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龄舒坦地朝椅子上一仰，架起二郎腿，得意洋洋地说：“李之龙造反了，他同汪精卫、季山嘉（苏俄顾问）勾结一起，要把校长骗上中山舰送到俄国去。中山舰升火待发的关头，被我们发觉了，即将中山舰解除武装，李之龙已被捕了，我们大家都很愤慨，如果他们要抵抗的话，那就是一场血战了。”
包惠僧吃惊不小，追问道：“同海军局打吗？”
“也许不止是海军局吧！”
“就你所说的情况，就应该把汪精卫、季山嘉都逮捕起来呀！”
“校长不肯这样做，汪精卫是主席，季山嘉是客卿嘛。”
包惠僧心不在焉地闲扯了一番，辞出。到了晚上７、８点钟，全市已恢复平静。
他按周恩来的吩咐去看刘峙。刘峙一见面，按他惯常地打着哈哈，同包惠僧握手后坐下，吩咐卫兵倒茶。包惠僧急切地问：“今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刘峙锉着指甲，放到远处观赏着，平心静气地说：“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包惠僧知道问不出更多的东西，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会儿，便回家去了。
周恩来派包惠僧去了解情况后，就和恽代英、陈延年商讨对策。苏联顾问季山嘉火急火燎赶来了。
周恩来请他坐下，告诉他：“季山嘉同志，中山舰的事情是老蒋背叛革命的第一个讯号。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势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参与政变的主力是王柏龄的二师，而一军其他师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多数是要革命的。老蒋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一军多数官兵就会起来反他。况且，第二军谭延、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介石还有宿怨。只要一通电讨蒋，他们都会和蒋介石干一下。再说国民党二大以后，蒋介石又升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压了一块石头，他们当然不服气了。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联合反蒋，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
——这个分析果然不错。１９６５年李宗仁回到大陆，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入席前，好开玩笑的陈毅外长说：“北伐初时一共有八个军长，现在德邻先生回来，我们就有四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这四个军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当时反蒋的势力的确不弱。
“我赞成恩来的分析，如果我们早下手，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就可以及时扑灭这过早喷发出来的烈火……”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说。他戴着一副近千度的眼镜，刚刚换下竹布长衫，穿上军装。
季山嘉拔出嘴里的烟斗摇了摇：“亲爱的中国同志，为了实现国民革命，现在不仅不能讨蒋，而且还要支持他，这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从军事实力看，真正打起仗来，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就很困难，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几倍，都被蒋介石控制着。即使其他各军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了。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我国支援的大量武器和弹药，就此而言，独立团就难坚持一个星期……”
周恩来和恽代英对视了一眼，对季山嘉的说法不太满意，但没有表露，季山嘉注意到他俩的表情，又从另一方面说起：“据我个人观察，蒋介石是个危险人物，共产国际支持老蒋，使中国革命的形势变得错综复杂。鲍罗廷同志回莫斯科后，老蒋对我意见很大，说我与汪精卫一个鼻孔出气，声明我是不受欢迎的人，那我只好等鲍罗廷同志来广州就辞职回国去。”
恽代英赞同：“蒋介石是很会收买人心的，我们的一些文人学者还很吃他这一套。有时连钱都不用。就像五四时期的一个学生，很激烈，大家派他去见省长请愿，他见省长向他笑了笑，于是就觉得这位省长好，他的激烈主张也放下去了。如此怎么能打破蒋介石这个障眼法呢？”
周恩来说：“现在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我的意见是干脆反击。”
“但也有一个问题，”不知谁说了一句，“要是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反共的。”
周恩来也觉棘手，他对陈延年说：“你看怎么办？”
陈延年回想了一下父亲陈独秀对此事的主张，仍然理不出个头绪，只好说：
“我们以区委的名义，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中央，看老头子怎么说。”
包惠僧后来了解到：蒋介石也许是装糊涂，也许给自己下台阶。免去了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的职务，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
