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我们从不提起中彩票的事。在家里，我们也停止谈论这件事。很快我们就把它当成过眼云烟，而不是一件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大事。而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让它成为后者。母亲依旧在商店里看折扣商品，禁不住时时勤俭。她给我们织袜子，补牛仔裤，甚至我臼齿疼得厉害时，牙仙子也不再赠与我钱币，即便我留了张便条跟她说每拖一天都要给利息。
六月的一天，大概在中彩票之后的两个月，父亲开着一辆崭新的带有遮光车窗的银色奔驰停在家门口，是那种通常配给外交官使用的车型。整条街的人都出来观看这赤裸裸的炫耀。父亲推开车门从里面走下来时，街道邻里一阵惊讶，似乎连下巴都掉在地上了。父亲微笑着，试着说了些苍白的话，关于“奖金”之类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在无意中攀上精英阶层的梯子，开始轻视那些认识多年的熟悉脸庞。我觉得有些尴尬，走进了屋子。
当天晚上我们沉默地吃饭。每个人嘴边都是关于“那辆车子”的事，这使得我们吃下的每一口都不是滋味。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她起身拿过一杯水，冷静地问：“为什么？”
“我不知道，”父亲说，“我有这个能力，就买了。”
我和哥哥看着母亲。
“这不属于我们，这辆车不属于我们，它象征着世界上一切丑陋的事物。”她说。
我们又看向父亲。
“我以前从未买过一辆新车。”他说。
“这不是新旧的问题，噢，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辆车是他们血淋淋的房屋首付。那辆车代表的，是我们所不是的那类人。它不只是车，更是这个国家所有不恰当状况的血腥明证。我不允许它在这儿，要么它走，要么我走。”
“那就这样吧。”父亲说完，起身离开了餐桌。
当我们等待着父亲在妻子与车子之间做出选择时，母亲却消失了，只留下一张便条：“不要担心我（我们原本不担心，但她这么说反而让人担心），我会想你们的，我最宝贵的孩子们。”言语间对父亲的忽视，明显得就像是去年圣诞节已经发臭的斯提尔顿芝士的气味。
在试分居期间，突然恢复到单身的父亲依旧开车到法律援助中心上班，毫不犹豫地将这部豪车驶进坑坑洼洼的停车场，那是他们办公室与一家廉价餐馆共享的地方。每当有罪犯走进办公室，都会点名求见“拥有外面那辆车”的律师。他们将这视作一种成功的徽章，却并不清楚戴着它的人从未更失败过。
一天晚上，父亲在厨房拦住我，问我关于车子的事。
“你喜欢它，不是吗，埃莉？”
“不喜欢。”我说。
“但这是一辆漂亮的车。”
“但其他人没有。”
“这是好事，不是吗？与他人区分开来，与众不同。”他说。
“我不确定，”我说，异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想去融入他人的无声渴望，“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跟他们不同。”
我抬起头，看到哥哥就站在门口。
* * *
自从家庭分裂之后，我的学校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我有意让老师发现家里的问题，好开心地逃掉阅读与写作作业，我利用每一个机会和可能去接受自己来自一个破碎家庭。我告诉詹妮，我父母很有可能要离婚。
“要多久？”她问。
“能多久就多久。”我重复母亲最后留下的戏剧性话语，当时她当着父亲的面摔门而出，我无意中听到了那些话。
我很享受这种新生活，只有詹妮跟我。我们常常待在棚屋里，远离喧嚣、混沌与不安，那是属于我们的安静而富足的地方。哥哥之前已经把里面整理得很舒适，有一个小小的电热器，“上帝”很喜欢坐在它面前，也因此他的毛会被烤焦，发出一股酸酸的气味。我坐在那张过去常放在休息室里、磨损了的扶手椅上，递给詹妮一只木酒箱。我假装向我们所幻想的侍应点伏特加马提尼——富人的饮品，哥哥常说，久经世故的人喝的。这酒有一天将会标志着我十八岁生日的到来。
“干杯！”我说，抿了一小口。
“干杯。”詹妮说，面露忧愁。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我说。
“我知道。”她说，随后假装喝完她手中的马提尼。
“究竟怎么了？”我又问了一遍。
她看起来比平常更忧伤。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永远分开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将与他们中的谁继续接触？”
