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们生活的世界里，男人们来来去去，是个如同乐高积木一样能迅速轻松地坍塌又重组的世界。屋里大多数墙面错落地悬挂着织物，门框上到处都是红粉相间的手掌印花图案，在幽暗灯光下，就好像犯罪现场里逃犯出逃时留下的血迹斑斑的手印。地板上到处散落着一块块小地毯，墙角边，有盏台灯架在一本裸体人像书上，洋红色的丝质灯罩让整个房间都渗透着一种妓院的色调。我当时并不了解妓院是什么，但那种怪异的红令人窒息，让我感到难为情。
我很少到楼上去，因为潘妮夫人的男友通常在那儿睡觉。他们有一些共性：夜间出去工作和大半夜仍在喝酒。但我常常听得见楼上的脚步声、冲厕所的声音，也注意到詹妮脸上的忧虑。
“嘘，”她说，“我们得保持安静。”
因为这些限制，我们很少在她的房间里玩耍——并不是说她房间里有很多可玩的，但是有一张吊床吸引了我，在它下面有一张静谧的蓝色大海的海报。
“我往下看，摇着床，做着梦。”她自豪地对我说，“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就在我身下的某个地方。一场奇幻的冒险在等着我。”
“你以前看过大海吗？”我问。
“没有。”她转过身，擦去镜子上的小小指纹。
“在绍德森的时候呢？”我问。
“那会儿已经退潮了。”
“你知道，它会回来的。”
“我妈妈等不及涨潮了。不过我能闻到，我想我是喜欢大海的，埃莉，我知道我会的。”
我只见过一次潘妮夫人的男朋友。当时我一个人，原本要到楼上的洗手间去，但好奇心促使我悄悄走进潘妮夫人的房间。房间很暖和，但有一股霉味，床脚边有一面大镜子。我只看到他的背。熟睡中，那裸露而结实的后背显得他有些粗野，或许醒来之后也是那么回事。那面镜子没有映到他的脸，只有我自己。我站在房里，有一会儿被左边的墙面给迷住了，看得出在那里，潘妮夫人用口红一次又一次地写着“我是我”，直到各种颜色的字迹重叠，变成了“我是我吗”的表达。那些字迹一直萦绕在我心里。
不管这个家看起来多么奇怪，想到这间房子里的种种可能，我还是惊呆了。这些与我平静的生活毫不相称：一排排带有矩形花园的连栋房屋，像坚固的椅子般稳定的日常。这个世界里，无所谓搭不搭配。这是个缺乏和谐的世界。这是个戏剧般的世界，充满悲剧与喜剧的冲突。
“有给予者就会有索取者。”潘妮夫人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坐下来享用糖果和果汁饮料，“我是一个给予者。你呢，埃莉？”
“她是给予者。”詹妮防护地说。
“女人是给予者，男人是索取者。”这位“神使”说。
“但我父亲付出很多，”我说，“事实上，他一直在付出。”
“那他就是稀有动物。”说完，她把话题转向无人能反驳的事情上。詹妮离开房间时，潘妮夫人拉过我的手，问我是否留意过掌纹。她说自己很擅长读掌纹、塔罗牌，还有茶叶，她能读懂一切。这归于她体内流着吉卜赛人的血。
“书呢？”我天真地问。
她霎时脸红，然后大笑起来，那神情像是在生气。
“好了，姑娘们，”当詹妮回来的时候她说，“我已经受够了你们无聊的游戏了，我要带你们出去。”
“去哪儿？”詹妮问。
“惊喜。”她母亲声调极平地说，“你喜欢惊喜，不是吗，埃莉？”
“嗯。”我说，但不确定是否会喜欢她的惊喜。
“来！外套！”她把外套扔给我们，随后朝大门快速走去。
她的驾驶技术非常糟糕，毫无章法。不管有没有必要，她总像拿着锤子敲击似的按喇叭。我们后面，满是凹痕的拖车咣当直响，在转角处又被甩入人行道，差一点就碾到路上行人的脚，十分危险。
“为什么不把拖车拆下来？”上车时我就问过。
“拆不掉，”潘妮夫人启动车子挂上一挡，“焊接上了。我到哪儿，它就到哪儿，就像我的女孩。”说完她哈哈大笑。
詹妮低头看着她的鞋子。我也低头看着自己的。我脚边，凌乱不堪，有可口可乐罐、纸巾、糖果包装纸，还有一个看上去像泄了气的气球模样的奇怪东西。
我们看见一座教堂，接着就毫无预兆地转弯进入一个停车场。
“滚开！”潘妮夫人没好气地停在一辆灵车后大喊——那辆车装饰俗丽，像在嘲讽着逝者。人家让她离开这里。她不情愿地开走了。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她说，“他还能在意什么？”
“他不在意，”丧葬承办人说，“但我们不能把棺材抬出来了。”