欧阳格、陈策、徐桴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到汪精卫家里，好像是负荆请罪的样子，仍请汪精卫继续负责。汪精卫称病，表示消极，他不问事，也不见人。约在４月中旬，汪精卫轻装简从，悄悄地离开了广州。事有凑巧，汪精卫由广州乘船到香港上船时，正遇着胡汉民也坐这只船到香港。胡汉民自廖案发生之后，驱逐许崇智离粤的同时，蒋介石把他软禁在黄埔，到此时才释放出来。他俩在船上碰了一个正着，一时酸甜苦辣百味俱生，各自低下头来，没有说话。胡汉民此行到香港做寓公，汪精卫准备到法国去养病。从此，广州成了蒋介石的一统天下。
蒋介石说：“等到我死了，你们看我的日记。”
过了几天，蒋介石长堤办事处召集军校两派组织的负责人开会。贺衷寒代表孙文主义学会，蒋先云代表青年军人联合会都来了。
肃穆的气氛笼罩着会场。沉默中隐藏着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蒋介石穿着中式便服，双手拢在袖筒里，蜷缩地坐着。
“情况很清楚！”蒋介石不慌不忙地开始讲话，“我由黄埔乘汽艇来到广州东山住所，刚一坐下，即有人打电话问：‘校长今天返不返黄埔？’我回答：‘要返黄埔。’不一会儿又来电话问：‘校长何时动身返黄埔？’我立刻感到，像这样向我打电话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因而疑有异状。便回答：‘返不返黄埔现尚未决定！’我派人侦察情况，见中山舰已自动升火待发，炮口对准军校，同时工人纠察队亦有整装出动的迹象，即判定中山舰将乘我登艇返黄埔之时，拦截到舰上，送往异地加害之。
以事起仓促，故权宜处置。”
蒋先云情不自禁地问：“校长，打电话的究竟是什么人？”
蒋介石站了起来。闪动着威严冷酷的眼睛，用指节敲了一下桌面，嘴角上带着一丝隐约可见的笑意：“没有到死的时候，我不愿把这个人公开。等到我死了，你们看我的日记。”
青联会的头头们愕然不语。
孙文会的则交头接耳。
蒋介石清了清嗓子，打开文件夹，面对整个餐厅，说道：“为了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我愿意去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我的未来操在你们手中！”他顿了一下，又说：“必须马上同右派断绝关系！因此我决定解散孙文主义学会。为了公平起见，同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我正在考虑成立黄埔同学会，由我亲任会长！”
蒋介石从放在桌上的一沓文件上拿起最上面的一张，高声地把事先用铅笔划过的话宣读出来：
“各位！秉党务整理案之精神，中正现今宣布：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军队中不能有跨党党员，退出共产党便可以留在军队里。”
蒋介石果然一箭中的。他这一席话所激起的热烈情绪，远远超过他的期望。所有在场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都大声叫喊起来，恶声咒骂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人。
蒋介石以狡黠的微笑望着坐席中的蒋先云，期待着他能带头表态。
在这场精彩表演的整个过程中，蒋先云是唯一的一个不动声色的人。从他脸上谁也看不出是热情，是惧怕，是喜爱，还是愤怒。他冷漠、安详、沉着，悉心观察周围那些人的举动。
蒋介石望着他询问：“有谁退出共产党？”
他的话刚一平息，蒋先云显出极其坚决的样子向蒋介石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就说：
“我是共产党员，但我不退！”
顿时，会场震动起来，议论纷纷。谁都知道，蒋介石一向视蒋先云为良将，蒋先云对蒋介石也很尊重。他的举动对左派学生很有影响力，然而，他的表态大出蒋介石的意料。会场也为之骚动起来。
蒋介石拍拍桌子，喊着：“安静！安静！”
会议是在餐厅里进行的。这时全场静悄悄的，几乎听不到杯盏、餐具发出的响声，使人觉得这似乎与会后的餐宴颇不相称。
这时，李默庵举手说：“我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好像有东西卡在喉咙口，一个劲儿地咳嗽，又补充说：“因为国民党精诚团结以抗敌，蒋校长为党国劳苦功高，我跟蒋校长走。”
他的话犹如导火索，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大声鼓掌，狂热顷刻猛烈迸发出来。
“什么精诚团结？”蒋先云腾地站起，指着李默庵说，“国共合作以来，平商团，打杨刘，两次东征，哪次不是共产党人奋勇在先？你这个共产党员，如此健忘，居心不良！”
“有些事我们以后还可以商量。”蒋介石打圆场，“但党籍一事，还望诸君再三思而行。”
“我可以跟你蒋校长去冲锋陷阵，火线牺牲，”蒋先云脸上稍稍露出一点嘲讽的神情，用非常低的声音说，“但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蒋先云说这话时，样子是那么高傲、急切、严肃和烦恼，使蒋介石大惑不解。
他把盛满冒着泡沫的香槟酒酒杯举起来，说：“不要因党务整理而伤了国共两党的和气，党籍表可以带回去填写，现在，我为各位的前程干杯！”
在座的大多数人感到十分难受，因为餐厅里像举行葬礼一样静寂。
蒋介石感到惶惑，不停地回头用他那特有的目光——似乎具有触觉和附着力，质问蒋先云：“在这件事上你为何不能带个头？”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先云都滴酒未沾。
这会儿，蒋介石又往蒋先云杯子里倒酒，同时弯下身体凑到他耳边说：“不论你退出共产党也好，不退出共产党也好，我希望你还到我身边工作。”