我能说什么？我甚至自己都没有做出决定。父母两人都有正反两面，对于我来说都不完整。我把“上帝”交给她，他的毛发正发出一股刺激的气味。他立刻开始安慰她，容忍她用胖乎乎的手指粗鲁地抚摩着，没注意到他的一绺毛发掉到了地上。
“哎哟，”他说，“笨蛋，哎哟。”
我弯腰拿起自己的杯子，忽然发现有一本杂志藏在椅子下。打开之前，我就猜到是什么——封面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我还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赤裸的身体用他们的私处展示着各种奇怪的动作。在那个年纪，我并不知道阴茎和阴道是这样用的，但我知道人们喜欢经常触摸它们。
“你看看。”我把那些图片挪到詹妮面前，但她没看，也不笑，出乎意料地一个字也不说，而是忽然哭着跑了出去。
我在一棵杏树的阴影下发现了詹妮，她缩成一团，在那条我们曾发现了一只死猫咪（可能是中毒而死）的小巷中。黄昏暮色下，她看起来好斗而孤单，周围尿液与粪便的气味与温暖的微风混合在一起。人们以前把这条小巷当成厕所和垃圾场，现在基本荒废了。我在她身旁坐下，将她嘴边与额际散乱的头发拢好。
“我打算离开。”她说。
“去哪儿？”
“亚特兰蒂斯。”
“它在哪儿？”
“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她说，“但我会找到它，去那儿，他们就会担心我了。”她看着我，深邃的双眼渐渐融入了黑夜。
“跟我一起走吧。”她请求。
“好的，但在下个星期之前不可以。”我说（因为我跟牙医约好了），她同意了。我们背靠着栅栏，她看起来平静了些。
“亚特兰蒂斯很特别，埃莉。我最近听说了的。它在许多年前被一场巨浪海啸所吞没，是一个遍布神奇人物的神奇之地。一些丧失的人类文明很可能仍然存在。”詹妮说。我震惊于她声音里的笃定。似乎能催眠，甚至超凡脱俗，让一切成为可能。
“那个地方有许多漂亮的花园、图书馆、学院，每一个人都很聪明、很漂亮，他们心平气和，也乐于助人，有着独特的能力，清楚宇宙间的奥秘。埃莉，我们在那里可以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那是属于我们的城市，我们会过得非常幸福。”
“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它吗？”我问。
“是的。”她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但我当时脸上必定充满疑惑，因为就在那一刻，她忽然说：“看这个！”然后表演了个魔术，从她粗壮的手臂里变出一枚五十便士的硬币。
“给。”她把硬币递给我。
我把它握在手里，感觉血腥又温暖，就像她一样。我期待着它会消失，就这样离奇地融入夜色当中。
“现在你相信我了吧！”她说。
我说我相信，低头看着硬币上奇怪的日期。
母亲在八天之后回来了，看起来比上次移除肿块的时候更加神采奕奕。南希带她去了巴黎，她们待在圣日耳曼[32]，还遇见了杰拉尔·德帕迪约[33]。进屋时她拎着大包小包，还化了新妆，似乎年轻了十岁。当她站在父亲面前，说“还好吗”的时候，我们立马知道他输了。他什么也没说，那个中午之后，我们再也没看见那辆车。事实上，为了避免父亲堕入惭愧的深渊以及自我的失忆之中，我们不被允许再去谈论它。
父母在餐厅一起写着圣诞卡片，没有哥哥在身边陪伴，我觉得很无聊。我决定去棚屋，将那本悉心藏好的杂志看完。
花园里很黑，树影在微风中朝我倾斜。冬青树上结了坚硬的浆果，每个人都说很快就要下雪了。在那个年纪，我一直对雪充满期待。父亲已经给我准备了新的雪橇，打了蜡的金属滑板闪闪发光，随时等待着滑行。当我经过窗户时，我看见棚内闪着手电筒的微光。我拿起板球棍，笨拙而缓慢地走向门边，但棚屋的门卡在混凝土的台阶上很难打开，我只好将门迅速拉向自己，于是，我看到了那破碎的画面——查理跪在我那裸体而颤抖的哥哥面前，而哥哥正爱抚着查理的头发。
我逃跑了。但并不是因为害怕，完全不是。我在那本杂志里看过这样的动作，那次是一个女人。也许还有人在看着，我不确定。我逃跑，是因为我侵犯了他们的私密世界，也因为我意识到棚屋不再是为我留存的地方。
我坐在房间里，看着闹钟的指针缓慢而疲倦地旋转，楼下传来母亲唱颂歌的声音，就好像在唱诗班一样，歌声嘹亮。富有让她唱得更自信了。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在睡觉。哥哥叫醒了我，只有当事情很重要的时候他才会这么做。“让一下。”他们说，然后都挤进我的床，带着外来的寒气。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说。
“我不会的。”我说。
“你保证？”
“保证。”