我们一起走进教堂，潘妮夫人牵着我们，走在中间，身子前倾，以示悲伤。她领我们到座位去，向大家分发着纸巾。抬着头，向那些真正失去亲人的人温柔地微笑。她在赞美诗书里的角落做上记号，为唱诗做准备，然后放下地垫，跪下祈祷。她表现得流畅优雅——甚至很专业？——口中哼唱着奇怪的梦幻曲，连换气时都不曾间断。这是我认识她之后第一次发现，她好像天生就属于这些场合。
教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詹妮·潘妮拉我靠近她，示意我跟在她后面。我们溜了出去，沿着墙走了很长一段路后，我们走到一扇厚重的木门边，上面写着：合唱室。我们走了进去。里面空荡荡的，一点不透气，很不舒服。
“你以前也这样做过吗？”我问，“我的意思是参加葬礼。”
“就一次。”她说，看起来没什么兴趣，“你看！”她走到一架钢琴边。
“那你有看过尸体吗？”
“看过，”她说，“在棺材里。盖子是打开的，他们让我亲吻它。”
“为什么？”
“谁知道。”
“感觉怎么样？”
“就像亲吻一台冰箱。”
她按下一个琴键，一个清脆的中音响了起来。
“也许你不该碰任何东西。”我说。
“没关系的，没人能听到。”她说着又按了一遍。叮、叮、叮，她闭上双眼，屏气凝神。然后她将双手放到胸前，又放回到那黑白琴键上。
“你会弹吗？”我小声地问。
“不会，”她说，“不过我在尝试。”她按下琴键，一连串美妙的音符将我击中，那是我听过的最美的音乐。我看着她随着节奏轻轻摇晃，陶醉其中。那种兴奋溢于言表，散发出柔光。那一刻，我看着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被推来搡去，不再得过且过，也不再用去承受那些不幸的风言风语，直到永远。她那样完整。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猜她也知道。
“再来一次。”我说。
“我做不到的。”她有些难过。
忽然，整个教堂响起了管弦乐。隔着石墙，乐声微弱，但重低音音符在我体内回响着，撞击着肋骨又反弹到骨盆。
“应该抬出棺材了。”詹妮说，“走吧，我们去看看，真的很酷。”她推开门时，我们刚好看见抬棺材的人们缓缓行进。
我们在墙外坐着等待。云飘得很低，仿佛从塔尖上便触手可及，一直下落着，下落着。我们听着那歌声。是两首歌，欢快而充满希望的歌。虽然我们都会唱，但并没有加入。我们踢着腿，沉默不语。詹妮伸手抓住我。她的掌心很滑。我没办法去看她。我们的罪过和眼泪不为我们自身存在，而是给予那天的逝者的。
“你们两个太无聊了。”潘妮夫人说，我们正坐在餐厅[26]里准备吃午餐。
她看起来已经恢复了精神，精力充沛，脸上没了早上活动时那悲悯的神色。通常来说，我会对平日里很少吃到的食物充满食欲，但那天我甚至吃不完我的牛排汉堡、薯条，也喝不完像靴子般大的可口可乐。我的食欲，随着那个人的生命，暂时消失了。
“我今晚外出，詹妮宝贝，”潘妮夫人说，“加里说他会照顾好你。”
詹妮抬头看，点点头。
“我要出去找乐子！”潘妮夫人大口咬下四分之一的小圆面包，留下了唇印在上面，看上去就好像是番茄酱，“我敢打赌你们已经等不及长大了，是吧？”
我看着詹妮。看着摆在我盘边的小黄瓜切片。看着擦拭干净的桌面。看着所有东西，除了她。
一整个夜晚，那个不足两英尺[27]长的小小白色棺材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它用粉色的玫瑰和泰迪熊装饰着，如同新生婴儿般被有力的臂膀搬抬着。我从没告诉母亲我那天去了什么地方，也没告诉父亲；只有乔听我谈到那陌生的一天，它让我明白，即使是婴儿也会死去。
我们为什么会在那儿？潘妮夫人为什么会在那儿？一些不寻常的事物将人们的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在当时的年纪里，我还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哥哥说那大概是由各种感情相互交织着的心碎。有失望。有遗憾。我年纪尚小，无法提出异议，又或者说，我还不能完全懂得他所说的话。
* * *
三月里的星期一，一列驶离西汉姆站的地铁发生了爆炸。爆炸的时候，父亲因为提早结束了他的会议，也在那趟列车里。反正他在那通简短的电话中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他很好，真的没事，不要担心。当天晚上，他走进家门的时候还送了我母亲一束花，给我们提早带来了复活节彩蛋。他的西服上沾着灰尘，还有在车厢地板上被踩过的印痕。他的嘴角有一小块结痂的瘀血，耳边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像是点燃了的火柴与烧焦了的头发味。震惊中，他咬到了舌头，再检查竟然奇迹般完好无损后，他冷静地站起来，有序地同其他乘客一起离开安全出口，重新呼吸到车厢外的新鲜空气。