贺衷寒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蒋介石对蒋先云说的话引起他的猜忌，便高举酒杯一饮而尽。
蒋介石过来和陈赓交谈，问：“近来都看些什么书？”
陈赓回答：“《三民主义》、《建国大纲》……”
“学生的情绪如何？”
“……还好。”
蒋介石审慎地端详着陈赓，一字一顿地说：“你把队伍带出去做什么？”
“听说校长被右派扣留……”陈赓撇了撇嘴，不露声色。
蒋介石不满意地哼了一声，迅速走开。
在返回黄埔的路上，准备筹建黄埔同学会的曾扩情对陈赓说：“蒋校长是国家民族的唯一领袖，继往开来的大圣大贤，我们应该追随他。”
陈赓一言不发，固执地凝视那空旷的苍穹。珠江之上，一块乌云，镶着残缺不齐的玫瑰色光边，低垂在空中。一阵凉风不知从哪里突然袭来，江水汇起阵阵涟漪，棕色的河水变成了绿色。看来诡谲的云块将迅速扩大，不久会把大雨倾泻在地上！
“追随过！我追随过，李之龙也追随过，可是结果呢？”陈赓脸上带着莫名其妙的表情，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汽艇里。
曾扩情急忙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国民党党员登记表，递给陈赓，轻声说：“校长并没忘记你，只是希望你脱离ＣＰ，跟他走。这是顶顶重要的时刻，顶顶重要的时刻！”
陈赓绷着脸，用令人难堪的鄙夷的眼光盯着曾扩情。并试图尽力保持沉静，可不中用，他的音调听起来还是高亢震耳：“本人当着众同学的面宣布，我曾经是个跨党分子。现在声明，本人也是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一个党——共产党！”
像是呼应他似的，汽笛撕肝裂肺地尖叫了一声。船身在震动。涡轮迅速转动，把水搅得像肥皂泡沫，啪啪作响。朝前面看，乌云压阵，大雨即将来临；朝后面看，艇舵犁开了一道深深的浪沟，两排浪花奔逐着，朝两边扩散……
直到６月底，北伐军正式出师的前几天，李之龙才获释，随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新剧团主任，并兼《血花日报》社社长。大革命失败后，李之龙化装成商人，从武汉潜往上海，几经周折，来到广州，和妻子潘慧勤及女儿们一起，同住在岳父家中，以港商作掩护，从事兵运活动，秘密策动海军起义，引起陈策注视。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被迫渡海赴日避难。１９２８年２月６日，李之龙从日本回到广州，当晚被特务逮捕。２月８日即被国民党杀害于广州红花岗。后来传闻：蒋介石在报上见着李之龙在广州被捕的消息，曾打电报给李济深，要他把李之龙解到南京处理。
然而，电报到时，李之龙已经被枪杀了。
关于这次事件，外界已有过许多报道，好像还是没有解开最终的谜底。还是听一听局内人多年之后的说法吧。被人称作蒋介石的“第一只手”的王柏龄说过：
“在１９２６年的３月罢！压迫到了蒋先生的肩头上了，一天早上６点钟，电话铃！铃！
铃！我拿起听筒——‘你哪里？’——‘茂如吗？’——‘是！’——‘就来！’——‘是！’——我疑心，蒋先生必有要事，如此清晨，自己打电话喊我，但是总猜不出。几分钟之后，我出现于蒋先生之会客室。头一句话，就是‘我要到上海去了’。真是一个大炸雷，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一段我可以名之为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件。从此时起，迁延足有一个多月，才揭晓。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二人知之，未待蒋先生许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蒋先生对学生训话，有如果要知道此回事变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于此可以判断这次事件性质之重大，决不是宣传为中山舰事件者比。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若没有学会的话，党老早没有办法了。学会能立了这点功，也不枉这些对党热心效忠的同志。”
在这次事件中，周恩来虽然隐隐约约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却无法说服更高的共产党领导。他在１７年之后讲过：“至于３月２０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
２月５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个示威。他打电报要我回广州。
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３月２０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这年初，蒋介石曾把周恩来叫去，说周欺骗了他，说周在军校建立地下组织，是在统战上搞两面派。
周予以否认。说共产党在尽力搞好统战工作，当然共产党也有权像国民党一样发展党员……这件事就此搁下了。不过周恩来提醒过鲍罗廷：“有些领导人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样友好。”他建议对国民党进行某种间接的警告，如暂时中止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等。鲍罗廷则说：“要避免任何摩擦，这件事微不足道。”
事后，张国焘对周恩来大发脾气
“中山舰事件”后，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权威与中国革命的现实之间，处于优柔寡断、进退维谷的境地。陈独秀开始倾向于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一个独立的军事力量，同蒋介石进行斗争。