我还告诉哥哥，我之前也看过这些，就在棚屋里的那本杂志上。可他说那杂志不是他的，随后我们都“噢”了一声，同时可怕地意识到那有可能是父亲或母亲（或者他们俩）的秘密慰藉。从我的角度来说，或许那个棚屋给了我性爱的启蒙。我忽然为隐藏在我们家族基因里无法控制的生理冲动而感到内疚。
“我现在想睡觉了。”我说。他们俯身亲吻我的额头，道了晚安后悄悄离开了。
在黑暗中，我想起了那些画面，还有关于戈兰先生的，我感到自己老了。也许这就是父亲说南希成长得太快所表达的意思吧。我忽然理解了。
* * *
彩旗挂了起来，温度也升高了。国旗做成的斗篷迎风飘扬，又落在年轻人的脊背上。那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1977年[34]。我们的女王从来没这么受欢迎过。
唱机里传出性手枪乐队的高声演奏，那台机器是潘妮夫人半小时前在街道派对上租回来的。
她穿了一双高跟鞋，走在路上风姿绰约；一件纽扣解开的丝绸衬衫，让我们想起来邻居哥布小姐说的那句：“像一副被卡住的窗帘，但没人愿意看到她的客厅里发生了什么。”
潘妮夫人在第一张支架台停下来，交出她带来的盒子。
“这是我自己做的。”她说。
“你做的？”奥利弗·宾斯布里有些紧张。
“不，我偷的。”
一片沉默。
“开玩笑的啦，”潘妮夫人说，“这是维多利亚海绵蛋糕，女王老了之后的样子。”每个人都笑了，好大声。好似他们其实在害怕。
她蹦蹦跳跳地，又吐口水，又伸拳头，结果差点电死。她那四英寸的细高跟鞋绊到了不那么牢实的延长引线上，而电线在布满青苔的墙边已经磨损。父亲迅速思考后极快地反应过来，及时阻止了她烧成炭渣的可怕后果。他轻轻地将她放在一堆豆袋椅上，并把她露腰的裙子拉高了两英寸。
“噢，阿尔菲，你很淘气！”她大笑着又掉进沟里，父亲上前帮她，她一使劲将他拉倒在她的大腿上（哥布小姐曾说过她穿的小皮裙做成钱包会更合适）。父亲重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试图摆脱她身上像手指紧扒悬崖边缘般黏腻的香水味。
“要不我们再试一次？”父亲说，帮她抬起双脚。
“你是我的英雄。”她噘起涂过紫色口红的双唇，伸出舌头舔着。
父亲提心吊胆地笑着：“你不必像一个保皇党员那样摔倒，海莉。”
“你真是心如止水，阿尔菲。”她说着朝父亲的屁股伸出手去，却碰到了母亲的手。
“凯特，亲爱的，我没看到你在这儿。”潘妮夫人说。
“你能帮一下格雷格·哈里斯管制交通巡逻吗？”
“我会在其他方面帮他。”潘妮夫人说。她摇晃地走向我们那还没得到警察批准的临时路障，它暂时封锁了通向伍德福德大道[35]的路。
詹妮和我负责支架台的工作，我们要给它们铺上印有英国国旗的桌布纸，再在边缘以合理的间距摆上纸杯与一次性餐具。我们还陈列着果酱挞、巧克力蛋卷和马车轮甜品[36]，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并发出芳香的气息。
“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女王。”詹妮说。
“你写了什么？”
“我问她是否可以跟她一起生活。”
“她怎么说？”
“她说得考虑一下。”
“你觉得她会答应吗？”
“不太懂为什么不能。”
一辆车在我们后面哔哔地响喇叭，听起来很愤怒。我们听到潘妮夫人大声喊话：“噢，走开。不，我不会的。继续吧，退后。你过不去的。”
哔！哔！哔！
詹妮看起来脸色苍白。有人将音乐声调高了——很可能是我母亲——试图盖过对方的咒骂。
“噢，你听，”我说，伸出手指指向天空，“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詹妮听了听，笑了：“我也喜欢。我还知道所有的歌词，我开始了。‘我看到一个男人的侧影，小丑，小丑，你会跳方丹戈舞吗？’[37]”
“你不能通过！”潘妮夫人尖叫道。
“雷鸣电闪，让我战栗。”我唱道。
哈里斯先生向我们跑来：“你父亲在哪儿，埃莉？”
“伽利略，伽利略，伽利略。”我继续。
“费加罗！”詹妮厉声高唱。
“你父亲，埃莉，他在哪里？我是认真的，我想这里快打起来了。”
“我只是个贫穷的男孩，没人爱我。”我唱。
哈里斯先生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所以我说你表弟在警察局！”潘妮夫人大喊，连胸脯都抖动起来。
“呀，”父亲边喊着从我们面前跑过，边卷起袖子，“有麻烦了。”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心碎而恼人。
“让他走！”詹妮唱。
“我不会让你走。”我唱道。
“这仅仅是个误会。”父亲说。
“让我走！”詹妮喊。
“我们可以用一杯茶解决这件事。”父亲冷静地说。
“我不会让你走！”
“让他——”
“你们两个现在给我闭嘴！”哈里斯先生尖声大喊，拔掉电唱机的插头。他抓着我们的手臂，走到那棵光影斑驳的悬铃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