那几天，他在花园里跟哥哥玩橄榄球，笑声不断。他俯身拦球，全然不顾膝盖沾满烂泥。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向我们表明死亡离他非常遥远。然而，当我跟哥哥都假装上床睡觉又悄悄溜回楼梯上后，我们听见了父亲的呻吟。毫不夸张地说，他几乎精神崩溃。
“越来越近了。”他说。
“别说傻话。”我母亲说。
“去年发生那样的事，今年又一起，它对我穷追不舍。”
去年九月，父亲在帕克街的希尔顿酒店见一位重要客户，正要离开的时候，一枚炸弹在大厅爆炸，导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令人欣慰的是，在那紧急关头，父亲忍不住要到卫生间小便，躲过了一劫。不然的话，在那个黑色星期里，他的名字就会在伤亡人员名单里了。换句话说，脆弱的膀胱拯救了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说自己两次奇迹般地从死亡中幸存，父亲更确信正义女神的复仇正隐隐向他逼近。他认为只是时间问题，他迟早会被关进鬼门关，成为地狱之门背后的囚徒，并意识到一切都不复存在，而生命终将消失。
足球六合彩很快成为我父亲的救生索——或者说爱好——中彩对他来说变得那样必要，某些清晨他会使自己相信这已然发生了。他会在餐桌前指着一本杂志问，今天我们买哪个房子呢？这个还是这个？而我只是看着这个自欺欺人、伪装成我父亲模样的男人，静静地伸手拿起一片吐司。以前他从未为钱烦恼过，也许那时也没有，但能中彩成为对信念的考验。他只是需要证明自己仍是一个幸运的男人。
每一周，我始终选择同样的数字：我的生日、詹妮的生日以及圣诞节，总之是对我而言重要的日子。哥哥从不选什么数字，他每次都闭上眼睛，让铅笔旋在网格[28]上自由停落，就好似别人在桌面上用杯子玩的降神游戏。他相信他得到了上帝的指引，这让他与众不同。我说是那些在晚上偷偷穿上的鞋让他变得与众不同。
另一方面，我母亲凡事都喜欢插一手。“让我看看。”她常常这么说。这时我就会叹口气，因为她其实并没有什么想法，她也就只是随机选取。这种随意让我厌烦。就好像一个粗心大意的人用蓝色水笔去给一个橙子上色。我很确信这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也不会中奖的原因所在。但我父亲仍然在写着“不公开”的盒子上做标记，将它放到壁炉上，等待每周三的数字收集。每次他都会信誓旦旦地说：“到了星期六，我们的生活就会彻底改变。”
那个星期六，我们期待着生活能在橄榄球球场——看起来像其他地方一样好——的边线上迎来改变。那次正好是哥哥的第一次橄榄球比赛。在这之前，他是个只会玩板栗游戏[29]的男孩，而现在他蹦蹦跳跳，急切地等待下半场比赛的开始，就像其他正常的男孩一样，正常得让我都不习惯。在此前一年，他已经进入了一所私立学校就读，为此父亲已经搭“进去了一只胳膊与一条腿”（他说，另外剩下的为我留着）。就是在这所学校，哥哥开始变得完全不一样。他变成哪样，我都喜欢，只是担心这个拥有了正常爱好的他，是否还会喜欢我。想到这些，我就会双脚无力，感到地面就好像是会轻易碎掉的鸡蛋壳。
一名队员跑到我哥哥面前跟他低声说着什么。“策略。”父亲说。哥哥点点头，弯腰抓了一把泥土在手中反复揉搓。他的举动如此反常、奇怪，让我不禁为想象中可怕的后果而倒吸冷气，然而，又一次地，什么也没发生。
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笼罩着我们这边的球场，早上还照射着我们的太阳此刻也显得无精打采，躲进了运动场附近高耸的政务大楼后面，令我们在阴影中瑟瑟发抖。我试图鼓掌，但一双手几乎动弹不得。我紧紧裹在那件哈里斯先生一个星期前给我买的大衣里——那完全是一次错误的购物行为，受益的只有商家。那天我第一次穿上它，当我终于挤进去之后，我惊叹于它可怕的视觉冲击，但我当时已经没有时间将它脱下来了，不得不穿着上车赶去橄榄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