰先生去世之后搬来的。有时候，我仍然能感到戈兰先生那张苍老的脸就在栅栏背后窥视，尽管他的眼睛已经接近失明。
我披着毛毯，坐在院子冰冷的石板上，看着“上帝”在报纸下来回挪动。天空无边无际，一片漆黑，没有星星，也没有一架飞机来打破阴沉的寂静。那一刻，我的心也变得如夜空般寂静。这是我的一部分，就像一个雀斑，一道伤痕，一个无人知道的中名[30]。
我伸出手指去触碰“上帝”的鼻子。
“事情过去了。”他悄悄地说。
“你肚子饿吗？”
“有一点。”他说。我给他塞了一根胡萝卜。
“谢谢，”他说，“好多了。”
我听见附近传来声音，起初，我以为是只狐狸在抽鼻子，但又像是树叶簌簌落下的声音。我拿起去年夏天之后就没再碰过的板球棒，循着声音走近栅栏后面，看见她的身体从暗处掉下来，毛茸茸、粉粉的一堆，卧在一捆稻草上。她看着我，满脸尘土。
“你没事吧？”我问。
“没事。”她说。我扶她起来，替她拍走她这身心爱睡衣上的枝叶。
“我不得不出来，他们又吵架了。”詹妮说，“声音非常大，我妈妈将一盏台灯砸到墙上去了。”
我牵起她的手，带她沿着小路走回屋子里。
“我能在你家待一晚吗？”
“我问问妈妈，”我说，“不过她肯定会答应的。”母亲很少对人说“不”。
我们坐在兔子笼边，相互依偎着抵御寒冷。
“你在这外面跟谁说话？”詹妮问。
“我的兔子。他会说话，你知道的。声音就像哈罗德·威尔逊。”我说。
“真的？那他会跟我说话吗？”
“不知道，你试试。”
“嘿，兔子，兔子，”她用粗壮的手指戳他的肚子，“说点什么。”
“哎呀，你这个小浑蛋，”“上帝”说，“疼。”
詹妮静静地等了一会儿，随后看着我，又等了片刻。
“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她说。
“也许他累了。”
“我以前也有过一只兔子，”她说，“那时我还很小，我们住在一辆大篷车里。”
“后来怎么了？”我问，但这会儿我已经感知到它无法逃避的命运了。
“他们吃了它。”她说着，一颗寂寞的眼泪沿着泥乎乎的脸颊流落嘴边，“他们说它自己跑掉了，但我知道真相。不是所有肉的味道都像鸡肉。”她刚刚讲完，就在那个寒冷的夜晚里，露出了膝盖处雪白的肌肤，狠狠地与粗糙的地板摩擦，鲜血马上流出来了。我凝视着她，她突然的暴力行为、脸上的镇定，既吸引我，又使我抗拒。这时，后门推开了，我哥哥走了出来。
“外面冻死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还没说话，哥哥就看见了詹妮的腿：“该死的。”
“她摔跤了。”我说，但没有看着詹妮。
哥哥弯下腰，将她的腿挪到厨房照出来的光束下。
“让我看看怎么回事。”哥哥说，“我的天，疼吗？”
“没那么疼了。”詹妮说，将双手放进睡衣那过大的口袋里。
“你需要一管药膏。”
“很可能，”她说，“甚至两管。”
“先进来吧。”哥哥扶詹妮起来，将她抱在胸前。
我以前从未发觉詹妮如此弱小。她的那些夜间活动，因为被忽视而迫不得已要自立，都让人感觉到她的成熟。但那天晚上，在我哥哥的怀里，她看起来弱小而脆弱，需要呵护。他抱着她走进屋去，她的脸庞平静地窝在哥哥的脖颈处，闭着眼睛，感受着他的关爱。我没有跟着他们走进屋里，不想打扰她难得安宁的一刻。我希望在那一刻她可以拥有一个好梦，相信我所拥有的也会属于她。
* * *
几天后，我跟哥哥被外面可怕的尖叫惊醒。我们在楼梯平台那里会合，拿着各自的武器——我，拿一把滴水的马桶刷，他，握一把长长的木质鞋拔——直到母亲跟着父亲跑来楼梯。他看上去苍白又憔悴，好似在一夜间瘦了十四磅[31]。
“我早就说过了，不是吗？”他告诉我们，疯狂的神情使我们感到陌生。
哥哥和我一头雾水。
“我说过我们会中奖的，不是吗？我是一个幸运的男人，一个受到上帝保佑的人。”说完，他坐在楼梯顶端的位置哭了起来。
他抽泣着，肩膀上下起伏，多年来的苦楚在那一刻终于得以释放，他的自尊似乎被夹在他拇指与食指间的那张纸支撑了起来。他就像个蜷缩的婴儿，母亲爱抚着他的头，随后离开，留下他自己继续哭泣。她让我们一起进了卧室，里面仍然充满着睡眠的气息。窗帘拉上了，床铺冰冷而凌乱。我跟哥哥都忽然感到紧张。
“坐下。”母亲说。
我们照做了。我坐在她的暖水袋旁边，感受到它的余温。
“我们中了足彩。”她坦率地说。
“天哪。”哥哥说。
“那爸爸是怎么了？”我说。
母亲在床上坐下，抚平皱褶的床单。
“他受到了创伤。”她毫不掩饰地说。
“什么意思？”
“精神创伤。”哥哥小声说。
“你们知道你们的父亲对上帝或其他这类事物的看法，是吧？”母亲仍然低头看着床单，双手好像被催眠了似的重复画着圆圈。
“是的，”哥哥说，“他一点都不相信。”
“对，现在情况更复杂了。他一直为此祈祷，现在有了回应，上帝给他打开了一扇指引的门。而要走进那扇门，他知道他必须为此放弃一些东西。”
“他会放弃什么？”我问，以为会是我们。
“他自己是坏人的想法。”母亲说。
我们中彩票这件事，除了家里人以外没告诉任何人，当然，南希知道。她当时正和一个新恋人，一个叫伊娃的美国演员，在佛罗伦萨度假。他们甚至不允许我告诉詹妮·潘妮。我给她画了一堆硬币暗示她，但她误以为那是某种密码信息，提示她从她母亲的钱包里偷些钱，而她还真的如此做了，并买了冰冻果子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